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夫卡
在现实的生活中感到陌生，感到孤独，这通常是艺术家、天才气质中的共同特点。在小说《变形记》中，当萨姆沙一家人围着那只异样、怪诞的甲壳虫时，无异于一群庸人围着一个天才。弗兰茨•卡夫卡，正是那个与时代格格不入、时时感到孤独、恐惧的天才。
评论家把卡夫卡与莎士比亚相提并论，足可见其在文学上的地位。纳博科夫更是直言不讳："他是我们时代最伟大的德语作家，与他相比，像里尔克一类的诗人，或者像托马斯•曼一类的小说家不过是侏儒。"
在回溯现代文学的源头时，象征主义是绕不开的话题。自从波德莱尔的《恶之花》发表以来，文学的笔锋从外在转向内在，从"世界"转回内心。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表现主义又盛极一时，倾向于探讨抽象的哲理性问题，诸如：人的异化、人性和暴力等等，与象征主义相近，故事离奇荒诞。
卡夫卡把荒诞、象征、现实，自由的整合在一起，在现代文学中开辟了新境界。福楼拜的文学创作，对卡夫卡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其自然主义文学观念一贯主张，在写作中不介入作者个人感情，不表立场。《变形记》清晰、正式的文体，没有一丁点诗的抒情，这正是福楼拜的手法。在小说的最后，变成甲壳虫的主人公，尽管受到家人屈辱的对待，但还爱他们，希望自己早点死去。"不动感情"的卡夫卡在此又发展出了一种独特的人道主义：被侮辱损害的人，来爱侮辱损害他的人。
卡夫卡生前默默无名，死后好评如潮，形成一股"卡夫卡热"，正如他笔下的那个"变形"的世界一样，荒诞与现实，谁又能分得清呢。或许，我们每一个人都同属于一个荒诞的世界，又想努力摆脱这个世界。
形式与情节的完美统一：三位一体的象征意义
19世纪末，一股怀疑、颓废、唯美的文艺思潮在欧洲弥漫开来，被命名为"世纪末"，在宗教信仰、哲学沉思中表现为虚无主义。20世纪初，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如同在虚无主义的脓疮上，狠狠地扎了一刀。霎时间，绝望笼罩欧洲大陆。在这时代的大背景下，象征主义、意识流、未来主义、表现主义等等文艺流派，"你方唱罢我登场"，纷纷扬扬，煞有介事：批判社会弊端、刻画人性，以荒诞的情节和细节来虚构一个"怪诞"的世界，是这一时期文艺总的特点。
卡夫卡是第一个感受到这种时代特征的作家，并以文学的形式呈显了20世纪初期，欧洲人普遍的精神面貌。寓言式的文体，荒诞的形象，象征手法的运用，故事晦涩而隐喻，《变形记》正是其杰出的代表作。
如果我们把《变形记》简单地看作讽刺人性之恶的寓言式小说，那么这个故事便是幼稚、枯燥无味的。寓言的意义需要故事细节来呈现，小说文本在形式与情节上是不可分割的。因此，《变形记》在文本形式与情节的完美统一方面，就是对于"三"的象征意义的运用。
卡夫卡故居
故事被分成三个部分，犹如莎士比亚三联戏剧。故事开头的三个房间：格里高尔的卧室、起居室和妹妹的房间。他的家庭有三个人（萨姆沙夫妇和妹妹）。期间来了三个留胡子的租客。格里高尔死去时，塔楼上的钟敲了三点。最后三个萨姆沙写了三封信。大量对于"三"的强调，在手法上将文本的整体形式与故事情节完美统一起来，仿如古典主义交响乐总是有三个乐章组成，其中细节又包含了三联音符，三和旋等等。
"三"的象征在形式与情节既如此，在叙述逻辑上，卡夫卡的手法以"正论、反论、综合"这三步更具典型性。
主人公格里高尔的心路历程经历了三个变化：最初变成甲壳虫时，内心是恐慌的，不知所措，仍在想"返回人形"，此时，格里高尔的思维还是属于人的思维：他急切地想要赶上七点的火车去公司上班、不顾一切的开门致使自己受伤、对公司主任的一番苦苦哀求，以避免自己被解雇。
