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想起了《病毒星球》这本书的一句话，“病毒：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那么什么叫“病毒”？
“病毒”这个词是自相矛盾的，承自罗马帝国，它原本就包含了两面性，一面是能给予生命的物质，另一面则代表致命的毒液。病毒在某种意义上的确是致命的，但它们也赋予了这个世界必不可少的创造力。创造和毁灭又一次完美地结合在一起。
人无疑是我们这个星球上最强大的种群，自然以及一切生物似乎在人类力量面前都不堪一击。传播瘟疫疾病病原体依赖人类宿主的存在，但又同时对人类的生活造成危害，影响了人类发展，甚至会在一些人类历史重大事件、社会组织结构中的决定性的作用。
与其说是在探讨疾病瘟疫的作用与危害，不如说是让我们更清醒地认识人类自身的脆弱与局限。
文中，将从人和瘟疫的博弈战、瘟疫如何重塑国家的内部形态以及瘟疫对文化的影响，来分析疾病与人类的互动关系。
一 人和瘟疫的博弈战
瘟疫的发生和流行，首当其冲受到影响的是地方政府。每一次重大疫情的发生，均会引起大批民众死亡，土地荒芜，流民增加，巫术盛行，这些对地方统治带来极大的冲击和挑战，以宋代为例，看人和瘟疫如何博弈。
在宋代政府的重视下，一些派到地方的行政官吏，对疫病发生的病因病症等多有观察和记载，如认识到水源污染、气候反常和天行戾气等是瘟疫形成的一些主要原因。某些地方官吏在长期防治疫病的过程中，精研医理，探求疗法，不仅积累了大量宝贵的临床秘方、验方和效方，而且撰写了许多有名的医药方书著作，记载了大量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的医药方剂。
关于宋代政府应对瘟疫的措施，笔者在《宋代政府对疾疫的防治》《宋代政府应对疫病的态度与措施》《宋代政府应对疫病的历史借鉴》等文中探讨了宋代皇帝和中央政府采取的防疫措施。
乾道元年(1165年)二月二十六日，监察御吏程叔逵奏：“臣闻凡人平居无事，饥饱一失其节，且犹疾病随至，况于因饥之民，相比而集于城郭，春深候暖，其不生疾疫者几希，故自古饥荒之余，必继之以疫疠。然臣窃以为众之所聚，疾势易成，转相渐染，难以复治。仍官给文引，俾就归业之处，请粥或米以存恤之。至于无所依归之人，乃令就病坊安养。”
可见，“众之所聚，疾势易成，转相渐染，难以复治”是疫病形成和传播的重要原因。
宋时期，长期担任地方官的沈括(1031—1095)撰有《沈存中良方》《灵苑方》和《别次伤寒》。其名著《梦溪笔谈》列有专门的医药篇，记载了40余种药物的形态、配伍、炮制及其主治功用等，书中记载福建路漳州界，“有一水，号鸟脚溪，涉者足皆如墨，数十里问水皆不可饮，饮皆病瘴，行人皆载水自随”。
苏轼(1036—1101)在地方州府多年为官，撰有《东坡集要方》《圣散子方》《医药杂说》和《苏学士方》等，记载了宋代医学家和地方官吏治疗各种疾病所用的本草、方剂、灸法、养生、炼丹以及医案等内容。后人将苏轼和沈括医书合编为《苏沈良方》和《苏沈良方拾遗》，所收方剂中包含了大量治疗瘟疫的秘方、验方和奇方等，附有丰富的医案。
宋代地方官吏是州县地区防治疫病的核心力量，也是国家政权应对疫病的基层组织者和实施者。地方官吏按照国家疾病防控机制，对辖区内流行的疫病采取了政治、医学和经济等措施加以应对。
