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奉使詩”產生和發展

像唐代詩人出於建功立業的目的，大多都曾奔赴邊塞途中創作了大量的邊塞詩。到了趙宋之際，因為政治統治格局的變化，宋與遼、金的並立，通過相互交往，致使這一時期的奉使詩迅猛發展。其作者們多充當外交使臣，所創作的詩歌也帶有幾分政治色彩，甚至於表達自己愛國憂民的情懷。

奉使詩是宋元金時期崛起在詩歌文壇的一道盛宴，由於此時期延續了四百餘年，在各個時代的政治文化背景有所變化，而且之間的使者出使狀況有所不同，從而導致了奉使詩出現了不同特點。如北宋時期的使遼詩呈現出數量繁多、題材廣泛、內容豐富的特點，主要是與當時強烈的現實性和時代性相符合；而南宋的使金詩最顯著的特點是根據“靖康恥”背景下產生的山河之痛、國破家亡之恨以及黍離之悲，所以其藝術精神又發生都陡然轉換。

然而所有的奉使詩都是為了融合漢民族詩人和少數民族詩人的精氣神，從而為詩歌文壇注入了新的氣息。

奉使詩的發展，從使遼詩到使金詩

（一）北宋使遼詩的特色——慨然大氣

北宋時期，在王朝內部相對安寧，但是北方的分割狀態，幾大政治群體遼、西夏、金之間卻是不斷騷擾邊關地帶，企圖吞噬北宋沃土。這種情況下，北宋朝廷為了繼續保持安寧，便派出一些外交朝臣，前去北方的這些政治體交好，而奉使詩也就隨之出現，這個時期的奉使詩最具代表性的當屬“使遼詩”。

縱觀整個北宋時期的使遼詩記載梳理，共有17位詩人創作出216首，並且伴隨使遼詩產生的“送使遼詩”也有所發展，甚至超過使遼詩數量。最具有代表性的北宋政壇人物，王安石和歐陽修，均是使遼詩的創作高手，前者重在對邊疆人們期盼平息遼兵侵擾心情的描寫，後者重在對使者在出使過程中的情景進行描繪。

如歐陽修的《奉使道中五言長韻》：<strong>“初旭瑞霞烘，都門祖帳供。親持使者節，曉出大明宮。城闕青煙起，樓臺白霧中。繡韉驕躍躍，貂袖紫濛濛。朔野驚飆慘，邊城畫角雄。過橋分一水，回首羨南鴻。……”整體是為了記述使者出使遼國的始末狀況，同時不乏對遼國的君臣禮儀和京師風貌，人文風俗進行描寫，這種使遼詩頗具“記敘詩”特點。

除歐陽修的寫作方式，詩人蘇轍也曾使遼並且寫作出大量反映遼國風土民情、文人風貌的詩作，但其代表作《春日寄內》一詩中寫道的<strong>“春到燕山冰亦消，歸驂迎日喜嫖姚。久行胡地生華髮，初試東風脫敝貂。插髻小幡應正爾，點盤生菜為誰挑。附書勤掃東園雪，到日青梅未漢條。”這首詩作為使者兼詩人的蘇轍的使遼詩，其目標是為了表達對家人的思念，屬於稀罕之作。

（二）南宋使金詩的特色——憂國憂民

很顯然南宋一朝因為“靖康之恥”後偏居江南一隅，其面對北方的敵人，壓抑難受。這個時期的“奉使詩”主要是遣使者往金，南宋詩人的“使金詩”，由於其獨特的政治統治背景，所呈現出來的狀態和北宋的“使遼詩”大不相同。

實質上北宋一代也有少許的“使金詩”存在，但是也和南宋“使金詩”想異化：一則表現為所創作的詩人群體變化，北宋詩人使金，大部分被金人扣留，如宇文虛中、高士談、蔡松年等，因此他們成了金代早期“借才異代”的代表詩人；另外一些使金使者們，雖然在南北文化交流中作出了重要貢獻，但是在詩歌文壇毫無建樹。

