「課外閱讀」張愛玲眼中的魯迅先生


「課外閱讀」張愛玲眼中的魯迅先生

把張愛玲和魯迅聯繫起來,做或明或暗的比較評價,說來也是個老話題了。在這方面,1940年代的無行文人胡蘭成和1960年代的海外漢學家夏志清,均曾留下過色調駁雜的印記。不過,這一話題真正進入中國大陸的學術領域,並引起廣泛關注,無疑是在張愛玲“熱”形成之後的20世紀八九十年代。從那時到現在,不斷有學者和評論家將探索的目光投放於張愛玲和魯迅之間,或梳理從“吶喊”到“流言”的文學進程;或解析由“孤獨”到“蒼涼”的精神落差;或認定張愛玲是“女的魯迅”,“只有張愛玲可以同魯迅媲美”;或斷言張愛玲延續著魯迅的方向,張愛玲作品“被腰斬”則意味著魯迅“傳統之失落”。平心而論,諸如此類的說法,並不缺少推陳出新的高蹈和燭幽發微的精妙,只是作為不同作家的文學對讀,它們殆皆集中在了以客觀闡發為主旨的“平行研究”的層面,而無形中迴避或者忽略了另一個更為質實也更為細緻的視角——“影響研究”(為簡明扼要的說明問題,這裡姑且借用比較文學的一對術語)。後者需要從特定的材料出發,通過實證性的分析,搞清楚張愛玲究竟以怎樣的心態、在何種程度上接受和理解著魯迅?套用一下張愛玲別出心裁的句式,也可以這樣說:“張看”魯迅包含了怎樣的主體評價?而她最終又看到了魯迅什麼?顯然,對於準確有效的張魯比較與評價而言,這是一項無法省略的基礎性和前提性的工作。

「課外閱讀」張愛玲眼中的魯迅先生


正如許多人所知道的,張愛玲一向有著非常個人化的、明顯區別於一般的閱讀興趣。譬如,她對中國古代章回小說的縈懷終生,對鴛鴦蝴蝶派小說的高度痴迷,對市井小報、流行讀物的津津樂道等等。不過,所有這些,都不曾妨礙和取代她對“五四”以降中國新文學作家與作品的關注和接受。事實上,在這方面,張愛玲同樣投入了很高的熱情和足夠的精力,不僅實現了相當充分的資源佔有,而且很自然地將自己的一些閱讀感受與文本評價,融入了筆下無拘無束的“私語”“流言”乃至《紅樓夢》研究,進而形成了與新文學作家自由而坦率的對話或潛對話。不是嗎?她毫不掩飾對老舍作品的稱賞,一再表示偏愛小說《二馬》和《離婚》。她也無意遮蓋對張資平小說的反感,公開承認“我不喜歡張資平”。


對於丁玲,她分明注入了發展的眼光,認為:《夢珂》“文筆散漫枯澀,中心思想很模糊,是沒有成熟的作品。

《莎菲的日記》就進步多了——細膩的心理描寫,強烈的個性,頹廢美麗的生活。都寫得極好。”對於冰心和白薇,她則流露出“童言無忌”式的不恭,明言“把我同冰心、白薇她們來比較,我實在不能引以為榮”。在張愛玲的作品中,如此這般或褒或貶、或揚或抑的文學評價,還程度不同地涉及到了胡適、劉半農、俞平伯、張恨水、曹禺、路易士等等,它們共同構成了作家與新文學難以切割的因緣。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和向度之下,作為新文學泰斗和旗幟的魯迅,幾乎是毫無懸念、勢在必然地進入了張愛玲的視線。關於這點,我們自可從張愛玲作品和相關資料裡得到證明。


先來看張愛玲筆下的魯迅。依照筆者未必全面的閱讀和檢索,在已經公開出版的張愛玲紀實和議論性的作品中,直接或間接提到魯迅的地方主要有六處。茲按大致的寫作或發表時間引述如下:


