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漢大宦官王甫與侯覽

東漢後期,從安帝(劉祜,107年~125年)以後,各地便常斷斷續續地發生騷亂和暴動,到靈帝(劉宏,168年~189年)時止,一共不下數十次,全國無一處安定。

朝廷內部的鬥爭和矛盾也日益尖銳。

加之皇帝都因鬱悶和酒色過度短命,繼承人都是年幼的娃娃,太后也多是青年寡婦。

他們認為只有外戚和宦官是可信託的親近,因此便產生外戚與宦官之間互相排擠、殘殺和相互奪權的混亂局面。

他們為著相互傾軋,爭權奪利,便各自樹立私黨,遍佈中央機關和全國各郡縣;

只要是他們的私黨或走他們的門路者,都能有官做,並且升遷得很快。

同時,由於財政困難,漢朝又擴大賣官鬻爵。只要有錢就可以做官,無錢就不要問津。

因此搞得社會烏煙瘴氣,黑暗不堪,社會危機日益加深。

在外戚與宦官的明爭暗鬥中,宦官更其兇狠,他們依靠其容易接近皇帝的便利,拉幫結派,排除異己,貪贓枉法,濁亂海內。

東漢末年的宦官王甫和侯覽便是宦官群中的貪殘害民者。

王甫是東漢桓帝和靈帝年間的一名宦官。

桓帝時,他只是長樂宮的一名專掌飲食的“食監”,到靈帝初年,他不失時機地爬上了中常侍的高位。

這一位子的獲得,與他聯合他人誅殺外戚。

大將軍竇武密切相關。竇武字遊平,扶風平陵人。桓帝延熹八年(165年),他的大女兒被選入掖庭,冬天,被立為皇后。竇武為越騎校尉,封槐裡侯。

第二年冬天,竇武拜城門校尉。竇武雖身為外戚,並不仗勢欺人,他禮賢下士,嫉惡如仇,為政清廉,家無餘資。

從宮中所得賞賜,都分給了太學生,並載糧於路,救濟貧民。

他看到桓帝年間,“國政多失,內官專寵”(《後漢書,竇武傳》),便於永康元年(167年)上疏皇帝,力陳時弊,主張剷除宦官,正是他們欺騙皇上,更改制度,禍國殃民,以至於朝政日衰,奸臣當權。

若不吸取西漢末年王莽竊權終喪天下的教訓,二世之難必將復及,趙高之變不朝則夕。

書奏之後,桓帝瞻前顧後,動作不大,收效甚微。

不久,桓帝去世。因桓帝無子,竇武徵得太后同意後,便立劉宏為帝,這就是漢靈帝。

靈帝初年,竇武為大將軍,為整肅朝政,時常懷有誅剪宦官之意,這正與太傅陳蕃之意不謀而合。

有一天,他們兩人共會朝堂,陳蕃悄悄告訴竇武說,中常侍曹節、王甫等,操弄國權,濁亂海內,若不剪除,後患無窮。

竇武認為陳的意見非常正確,便採納陳的建議,大量起用在第一次黨錮之禍中被排擠的天下名士。

靈帝建寧元年(168年)五月初一,發生了日食。

東漢時期神學迷信盛行,世人認為,太陽為人君之象,日蝕的出現說明朝臣的勢力太大了。

陳蕃便鼓動竇武藉此機會去掉宦官,以塞無變。

竇武趁機向太后進言:按照舊制,黃門、常侍這樣的閹宦之人,只能在宮內以供使喚,主要管理門戶和府庫的財務,可是現在這些人卻參與政事,胡作非為,權勢太重。

他們的賓客子弟遍佈全國各地,且專行貪暴之事,致使黎民百姓怨聲栽道,不能安居樂業。

現在應該把他們全部剷除,以清朝廷。

太后說,按漢制只能誅殺那些犯罪的人,哪能全部把他們趕盡殺絕?

