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夫卡
在現實的生活中感到陌生，感到孤獨，這通常是藝術家、天才氣質中的共同特點。在小說《變形記》中，當薩姆沙一家人圍著那隻異樣、怪誕的甲殼蟲時，無異於一群庸人圍著一個天才。弗蘭茨•卡夫卡，正是那個與時代格格不入、時時感到孤獨、恐懼的天才。
評論家把卡夫卡與莎士比亞相提並論，足可見其在文學上的地位。納博科夫更是直言不諱："他是我們時代最偉大的德語作家，與他相比，像里爾克一類的詩人，或者像托馬斯•曼一類的小說家不過是侏儒。"
在回溯現代文學的源頭時，象徵主義是繞不開的話題。自從波德萊爾的《惡之花》發表以來，文學的筆鋒從外在轉向內在，從"世界"轉回內心。到二十世紀三十年代，表現主義又盛極一時，傾向於探討抽象的哲理性問題，諸如：人的異化、人性和暴力等等，與象徵主義相近，故事離奇荒誕。
卡夫卡把荒誕、象徵、現實，自由的整合在一起，在現代文學中開闢了新境界。福樓拜的文學創作，對卡夫卡也產生了重要影響。其自然主義文學觀念一貫主張，在寫作中不介入作者個人感情，不表立場。《變形記》清晰、正式的文體，沒有一丁點詩的抒情，這正是福樓拜的手法。在小說的最後，變成甲殼蟲的主人公，儘管受到家人屈辱的對待，但還愛他們，希望自己早點死去。"不動感情"的卡夫卡在此又發展出了一種獨特的人道主義：被侮辱損害的人，來愛侮辱損害他的人。
卡夫卡生前默默無名，死後好評如潮，形成一股"卡夫卡熱"，正如他筆下的那個"變形"的世界一樣，荒誕與現實，誰又能分得清呢。或許，我們每一個人都同屬於一個荒誕的世界，又想努力擺脫這個世界。
形式與情節的完美統一：三位一體的象徵意義
19世紀末，一股懷疑、頹廢、唯美的文藝思潮在歐洲瀰漫開來，被命名為"世紀末"，在宗教信仰、哲學沉思中表現為虛無主義。20世紀初，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如同在虛無主義的膿瘡上，狠狠地紮了一刀。霎時間，絕望籠罩歐洲大陸。在這時代的大背景下，象徵主義、意識流、未來主義、表現主義等等文藝流派，"你方唱罷我登場"，紛紛揚揚，煞有介事：批判社會弊端、刻畫人性，以荒誕的情節和細節來虛構一個"怪誕"的世界，是這一時期文藝總的特點。
卡夫卡是第一個感受到這種時代特徵的作家，並以文學的形式呈顯了20世紀初期，歐洲人普遍的精神面貌。寓言式的文體，荒誕的形象，象徵手法的運用，故事晦澀而隱喻，《變形記》正是其傑出的代表作。
如果我們把《變形記》簡單地看作諷刺人性之惡的寓言式小說，那麼這個故事便是幼稚、枯燥無味的。寓言的意義需要故事細節來呈現，小說文本在形式與情節上是不可分割的。因此，《變形記》在文本形式與情節的完美統一方面，就是對於"三"的象徵意義的運用。
卡夫卡故居
故事被分成三個部分，猶如莎士比亞三聯戲劇。故事開頭的三個房間：格里高爾的臥室、起居室和妹妹的房間。他的家庭有三個人（薩姆沙夫婦和妹妹）。期間來了三個留鬍子的租客。格里高爾死去時，塔樓上的鐘敲了三點。最後三個薩姆沙寫了三封信。大量對於"三"的強調，在手法上將文本的整體形式與故事情節完美統一起來，仿如古典主義交響樂總是有三個樂章組成，其中細節又包含了三聯音符，三和旋等等。
"三"的象徵在形式與情節既如此，在敘述邏輯上，卡夫卡的手法以"正論、反論、綜合"這三步更具典型性。
主人公格里高爾的心路歷程經歷了三個變化：最初變成甲殼蟲時，內心是恐慌的，不知所措，仍在想"返回人形"，此時，格里高爾的思維還是屬於人的思維：他急切地想要趕上七點的火車去公司上班、不顧一切的開門致使自己受傷、對公司主任的一番苦苦哀求，以避免自己被解僱。
其次，"人"的心理思維逐漸讓位於"蟲"的心理思維：格里高爾逐漸適應了蟲的身體，"爬上窗框，撐在椅子上，靠著窗玻璃"，這是一種昆蟲具有的趨光性。在生活習性上，格里高爾已經樣成了在天花板和牆上爬行的習性，或者躲在沙發底下。