「課外閱讀」張愛玲眼中的魯迅先生


一,《憶胡適之》寫於1960年代後期,收入1976年臺北皇冠出版社出版的《張看》一書。該文開篇就回憶了作家1954年秋寄《秧歌》和短信給胡適的情況,並複述了短信的內容,“大致是說希望這本書有點像他評《海上花》的‘平淡而自然。”注意!當年最先將“平淡而自然”的評價貽以《海上花》的,並不是胡適,而恰恰是魯迅。關於這點,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清之狹邪小說》寫得明明白白;胡適在為《海上花》作序時,雖引用了魯迅的評價,但亦說得清清楚楚,實在無意掠美。但作家卻似乎無視這些,硬是將“平淡而自然”的版權塞給了胡適,箇中緣故既令人費解,又讓人回味。


二,寫於1976年前後、收入1988年臺北皇冠出版社出版的《續集》一書的《關於(笑聲淚痕)》,是作家為澄清香港市場的盜版圖書所做的聲明。其中有這樣一段:“有人冒名出書,彷彿值得自矜,總是你的名字有號召力……被剝削了還這樣自慰,近於阿Q心理。”

這裡的阿Q無疑指的是魯迅小說中的人物。


三,同樣收入《續集》之中的《談吃與畫餅充飢》一文,沿著作家關於“吃”的記憶談到魯迅的譯作:“幾年後我看魯迅譯的果戈爾的《死魂靈》,書中大量收購已死農奴名額的騙子,走遍舊俄,到處受士紳招待,吃當地特產的各種魚餡包子……魯迅譯的一篇1926年的短篇小說《包子》(作家記憶中的篇名有誤,從情節看當為淑雪兼珂——今譯為左琴科——的《貴家婦女》),寫俄國革命後一個破落戶小姐在宴會中一面賣弄風情說著應酬話,一面猛吃包子。”這說明作家對魯迅的譯作是熟悉的。


四,刊於1983年臺北《聯合報》副刊的《國語本(海上花)譯後記》,圍繞劉半農對該書的評價寫道:“劉半農大概感性強於理性,竟輕信清華書局版徐廑父序與魯迅《中國小說史略》所記傳聞,以為《海上花》是借債不遂,寫了罵趙樸齋的”。以下還有介紹胡適分析許、魯所記傳聞並列舉其矛盾之處的文字。看來作家對於作為學者的魯迅亦不陌生。


五,《小團圓》是作家寫於1975至1976年間,此後又不斷增補修訂,直到近日才剛剛面世的自傳體小說,書中託名盛九莉的作家在談到戀人邵之雍——即胡蘭成時,曾認為他“文筆學魯迅學得非常像”,質之以胡蘭成的文本,此話難免攀附與溢美之嫌,但從另一方面看,卻也在無形中流露出作家對魯迅文筆的肯定與欣賞。


六,《四十而不惑》初載1994年二月《皇冠》第四百八十期,系作家為皇冠出版社成立四十週年獻上的祝福。內中這樣寫道:“我從前看魯迅的小說《祝福》,就一直不大懂為什麼叫‘祝福’。祭祖不能讓寡婦祥林嫂上前幫忙——晦氣。這不過是負面的影響。”


看來,作家涉獵的魯迅小說還具有一定的廣度。以上幾段文字表述,雖然各有各的語境,也各有各的所指,但作為張愛玲直接和具體的涉魯之談,卻又不無明顯的相通之處:

第一,從時間刻度看,它們均出現在作家離開大陸,定居美國之後,而不是在此之前,這是否意味著作家對魯迅的認識和態度有一個逐漸深化的過程?或者說她直接談論魯迅需要一個遠離中國現代文學現場的海外環境?第二,依言說方式論,它們都是作家在講述其他問題時,無意中借用或扯出了魯迅,而不是正面針對魯迅的有感而發,因此也就不曾涉及有關魯迅的具體分析與評價,這難免讓人生出猜測:在公共空間或公開場合,作家是不是故意迴避著對魯迅的發言?