竇武見此情勢從為藉助大後之力除掉宦官已不可能,便決定先剪除王甫等的羽翼。

他略施計謀,除掉了中常侍管霸和蘇康,又數次向太后進言要嚴懲宦官曹節、王甫等。

太后遲疑不定,未作決斷。

八月,太白星出現在西方,大臣劉瑜善觀天象,認為此兆不吉,將相不利,有奸臣在皇上身邊,應該當機立斷,以清君側。

劉瑜又致書竇武、陳蕃,力勸速斷大計。

竇武行動遲緩,後長樂五官史朱踽得知此事,大怒,連夜糾集長樂從官史共普、張亮等十七人,歃血為盟,誓誅竇武。

曹節也聽說此事,便欺騙、挾持靈帝,謊稱陳蕃、竇武謀反。

靈帝不明真相,稀裡糊塗發佈詔令,拜王甫為黃門令,持節收捕大臣尹勳等人。

王甫殺害了尹勳,從北寺獄放出了被竇武關押的奸詐狡猾的長樂尚書鄭颯,並劫持太后奪得璽書。

王甫又命鄭颯等持節收捕竇武等人。

竇武聞變,乃集中數千兵士屯於洛陽都亭下,對抗王甫等人。王甫也命少府周靖與中郎將張英率五營兵主攻打竇武。

王甫親自率領虎賁、羽林、廄騶、都候、劍戟士共千餘人,屯兵朱雀掖門,與張奐等會合。

最後竇武因其內部軍心渙散,不敵王甫,兵敗自殺,被梟首於洛陽都亭。

竇武的宗親、賓客、煙屬全部被殺。

自此以後,王甫等人得志,“士大夫皆喪其氣矣!”(《後漢書·竇武傳》)

王甫生性貪婪,聚斂錢財,永不知足。

他不但對一般人敲詐勒索,就是皇帝的胞弟也成了他敲詐的對象,渤海王劉悝便是受害者之一。

桓帝即位後,曾封他的弟弟蠢吾侯劉悝為渤海王。

延熹八年(165年),劉悝謀為不道,有司認為應該廢除他。

桓帝念及手足之情,心下不忍,便把他貶為瘦陶王,由原來食邑一郡減少到食邑一縣。

劉悝生活素來奢侈,一縣之租,難以滿足他聲色犬馬的生活慾望,於是他挖空心思,想盡一切辦法恢復其原來的封地。

劉悝思考再三,終於鎖定貪官王甫,心想王甫極得皇上寵愛,若讓其從中說情,或許封地能失而復得。但王甫生性貪婪,託他辦事,事無大小,沒有錢財鋪路,是萬萬行不通的。

於是劉悝私下與王甫達成交易,請王甫去皇帝面前多加關照,恢復自己失去的渤海國封地。事成之後,送王甫酬金五千萬。

王甫是不見兔子不撒鷹的人,見劉悝只是口頭許諾,沒有什麼實際行動,所以在桓帝面前沒有替劉悝疏通說話,也絕口不提恢復渤海國封地的事情。

沒多久,桓帝病染沉痾,以致臥床不起。

纏綿病榻之際,桓帝思緒萬千,感慨萬端,忽然一天想起以前對自己的同胞兄弟劉悝的處罰過重,便留下遺詔,等自己死後,恢復劉悝的渤海王之位。

桓帝死後,此遺詔發佈,劉悝的封地得到恢復。

王甫見此消息,大吃一驚,根本沒料到桓帝會有如此之舉。早知今日,何必當初。

要是早在皇帝面前替他說幾句話,五千萬豈不唾手可得!

王甫眉頭一皺,詭計便出,心想反正皇上已死,死無對證,就說在皇帝面前替他說了好話,他如何知道?