因此，南宋的“使金詩”更具有代表性，他們因為國破山河的悲痛所創作的詩歌，構成了整個“奉使詩”中“使金詩”的思想價值和藝術精神核心。

“使金詩”中的代表詩人范成大就創作出72首“使金詩組合”，其內容廣泛，表達思想豐富。這些詩歌記錄了詩人從出使金朝開始，一路上的所見所聞，所思所想，每到一處就激起詩人創作情懷。如《舟橋》所描繪的：<strong>“州橋南北是天街，父老年年等駕回。忍淚失聲詢使者，幾時真有六軍來？”

除了范成大，還有朱弁、洪皓、楊萬里等詩人，均用“使金詩”來反應家國情懷，或是懷古詠史，或是籍事諷喻。

“奉使詩”背後所折射的政治文化和生活面貌

奉使詩最大的差異化是根據宋朝政治統治格局走的，宋朝政權建立前少有“奉使詩”產生，主要原因是北方各大政治體還未成熟，雙方不需要過多的文明交涉。到了宋朝，隨著契丹在東北地區建立遼政權，在公元十世紀中葉到十二世紀前期，與北宋進行政權對立，雖然雙方時刻都存在爭奪資源的戰爭衝突，但是主流仍舊以和平交好為主。

澶淵之盟後一個世紀的繁榮和諧

特別是公元1004年“澶淵之盟”簽訂後，雙方保持了一個多世紀的和平關係，在此基礎上產生的“使遼詩”和“送使遼詩”是相互依存發展的。

在兩國交聘當中，使者作為一國大代表，其一言一行都是影響這國家之間的興戎，一言可息兵，一言可興兵，所以對使者本身就有很高的素質要求，史稱其“古之遣使，最號難才，不授以辭，許其專對，蓋臨事而敏，應變無窮。”

遼作為北宋最主要的外交對象，所以對其遼史選擇更叫謹慎，“文臣擇有出身才望學問；武臣須達時務更職任者”.正因為使遼的重要性，使節們在出發之前的場面較為壯觀嚴肅，因此“使遼詩”多重使者出行時的裝束落筆，寫其服飾裝備的華麗，渲染鋪墊使者臨行時的盛大與隆重，藉此頌揚使者的榮耀和作為宋朝使節的驕傲。如梅堯臣筆下的“紫服黃金帶，銀鞍翠錦韉。”

當使者到達遼國境後，由對方派出接伴使，館伴使負責接待，期間要參加遼國地方官員及統治者本人的宴會接待等活動，所以詩人們又會通過“使遼詩”和“送使遼詩”來描寫使者在遼國受到的盛情接待。

如此種種，近一個世紀都是以這類記敘方式表達兩國間的和平交好和遼國民俗風情的描寫，成為了研究宋遼交聘和遼代社會的重要史料。

“靖康之恥”下的文化疲態

隨著宋朝政權南移後，宋朝和金朝又對峙了一個世紀，其中使節來往也是絡繹不絕，使金文人們為了守著“文化正統”這塊陣地，以文化中心來對抗女真人的金戈鐵馬，是一種具有濃郁悲劇色彩的抗爭。在宋弱金強對峙格局中形成了宋代士人特有的心態。

如果僅從愛國的角度看，使金詩的內容內涵又沒法和陸游、辛棄疾等的詞相比，而且所流傳的數量也相對較少。“使金詩人”因為處在不平等的外交關係下，親自去體驗了不平等背景中的屈辱和痛苦，自然無法和漢唐時期的政治統治格局下趾高氣揚的氣場相比，所以整個精神狀態有所疲態之氣。如果說南宋文人在杭州政權下還可以“山外青山樓外樓，西湖歌舞幾時休”的暢快，那麼使者們一出了邊疆，就帶故國之感，愛國之情油然而生。

從審美角度來講，使金詩儼然也不同於南宋愛國詩詞的慷慨激昂，而是顯得更加低迴婉轉，既有詠史詩的特點，也是詩人生活的體現。

小結

從奉使詩的發展途徑看，不管是北宋時期的“使遼詩”還是南宋的“使金詩”分立，都是特殊時代背景下滋生的特殊創造主題和文化產物。對於研究宋遼、宋金關係以及雙邊的社會民風具有獨特的作用，它成為了以詩證史的典範。使節間的相互來往，很大層面上也促進了南北文化的交融，對雙方的文學創作活動都有一定的影響，其價值在文化史壇中，佔據一席要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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