「課外閱讀」張愛玲眼中的魯迅先生


再來看相關資料裡的“張看”魯迅。


《山河歲月》是胡蘭成最早的著作。其中《平人的瀟湘》一文,涉及到作者亡命溫州時同張愛玲相見的一些情況。該文寫道:“愛玲也說魯迅的小說與《三閒集》好,他的滑稽正是中國平人的壯闊活潑喜樂,比起幽默諷刺,他的是厚意,能調笑。他常把自己裝成呆頭呆腦,這可愛即在於他的跌宕自喜,很刁。而他卻又是個非常認真的人,極正大的。”坦率地說,這段話的用語和斷句似乎均有毛病,以致造成了表達的含混——我們搞不清起句之後的一大段議論,究竟有多少是張愛玲的見解,又有多少是胡蘭成的發揮。不過從整段文字的意思看,說張愛玲認同從“認真”而又“滑稽”的角度欣賞魯迅的小說和雜文,恐怕並不算離譜。倘若果真如此,那麼應當承認,張愛玲還是捕捉到了魯迅作品的某些特點的,這當中她自己對諷刺藝術的稔熟和看重,大約起到了橋樑作用。


「課外閱讀」張愛玲眼中的魯迅先生


水晶是到美國做過張愛玲專訪的臺灣作家,他寫的《夜訪張愛玲》於1971年披露於臺灣《中國時報》,產生過廣泛影響。在這篇專訪裡,水晶有這樣的記述:“談到魯迅,她(指張愛玲——引者注)覺得他很能夠暴露中國人性格中的陰暗面和劣根性。這一種傳統等到魯迅一死,突告中斷,很是可惜。”

如果說張愛玲認同“認真”而又“滑稽”的說法,還只是對魯迅作品某種風格和元素的局部把握,那麼,水晶轉述的這段滿是惋惜的張氏話語,則無形中接近了魯迅思想與作品的內質。


因為數十年來的魯迅研究已經證明,深入而無情地解剖和批判國民性,進而達到由“立人”到“立國”的目的,正是貫穿魯迅全部文學和社會實踐的一條基本線索。這裡,張愛玲大抵是憑著自己的生活觀察、人性體驗以及藝術直覺,同魯迅形成了深層的溝通與呼應,而她的作品也恰恰是在這一維度上,呈現出與魯迅作品的殊途同歸和異曲同工。明白了這一點,我們也就明白了當年的傅雷為什麼會在張愛玲的《金鎖記》裡讀出“《狂人日記》中某些故事的風味。”而在這一意義上,水晶將張愛玲說成是“魯迅的私淑弟子”,庶幾並非信口開河。


在分別梳理和清點了作家作品與相關材料裡“張看”魯迅的內容之後,我們不難發現,相對於前者訴諸筆端,寫入文章的公眾場合的涉魯言說,後者只是轉述了作家於私人空間裡表達的有關魯迅的一些看法。

而事實上,偏偏是這後一種私下裡的表述與交流,真正承載著作家對魯迅的敏銳洞察與客觀評價,代表著她特有的魯迅觀。這時,有一種疑問便顯得無法迴避:張愛玲對魯迅既然有著獨特的把握和深層的理解,那麼,她為什麼不願意在自己的文章裡暢所欲言,反而有些閃爍其辭呢?


毋庸諱言,要圓滿可信地回答這個問題,最好依據作家準確無誤的“夫子自道”,然而,在此一條件目前尚不具備的情況下,我們仍然可以做一些儘可能周延的分析與推測:由於受家庭、閱歷、環境、文化等方面的影響,張愛玲對歷史上的左翼文學是懷有諸多不滿的,但是,一種源於西方的相對純粹的文學觀念,卻又讓她近乎天真地奉行著所謂創作不涉及政治的原則,用她自己的話說就是:“自從一九三幾年起看書,就感到左派的壓力,雖然本能的起反感,而且像一切潮流一樣,我永遠是在外邊的……”正因為如此,當她面對一向被尊為左翼文學領袖與旗幟的魯迅時,雖然敏感而清醒地察覺到他與許多左翼作家的不同,以及他較之他們的傑出與高明——順便說一句,她之所以偏愛《三閒集》,或許就是因為從中看到了魯迅對“革命文學家”的質疑與反詰——但卻仍然不願意公開讚揚魯迅,因為那樣會破壞她遠離政治,獨往獨來的處世原則,也會影響她永遠在潮流之外的自選形象。如果這一番分析與推測可以自圓其說,那麼,我們對張愛玲的認識和理解,是否也可以由此更加深一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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