於是,王甫索性找劉悝,理直氣壯地說自己在桓帝面前替他說了若干好話,才使劉悝重新得到渤海王封地,並要劉悝兌現早先承諾的五千萬謝錢。

劉悝人也很精明,知道此事決非王甫之功,而是彌留之際的兄長念及手足之情,才對自己網開一面的。所以無論王甫如何索取,劉悝就是一文不給,兩人關係從此搞僵,結下了仇怨。

王甫為人兇殘狡詐,極其陰險。

因劉悝不付給他酬金,他就懷恨在心。派人悄悄地蒐羅劉悝的罪證。

靈帝繼位之時,四處流傳說劉悝對自己不能繼位稱帝而懷恨在心,中常侍鄭颯、中黃門董騰多次與劉悝密謀。

王甫覺得此事必有陰謀,便密告司隸校尉段熲。

熹平元年(17年),王甫終於抓住了鄭颯的一點小過失,把他送進了北寺獄。

並安排尚書令廉忠誣奏中常侍鄭颯等人密謀迎立劉悝為帝,實為大逆不道。

靈帝偏聽,便下詔命翼州刺史將劉悝收捕入獄,考問其罪。並派大鴻臚持節與宗正、廷尉到渤海國拷逼劉悝,劉悝被迫自殺。

妃妾11人,子女70人,使女24人,皆死在獄中。渤海國太傅、國相以下的官員,以不能輔導渤海王的罪名,全被誅殺,這個大冤案便是索要五千萬而不得的王甫一手策劃的。

劉悝死後,靈帝還認為王甫為自己剪除異己有功,加封王甫為冠軍侯。王甫一箭雙鵰,既除掉了異己,又得到了提升,其手段之老辣油此見出。

漢代封建政府,為增加國庫收入,對某些重要商品實行專賣制度,以壟斷其利。

史稱辜榷。利用辜榷賤買貴賣,從中獲利,是王甫的生財之道。

秦漢時期,官吏是絕對不允許經商的。身為中常侍的王甫,其秩祿為二千石,他對當時的官吏不得經商的法律規定十分清楚,但他為聚斂錢財,鋌而走險,機關算盡。

他指使自己的一個名叫王翹的門生,以自己的名義四處活動,自己做後臺老闆。

門生王翹有恃無恐,“於郡官商界辜榷官財物七千餘萬”(《後漢書·楊震傳》),王甫賺了一大筆錢。

時任京兆尹的楊彪發現了王甫貪贓枉法的內情之後,就把此事告訴了司隸校尉陽球。

陽球主管司察京師百官的不法行為,早就想把王甫等貪官繩之以法。

當年,陽球任尚書令時,看到中常侍王甫、曹節等奸虐弄權,煽動內外,就曾發誓:“若陽球作司隸,此曹子安得容乎?”(《後漢書·陽球傳》)光和二年(179年),陽球遷為司隸校尉。

當他接到楊彪的報告後,便精心策劃收捕王甫的計劃。一天,陽球趁王甫出宮休假的機會,上奏朝廷,要求逮捕王甫及中常侍淳于登、袁赦、封弱,中黃門劉毅小黃門龐訓、朱禹、齊盛等,太尉段頰趨炎附勢,巧言餡媚,也應一併除掉,朝廷准奏。

於是把王甫、段熲及王甫的兒子永樂少府王萌押送到洛陽監獄,陽球親自考審,動用了酷刑。

動刑之時,王萌尚狡辯,陽球義正詞嚴,王萌破口大罵,陽球便用土塊塞住王萌之口,棍棒齊下;王甫父子死於杖下。

陽球為警世人,“僵磔甫屍於夏城門”,屍旁還用大筆寫下“賊臣王甫”四字。

王家的財產被朝廷全部沒收。貪官王甫狡詐陰險,貧殘無比劇頭來落個暴屍街頭的結局,也是罪有應得。

侯覽,山陽防東(今山東金鄉縣)人,桓帝初年,為中常侍。他為人奸猾,善於察言觀色,逢迎巴結,頗得皇上的歡心。

他“倚孰貪放,受納貨遺以數鉅萬計”(《後漢書·宦者列傳》)。桓帝延熹年間(158年~166年),因政府連年征伐,致使府庫空虛,於是朝廷決定取借百官俸祿、王侯租稅。

侯覽看到這是一個遷升的絕好機會,也就上縑五千匹,取得了關內侯的爵位。

後來又因議誅梁冀之功,進封為高鄉侯。

侯覽貪婪成性,慾壑難填,他不但廣納貨賄以鉅萬計,而且慫恿其賓客子弟為害鄉里,魚肉百姓。地方官吏如果稍加干涉,便被侯覽加之莫須有的罪名,招來橫禍。

當時小黃門段硅家住濟陰(今山東定陶縣),與侯覽家並立產業。在濟北(治今山東長清縣)一帶,段侯兩家仗勢欺人,為所欲為。他們的僕從賓客“侵犯百姓。

劫掠行旅”,方圓幾十裡被他們搞得雞犬不寧,百姓怨聲栽道。濟北相滕延為官清廉,關心民瘼,調查取證之後,出動人馬,捕殺候覽、段硅兩家的賓客數十人,並陳屍路衢,以示警告。