其中政治措施主要表现为及时向朝廷上报疫情信息，贯彻朝廷应对疫病的各项政令和措施，提出奖惩官吏的建议，祭祀境内名山河湖，打击巫术和控制谣言等；医学措施主要表现为派遣州县医生诊治，发放药物，公布医方，建立病坊，掩埋尸体等；经济措施主要表现为划拨钱粮赈济，提供粥食，向朝廷申请度牒和减免租赋，有些地方官甚至还拿出俸钱和衣物等以资救疫。
地方官吏在防治瘟疫的过程中，撰写了大量临床实用医学方书，收集了许多有名的秘方、验方和效方，不仅有效地促进了官方正统医学知识的传播，而且对宋代医学基础理论、伤寒金匮、临床诊法、针灸推拿、医学本草、临证诸科、延年养生和医学病案等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
先民受科技医疗及认知水平所限，就能够看清瘟疫的实质，摸清瘟疫传播的规律，找到准确的阻隔与治疗的方法。
二 瘟疫重塑了国家的内部形态
元末瘟疫，民不聊生，爆发红巾军农民起义。朱元璋顺势而起，于1368年，夺取政权，建元洪武。其后明朗276年，宦官专权，瘟疫盛行，百姓流落失所。李自成等揭竿而起。至1644年，崇祯帝被迫景山自缢，宣告明代灭亡。
尤其是明末在山西爆发、波及数省的大鼠疫，成为明王朝崩溃的导火索。据统计。明代水灾次数最多，约计196次，平均每一年多就发生一次。水灾频率越高，时间越长，影响范围越广。对生产的破坏程度越严重，造成死亡人数越多，越容易引发瘟疫的产生。
如博野县“正德十二年，淫雨，河决，瘟疫流行，尸骸遍野”。又“(嘉靖)十一年夏，汉中大水，民大疫”。河南襄城“崇祯五年六月十九日大水，较万历四年壬子大水更甚。是岁秋，人多疟疾。冬，人多伤寒，死者甚众”。
水灾不仅使农业遭受巨大损失，出现饥荒，由水灾引发的疫病更是雪上加霜。明代曾多次发生特大型旱灾，仅崇祯年间，几乎二年发生一次。旱灾过后，收成锐减。饥荒出现，人大批死亡或流徙。
如“崇祯十二三年连荒，颗粒不收”，“万历十六年五月，山东、陕西、山西、浙江俱大旱疫”。人口死亡不仅引发疫情，流民的迁移更把疫病传播至其他地区。致使疫情不断扩大，死者无数，惨不堪言。
据不完全估计，万历八年至十六年，我国北方地区因旱、蝗和鼠疫而死亡的人口多达700万人。崇祯年间北直隶疫区人口由崇祯初年的1095万人锐减至730万人。山西人口由崇祯乏年的1024万下降至620万人。陕西、山东等地的死亡人口也均在数百万以上。
明代万历和崇祯三次鼠疫大流行中，华北三省人口死亡总数超过1000万人。在东南地区，从崇祯五年至十七年连续十二年有疫病爆发。
正如《吴县志》所记“一巷百余家，无一家仅免；一门数十口，无一口仅存者”。严寒的气候使得水灾、旱灾、蝗灾等如影随形，饥荒频繁发生，继而导致鼠疫等瘟疫高发，形成“水旱灾一饥荒一瘟疫”的恶性循环。
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由汉族建立的封建王朝，从建立直至崩析，与瘟疫的爆发与流行都有密切的关系。瘟疫左右了王朝的更迭，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三 瘟疫对文化的影响
瘟疫不仅影响人的身体，历史的更迭，同样还能极大地影响人的心理，瘟疫的背后自有一套价值体系。传染病的流行往往独立于人的意图之外，面对大规模爆发的瘟疫、快速发病死亡的人群，人们很可能瞬间丢失了生存的意义，要填补这一空白，不同文化的人群有着不同的选择。