最後，格里高爾"恢復"了作為人的意識：他以溫柔的心想著家人，想著他的妹妹，為了不拖累全家，他寧願自己死去。
家人們的微妙心理，尤其是妹妹的態度變化，同樣經歷了三個歷程： 最開始默然無奈的接受、仍然把格里高爾作為"人"來照顧；隨後是對蟲子的厭惡、冷漠、傷害；最後在薩姆沙三人的討論中達成一致意見，格里高爾已不再是"人"，應該要處理掉，這樣作為"人"的格里高爾就永遠活在他們心中。
卡夫卡通過邏輯上的"正、反、合"三步，一方面逐步積累格里高爾蟲的特徵，另一方面又生動地展示了格里高爾作為人的善良、體貼。一種獨特的人道主義：被侮辱損害的人，來愛侮辱損害他的人，身體雖然貶低為蟲，但內心屬於人的美好卻呈現無遺。善惡的對比在敘述邏輯"三段論"中得以昇華。
風格與內容的完美整合：'門'的形式暗示
卡夫卡清晰、正式的風格，強調了他幻想的暗示的豐富性。在《變形記》裡，卡夫卡敘事風格與文本內容完美整合於"門"的主題，即貫穿整個故事的開門、關門。
在格里高爾變形為甲殼蟲後，家人們敲他的門，分別從過道、起居室、他妹妹的房間對他講話；格里高爾第一次開門，用嘴擰鑰匙，弄傷了他的"硬顎"；在公司主任被甲殼蟲的形象嚇跑之後，父親拿著棍子把格里高爾趕回了臥室，並"砰"的一聲把門關上；在妹妹看到臥室裡的甲殼蟲凝視窗外從而受到驚嚇時，再一次"砰"的一聲把關上門。
經過前期家人們對格里高爾極度厭惡、冷漠的高潮之後，變化也逐漸到來，他們都陷入了低潮，卡夫卡仍然通過 "門"這一象徵，隱喻著微妙的心理：晚上，格里高爾黑屋子的房門是打開的。通過開著的門，格里高爾目睹了父親的疲憊、母親和妹妹的操勞。當租客到來時，家人們的低聲下氣。
最後，在妹妹最後一次一邊關門、一邊上鎖中，格里高爾終於在次日清晨告別了人世。
可以說，"門"象徵著劃分兩個世界的那一道鴻溝："人形"與"蟲形"、人性與蟲性。隨著不斷開門、關門的情景，家人們情緒由激烈到消沉再到最後的亢奮，與格里高爾的絕望和可憐適成對比，善惡之分已於讀者心中再明白不過了。
卡夫卡文學獎獎盃
文藝最重要的是同情和憐憫
"三位一體"象徵手法的大量運用，門作為貫穿故事主線的形式暗示，卡夫卡的《變形記》在形式與情節、風格與內容上達到了高度的完美統一。然而，卡夫卡的偉大，不止於以虛構的荒誕世界，來隱喻20世紀初期的泛虛無主義。因為，形式、結構會隨著內容的消失而消失，世界也會隨著個體的死亡而消亡，唯有同情和憐憫，才是文藝最重要的內核。
據說，有一次，俄國畫家列賓看到一副意大利繪畫，讚不絕口，說：藝術之所以是藝術，最重要的是美。不久，他看到一副俄羅斯無名小畫，畫著貧苦的女孩，老頭子哭了，喃喃地說：哎呀！藝術最最重要的是善良和同情。
格里高爾被賦予了令人憐憫的悲慘命運，在他的周圍是一個荒誕的世界，冷漠，無情，他苦苦掙扎想要擺脫，卻最終絕望死去。與他自身苦難的經歷和可怕的身體災難形成強烈對比的是，他總是替別人著想的美好品質，善良體貼的心。卡夫卡通過藝術手法，處處在召喚著人人心裡都有的、屬於人性的善良與同情心。
世界上最重要的就是同情心，其實就是人道主義，是仁慈，慈悲，它來自於人，給予人。
《芳華》
譬如，馮小剛導演的電影《芳華》。許多人說，講的是革命年代文工團的史詩。但在我看來，它只是在講一個平凡善良的軍人的史詩。嚴歌苓在小說中的一句話，至今仍觸動心靈："一個不被善待的人，才能識別善良，也最珍惜善良。"
文藝是為了實現美？還是實現愛？是要成為自我完成的藝術家，還是懷滿同情心的仁人？卡夫卡的《變形記》，或許給了那些糾纏於"為了藝術而藝術"，還是"為了人生而藝術"的膚淺心靈，最好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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