侯覽、段硅知道此事後,心環怨恨,在皇帝面前誣告滕延慘無人道,濫殺無辜,皇帝不明真相,隨即罷了滕延的官。

從此以後,侯覽更加肆無忌憚,為地方惡勢力撐腰打氣,對朝野正直之士極盡打擊報復之能事。

南陽有個富商張泛,是桓帝美人的外戚,善於製造一些好玩之物,賂遺中官,並以此得到一個顯赫的職位。

他投機鑽營,大肆行賄,權勢日強,氣焰囂張,橫行鄉里。

郡功曹岑蛭和中賊曹吏張牧力勸南陽太守成路收捕張泛及其同黨。

上奏朝廷以後,朝廷競赦免張泛無罪。岑蛭看到朝廷腐敗,就採取了先斬後奏的辦法,先殺掉了張泛及其家族賓客二百餘人,然後再奏知朝廷。

中常侍侯覽得知後,大為惱怒,因為張泛之死,等於掐斷了他的一條財路。於是他慫恿張泛的妻子上書訟冤。

皇帝聽後大怒,便不問青紅皂白,把南陽太守成瑨下獄致死,岑蛭與張牧逃亡到齊魯一帶。

侯覽對阻斷自己生財之道的人設計陷害,對違背其意志的正直官吏更是千方百計設計圈套,橫加迫害。陳留考城人史弼因違背侯覽之意,險些丟了性命。

史弼為官清廉,為人剛直不阿,出為平原相時,朝廷“班下郡國,逮捕黨人,佈告天下”(《後漢書·黨錮列傳》),各郡國尊朝廷之命,大肆搜捕,官吏也趁此機會,排除異己,只有史弼一個也沒有上報。

上司下來督察,對史弼大加責備。史弼據理力爭。

後黨禁中解,“濟活者千餘人”(《後漢書·史弼傳》)。後來史弼遷為河東太守。

東漢時期,各郡國按戶口多少,按照一定的比例向朝廷舉薦德才兼備的人為孝廉,此制度早在漢武帝時即實行,但到了東漢時期,選舉制度已極不健全。

腐敗之風盛行。每到選舉日子臨近,許多權貴都用盡手段為自己的親朋故舊丁二生子弟加緊活動。很多地方官吏也就趁此機會大發不義之財,接送錢多少決定舉薦人選,其結果必然是認錢不認人,致使賢路堵塞,真正的優秀人才反而被淘汰。

史弼對此現象極度不滿,故每到選舉的日子,他都閉門謝客,凡為舉薦一事而來者,一律拒之門外。侯覽依仗權勢,在河東郡選舉孝廉之時,修書一封,書中內容一是向史弼推薦自己的人選,二是向史弼借支鹽稅,名為借支,實為強奪。

送信的使者來到河東郡。因史弼早有安排,所以書信遲遲送不到史弼手中。

最後只好謊稱中常侍侯覽有其他要事致史弼書,決不為推薦之事。

史弼看罷使者所呈書信,怒氣沖天,言稱太守肩負重任,理應選取優秀人才以報國家,你是什麼東西,竟敢謊言欺騙,隨即命令下屬把使者拉出去,杖刑數百。

府丞、椽史十多人都深知候覽心狠手辣,恐史弼日後遭其暗算,皆進諫史弼,放其使者一馬。史弼不予理睬,將使者送到安邑監獄,嚴加拷打,使者當日斃命。

侯覽聽說後非常惱怒,指使其爪牙寫信投到司隸校尉那裡,誣告史弼誹謗朝廷。

司隸校尉懾於侯覽淫威,用檻車把史弼召來,考審定罪。

史弼離開河東時,官吏大都躲得遠遠的,怕禍及自身,只有前孝廉裴瑜認為史弼為侯覽所害。

念及舊誼,親自把史弼送到之地,並在大道旁對史弼說:“您推折虐臣,選德報國,足以名垂青史,希望您大義凜然,不憂不懼。”

史弼說:“我為國而死,死而無憾!”

