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王朝在道光皇帝手中走向遲暮的原因之一就是身邊皆是無作為的平庸之輩，前後兩任軍機首輔，先是曹振鏞，為官幾十載，一生秉承“多磕頭，少說話”的自保之道，身居要職的但對國家的貢獻很有限。另一位穆彰阿那就更是滑頭一名，他很會揣摩上意，深受寵信，弄權有術，權傾內外。但他是個貨真價實的庸吏，治國無方。
我國對臺灣中部的開發比較晚，看過臺灣導演魏德聖創作的史詩級電影《賽德克巴萊》都知道，到了日據時期，高山族的生活還是很清苦的，他們艱難抗戰日本侵略的主要原因，還是對中華民族大家庭的心理歸依感和精神有著極強的認同度。
這樣的認同度，主要於一個山東人，閩浙總督劉韻珂有關。
道光年間，隨著清政府對臺灣的開發越來越深入，臺灣各地區的農耕、水利、城建等民生事業有了極大的發展，臺灣居民的生活水準得到提高，許多“生番”族群（土著）自願融入 “熟番”族群（新近內地移民）。
居住在日月潭周邊的水沙連六社（田頭、水裡、貓藍、審鹿、埔里、眉裡等六番社）的生番，雖然這裡南北袤延一百餘里，坡原沃野，山清水秀，土地肥美，但他們並沒學會農耕，不會種地，衣不遮體，生活極其困苦，並且迫於生番之戕殺和姦民之搶奪，生活日益艱難，番民人數驟減，請求獻地輸城內附的心情十分迫切。
劉韻珂便派臺灣北路理番同知史密，北路協副將葉長春，南投縣縣丞冉正品進入水沙連地區進行調查。埔里、水裡、田頭、貓藍、審鹿和眉裡六社的番目率領番眾跪地獻圖，請求內附開墾。史密經反覆調查研究後，寫出了《籌辦番地議》，上稟臺灣巡道熊一本和臺灣知府仝卜年，而後又上稟閩浙總督劉韻珂。劉韻珂在經過深思熟慮後，寫成了臺灣歷史上著名的《奏開番地疏》，於道光二十六年十一月上奏道光帝。劉韻珂在奏疏中說：“——臣等接閱樣稟，參酌於封禁與開墾之間，熟籌於因革、損益之理，並默察夫今昔時勢之宜，利弊判然，情形迥異，臚舉所知，敬為我皇上詳細陳之”。然後，劉韻珂從可祛五弊又可興五利等十方面闡述了開發水沙連地區的重要意義，力陳開墾的緊迫佳和必要性。劉韻珂又說：“其祛弊也如此，其興利也如此；若竟重拂番情，拒而不納，未免坐失事機。”
十二月二十五日，劉韻珂接到上諭：劉韻珂等奏臺灣生番獻地輸城，請歸官開墾一事，著該督於明年二、三月渡臺後，將該處一切情形親加履勘，細心體察，籌及久遠，據實奏明。未奉諭旨之先，不準措辦。由此可知，劉韻珂東渡巡臺是奉旨考察水沙連六社的歸官開墾一事。
道光二十七年三月二十四日由福州起程到達臺灣，身為山東人的劉韻珂，深受孔孟儒學和周禮文化之影響，禮賢下士，待民和藹可親，他堅信：“我以禮待人，人必以禮待我。”他用這種方式，用了八天的時間對這六社進行了認真的履勘。每到一處，都是眾多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番民，圍在路邊，笑臉相迎，顯然他們對於劉韻珂的來訪抱有殷切期盼之心。
雙方的真誠帶來了互相的感動和理解，生番頭目改奴還特意讓臺灣同知代寫了一首詩獻給劉韻珂：
望星歌
改奴
番民族類溯洪荒，中分一派來臺陽；
愚拙天生昧耕作，抽藤囗鹿為生活。
膏腴有土未墾田，茅大如竹草綿綿；
戶日貧弱丁日單，秋啼餓兮夏號寒。