其次，"人"的心理思维逐渐让位于"虫"的心理思维：格里高尔逐渐适应了虫的身体，"爬上窗框，撑在椅子上，靠着窗玻璃"，这是一种昆虫具有的趋光性。在生活习性上，格里高尔已经样成了在天花板和墙上爬行的习性，或者躲在沙发底下。
最后，格里高尔"恢复"了作为人的意识：他以温柔的心想着家人，想着他的妹妹，为了不拖累全家，他宁愿自己死去。
家人们的微妙心理，尤其是妹妹的态度变化，同样经历了三个历程： 最开始默然无奈的接受、仍然把格里高尔作为"人"来照顾；随后是对虫子的厌恶、冷漠、伤害；最后在萨姆沙三人的讨论中达成一致意见，格里高尔已不再是"人"，应该要处理掉，这样作为"人"的格里高尔就永远活在他们心中。
卡夫卡通过逻辑上的"正、反、合"三步，一方面逐步积累格里高尔虫的特征，另一方面又生动地展示了格里高尔作为人的善良、体贴。一种独特的人道主义：被侮辱损害的人，来爱侮辱损害他的人，身体虽然贬低为虫，但内心属于人的美好却呈现无遗。善恶的对比在叙述逻辑"三段论"中得以升华。
风格与内容的完美整合：'门'的形式暗示
卡夫卡清晰、正式的风格，强调了他幻想的暗示的丰富性。在《变形记》里，卡夫卡叙事风格与文本内容完美整合于"门"的主题，即贯穿整个故事的开门、关门。
在格里高尔变形为甲壳虫后，家人们敲他的门，分别从过道、起居室、他妹妹的房间对他讲话；格里高尔第一次开门，用嘴拧钥匙，弄伤了他的"硬颚"；在公司主任被甲壳虫的形象吓跑之后，父亲拿着棍子把格里高尔赶回了卧室，并"砰"的一声把门关上；在妹妹看到卧室里的甲壳虫凝视窗外从而受到惊吓时，再一次"砰"的一声把关上门。
经过前期家人们对格里高尔极度厌恶、冷漠的高潮之后，变化也逐渐到来，他们都陷入了低潮，卡夫卡仍然通过 "门"这一象征，隐喻着微妙的心理：晚上，格里高尔黑屋子的房门是打开的。通过开着的门，格里高尔目睹了父亲的疲惫、母亲和妹妹的操劳。当租客到来时，家人们的低声下气。
最后，在妹妹最后一次一边关门、一边上锁中，格里高尔终于在次日清晨告别了人世。
可以说，"门"象征着划分两个世界的那一道鸿沟："人形"与"虫形"、人性与虫性。随着不断开门、关门的情景，家人们情绪由激烈到消沉再到最后的亢奋，与格里高尔的绝望和可怜适成对比，善恶之分已于读者心中再明白不过了。
卡夫卡文学奖奖杯
文艺最重要的是同情和怜悯
"三位一体"象征手法的大量运用，门作为贯穿故事主线的形式暗示，卡夫卡的《变形记》在形式与情节、风格与内容上达到了高度的完美统一。然而，卡夫卡的伟大，不止于以虚构的荒诞世界，来隐喻20世纪初期的泛虚无主义。因为，形式、结构会随着内容的消失而消失，世界也会随着个体的死亡而消亡，唯有同情和怜悯，才是文艺最重要的内核。
据说，有一次，俄国画家列宾看到一副意大利绘画，赞不绝口，说：艺术之所以是艺术，最重要的是美。不久，他看到一副俄罗斯无名小画，画着贫苦的女孩，老头子哭了，喃喃地说：哎呀！艺术最最重要的是善良和同情。
格里高尔被赋予了令人怜悯的悲惨命运，在他的周围是一个荒诞的世界，冷漠，无情，他苦苦挣扎想要摆脱，却最终绝望死去。与他自身苦难的经历和可怕的身体灾难形成强烈对比的是，他总是替别人着想的美好品质，善良体贴的心。卡夫卡通过艺术手法，处处在召唤着人人心里都有的、属于人性的善良与同情心。
世界上最重要的就是同情心，其实就是人道主义，是仁慈，慈悲，它来自于人，给予人。
《芳华》
譬如，冯小刚导演的电影《芳华》。许多人说，讲的是革命年代文工团的史诗。但在我看来，它只是在讲一个平凡善良的军人的史诗。严歌苓在小说中的一句话，至今仍触动心灵："一个不被善待的人，才能识别善良，也最珍惜善良。"
文艺是为了实现美？还是实现爱？是要成为自我完成的艺术家，还是怀满同情心的仁人？卡夫卡的《变形记》，或许给了那些纠缠于"为了艺术而艺术"，还是"为了人生而艺术"的肤浅心灵，最好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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