许多人选择寻求宗教的救赎，譬如基督教曾将意义赋予在瘟疫中突然死亡的教徒们，认为他们是受到了上帝的拯救，从尘世中解脱。对于死者的亲友，死者是去往天国的这种想法给他们带来的慰藉是巨大的。对于那些不信教的人或异教徒，瘟疫带来的灾祸就可以说是上帝的惩罚，可以说瘟疫彰显了上帝的力量。
晚清时期岭南地区瘟疫一直在流行，当时的气候因素、地理环境因素是诱发瘟疫爆发的主要原因。相对于现在而言，清代当时对于瘟疫的传播主要采用的手段有预防和治疗之法，就是有用“磺强水”“灭微生物以绝其源”；“远避染病之人及其人所使用之器物”，并用火烧或沸水来消毒。
可在医疗水平有限的情况下，当时的潮汕地区的官民首先想到的是各方神灵。
“中国风气素喜佞神，每遇三节，必舁城隍神出巡，谓之节会，岁岁行之，莫或废也。地方官等事，意在俯视民情，未尝高悬厉禁。”
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游神赛会，如潮州府城的游神赛会“营安济圣王”。在潮城游神的时候除了安济王之外，还有“关帝圣君”的一天游神，“玄天上帝”的两天游神，虽然这些活动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鬼神致疫思想影响，但是人们希望能够通过这些活动得到上天的帮助和谅解。通过神灵的保佑，人们希望可以顺利的康复，疫情能够尽快的消失殆尽。
对于当时民众自身而言，首先想到的就是祈求神灵的保护，在民众的认识里，鼠疫由瘟神引起。正如史料中记载的一样，普宁县的民众认为：“鼠疫是瘟神下降，生死命中注定，是元数。瘟神夜间在街路走，只听到铁链铛啷之声音。又说此鬼要随声，随烟火，故一至晚间，各村断烟火、跑人声，热闹市坊，变为荒凉之景地”。因此，民众在面对凶猛的疫情时显得很茫然无助，他们自然的就会想到去祈求神灵的庇护和保佑。
其实从两宋时期，就开始严厉打击巫术，控制巫医，推广医药。两宋时期，巫术在民间的流行与存在造成部分地区民众在疫病流行时期不敢寻医，不敢视疾，不敢服药，甚至出现遗弃亲属的行为，严重地威胁到朝廷政令的贯彻和地方政府的救治活动。
因此，为了有效地防控各类疾病和重大瘟疫的流行，以及传播官方正统医学知识，地方官吏对“巫医”的非法活动采取了打击、控制和改造的措施。
天圣元年(1023年)，夏竦(985一1051)任江南西路洪州(治今江西南昌)知州。江西之俗，“尚鬼信巫，每有疾病，未尝亲药饵也”。时洪州大疫，夏竦一方面上奏朝廷，汇报疫情；另一方面命医制药分给居民，“下令捕为巫者杖之，其著闻者黥隶他州”。
从古至今，民众对神灵都存在一种敬仰和依赖的心理。认为许多自然现象、社会现象都是神灵意志的体现，非人力所能改变。瘟疫在危害人类健康及生命的同时，也摧毁着人类的意志。绝望的人们认为，瘟疫是上天的惩罚，所以祈求上天神灵是最好的方式，只有诚心祈福才能平安度过瘟疫。
瘟疫影响了文化，现代医学出现之前，瘟疫迫使人类演化出各种各样的预防手段和心灵疗法，以宗教文化的方式流传下来。无需怀疑，人类面对疫病的脆弱是难以改变的，瘟疫与人的故事还将继续。
参考书籍：《瘟疫来了：宋朝如何应对流行病》《瘟疫与人》《明史》《明实录》《明清时期东南地区疫情研究》《宋代政府应对疾病的历史借鉴》《苏轼文集》《沈括梦溪笔谈》《本草衍义》《北宋政府对巫医的控制与改造》《清史稿》《清圣祖实录》《病毒星球》《中国灾害通史·清代卷》《三千年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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