視彼熟番飽且溫，有幹有年長子孫；
因之獻地豈皇仁，願得衣食養此身。
天子命公巡此土，嬰兒今昔得哺乳；
淪肌浹髓公愷慈，詰奸除暴公神武。
清溪誰尾柳依依，扳轅難留我公歸；
我公歸兮我心悲，肝隔囗鐫去思碑。
我公明歲果再來，仁壽躋我嬉春臺，
我公人都相天子，恩潭海外錫福址。
恩公不見昂首望，臺星朗朗在天上。
劉韻珂對他們的真誠所感動，回到寓所後，寫下了洋洋近萬言的《奏報履勘水沙連六社番地、體察各杜番情》一折，奏摺中通過五弊五利表達了儘快開發水沙連六社的迫切心情。
道光帝看到奏摺後拿不定主意，硃批讓大學士、軍機大臣會同該部細心計議，務期久遠舞弊，妥議具奏。
老成守舊的軍機大臣穆彰阿想法可跟劉韻珂不一樣，他腦海裡唯一的念頭就是“穩定壓倒一切”，臺灣老百姓的生活好壞與他何干？因此他在奏摺中極力否決開發臺灣之事。他說：
“臣等竊思生番既已剃髮易服，似未便拒而不納，惟該番裸居崖谷，性類犬羊，此時獻地投誠保無有漢奸懷詐挾私，潛為勾引，即使真意樂從，而無知之俗未經教化，豈有恆心？恐其鼓舞於前，仍復頑梗於後，倘佳里興兇番種落與該番爭擾相仇，勢必為之用兵驅逐，煽動全番在在可慮。且該社等處山嶺重雜，草木蒙翳，創建工程非數年之紛煩不能竣事，開闢地利非數年之耕耨不能成熟，縱按丁授田幸可帖然無事，而利之所在弊即基生，恐將來所入不敷所出，非此時預料所及。總之多一地方即多一部署，多一部署即多一紛更。與其滋悔於後，何如慎重於先？與其遠騖以圖功，何如預防而思患？斟酌機宜所關非淺重洋遠隔懸揣為難。既據該督奏稱，究竟番情果否悅服、地勢有無險阻，尚需周曆詳勘，應請旨責成該督於明年二、三月渡臺時親閱情形，悉心體察，通盤籌畫，務出萬全。既不可拂遠人嚮慕之誠尤不可疏內地防維之計，果有確見再行奏聞，以便分別核辦。
最終道光帝聽從了穆彰阿的建議，停止了對臺灣的開發，直到同治十三年，清廷才確定了對臺灣的開發，整整往後推遲了二十八年。
咸豐帝還未繼位時，便對穆彰阿非常厭惡。1850年（道光三十年），道光帝駕崩，咸豐帝繼位。不久，咸豐帝指責穆彰阿“保位貪榮，妨賢病國”，將他革去職務，永不敘用。詔令下達後，天下無不拍手稱快。
咸豐帝說他：身任大學士，受累朝知遇之恩，保位貪榮，妨賢病國。小忠小信，陰柔以售其奸；偽學偽才，揣摩以逢主意。從前夷務之興，傾排異己，深堪痛恨！
《清史稿》中對他的評價是：守成之世，治尚綜核，而振敝舉衰，非拘守繩墨者所克任也。況運會平陂相乘，非常之變，往往當承平既久，萌櫱蠢兆於其間，馭之無術，措置張皇，而庸佞之輩，轉以彌縫迎合售其欺，其召亂可倖免哉？宣宗初政，一倚曹振鏞，兢兢文法；及穆彰阿柄用，和戰遊移，遂成外患。一代安危，斯其關鍵已。
雖然當時劉韻珂奏開番地的請求沒有被朝延採納，但他親臨臺灣水沙連地區履勘番情，並向朝廷直鳴其狀的影響十分深遠，直到現在，臺灣人民仍然沒有忘記劉韻珂。一九九七年三月二十八日，由臺灣南投縣政府主辦，埔里鎮公所承辦的“尋找劉韻珂的足跡”活動在日月潭舉行，此次活動的本身就充分表現了臺灣人民對劉韻珂的懷念和感激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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