史弼被投進監獄之後,平原郡當年受過史弼保護的官吏,多方奔走,替史弼嗚冤叫屈。

以前被史弼舉為孝廉的魏劭也喬裝打扮,詐稱是史弼的家童,照顧史弼。

後來史弼被定為死罪,魏劭聯絡同郡的意氣相投者,賣掉郡邸,向侯覽行賄,這也是萬不得已之法。

侯覽見錢眼開,才使史弼保住了性命.侯覽之弟侯參為益州刺史,也是一個貪官,當地的富戶,都成為他勒索掠奪的對象。

他為人狡詐,手段殘忍,只要哪家富戶的財產被他相中,他就誣告人家。

橫加罪名,然後誅滅其族,沒收其財產。他聚斂財富累億計。

有一次,京兆尹袁逢在長安客舍一處就查得侯參三百多車金銀珍玩,視之令人眼花繚亂。延熹八年(165年),大尉楊秉劾奏侯參貪贓枉法屋帝命檻車徵詣廷尉治罪。

侯參自知罪孽深重,行至半途,就畏罪自殺了。侯覽也受到牽連被罷免,但不久就官復原職了。這無疑又與侯覽行賄有關。

侯覽復官後,不但不吸取侯參貪財喪命的教訓,反而變本加厲,聚斂無度,對妨礙自己的人,打擊報復,置之死地而後快。

靈帝年間的黨錮之禍,始作俑者就是侯覽。

侯覽的母親依借兒子之勢在防東糾合其賓客子弟於亂郡國,為害鄉鄰,殘暴百姓,所為不軌。

由山陽郡太守翟超舉薦,時為本地督郵的張儉對侯家的所作所為恨之入骨,他仗義執言,舉劾侯覽及其母的罪過,請求誅殺他們。

不料張儉的章表被侯覽阻斷,未能上達於皇帝面前,從此侯覽便與張檢結下了仇怨。

建寧二年(169年),侯覽回家辦理其母喪事,大造塋冢。

張儉又舉奏侯覽“貪侈奢縱,前後請奪人宅三百八十一所,田百一十八頃。起立第宅十有六區,皆有高樓池苑,堂閣相望,飾以綺畫丹漆之屬,制度重深,僭類宮省。

又豫作壽家,石槨雙闕,高廡百尺,破人居室,發掘墳墓,虜奪良人,妻略婦子,及諸罪釁,請誅之。”

(《後漢書·宦者列傳》)不料此次奏章仍是石沉大海,原來又是侯覽中途截留,未達於皇帝之手。

張儉等了很長一段時間,未得到御批,便大破侯覽家的家宅,沒收了侯家的財產,宣告侯家的罪狀。

又上奏“覽母生時交通賓客,幹亂郡國”,結果還是沒有得到懲辦侯覽的御批。

張儉三番五次劾奏侯覽,讓侯覽寢食難安,始終覺著張儉是他為官斂財的心腹大患,便伺機報復。

張儉的一個同鄉朱並,為人邪惡,為張儉所棄,從此朱並對張儉心懷怨恨。

侯覽知道後,便行借刀殺人之法,收買朱並。

朱井秉承侯覽旨意,上書誣告張儉與某同鄉二十四人“別相署號,共為部黨,圖危社稷”(《後漢書·黨錮列傳》)。

靈帝昏庸無能,不辨忠奸,也不詳細調查,便發佈詔令,逮捕張儉等人。

與此同時,宦官大長秋曹節也指使爪牙逮捕第一次黨錮之禍時已被赦免的司空虞放、太僕杜密、長樂少府李膺等數百人,這些人都死在獄中。

其他人或早死,或亡命異地。

自此官吏之間只要有冤仇的就互相陷害,有一點小小的私情,就把對方視為打擊對象列入黨中,置於死地。

各州郡按朝廷旨意,捕風捉影,大肆搜捕,“死徙廢禁者,六七百人”,從此以後。“海內塗炭,二十餘年,諸所蔓衍,皆天下善士。”

(《後漢書·黨錮列傳》)第二次黨錮之禍後,日益衰落的東漢王朝已呈日薄西山、氣息奄奄之勢。

而這一趨勢的形成,是與侯覽之流製造冤案、堵塞賢路有直接關係的。


東漢大宦官王甫與侯覽

熹平元年(17年),有司舉奏侯覽專權驕奢,罪應當誅。侯覽自感末日已到,自殺身亡。一手策劃黨錮之禍大冤案的罪魁禍首侯覽終於得到了應有的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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