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奉使诗”产生和发展

像唐代诗人出于建功立业的目的，大多都曾奔赴边塞途中创作了大量的边塞诗。到了赵宋之际，因为政治统治格局的变化，宋与辽、金的并立，通过相互交往，致使这一时期的奉使诗迅猛发展。其作者们多充当外交使臣，所创作的诗歌也带有几分政治色彩，甚至于表达自己爱国忧民的情怀。

奉使诗是宋元金时期崛起在诗歌文坛的一道盛宴，由于此时期延续了四百余年，在各个时代的政治文化背景有所变化，而且之间的使者出使状况有所不同，从而导致了奉使诗出现了不同特点。如北宋时期的使辽诗呈现出数量繁多、题材广泛、内容丰富的特点，主要是与当时强烈的现实性和时代性相符合；而南宋的使金诗最显著的特点是根据“靖康耻”背景下产生的山河之痛、国破家亡之恨以及黍离之悲，所以其艺术精神又发生都陡然转换。

然而所有的奉使诗都是为了融合汉民族诗人和少数民族诗人的精气神，从而为诗歌文坛注入了新的气息。

奉使诗的发展，从使辽诗到使金诗

（一）北宋使辽诗的特色——慨然大气

北宋时期，在王朝内部相对安宁，但是北方的分割状态，几大政治群体辽、西夏、金之间却是不断骚扰边关地带，企图吞噬北宋沃土。这种情况下，北宋朝廷为了继续保持安宁，便派出一些外交朝臣，前去北方的这些政治体交好，而奉使诗也就随之出现，这个时期的奉使诗最具代表性的当属“使辽诗”。

纵观整个北宋时期的使辽诗记载梳理，共有17位诗人创作出216首，并且伴随使辽诗产生的“送使辽诗”也有所发展，甚至超过使辽诗数量。最具有代表性的北宋政坛人物，王安石和欧阳修，均是使辽诗的创作高手，前者重在对边疆人们期盼平息辽兵侵扰心情的描写，后者重在对使者在出使过程中的情景进行描绘。

如欧阳修的《奉使道中五言长韵》：<strong>“初旭瑞霞烘，都门祖帐供。亲持使者节，晓出大明宫。城阙青烟起，楼台白雾中。绣鞯骄跃跃，貂袖紫蒙蒙。朔野惊飙惨，边城画角雄。过桥分一水，回首羡南鸿。……”整体是为了记述使者出使辽国的始末状况，同时不乏对辽国的君臣礼仪和京师风貌，人文风俗进行描写，这种使辽诗颇具“记叙诗”特点。

除欧阳修的写作方式，诗人苏辙也曾使辽并且写作出大量反映辽国风土民情、文人风貌的诗作，但其代表作《春日寄内》一诗中写道的<strong>“春到燕山冰亦消，归骖迎日喜嫖姚。久行胡地生华发，初试东风脱敝貂。插髻小幡应正尔，点盘生菜为谁挑。附书勤扫东园雪，到日青梅未汉条。”这首诗作为使者兼诗人的苏辙的使辽诗，其目标是为了表达对家人的思念，属于稀罕之作。

（二）南宋使金诗的特色——忧国忧民

很显然南宋一朝因为“靖康之耻”后偏居江南一隅，其面对北方的敌人，压抑难受。这个时期的“奉使诗”主要是遣使者往金，南宋诗人的“使金诗”，由于其独特的政治统治背景，所呈现出来的状态和北宋的“使辽诗”大不相同。

实质上北宋一代也有少许的“使金诗”存在，但是也和南宋“使金诗”想异化：一则表现为所创作的诗人群体变化，北宋诗人使金，大部分被金人扣留，如宇文虚中、高士谈、蔡松年等，因此他们成了金代早期“借才异代”的代表诗人；另外一些使金使者们，虽然在南北文化交流中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是在诗歌文坛毫无建树。

因此，南宋的“使金诗”更具有代表性，他们因为国破山河的悲痛所创作的诗歌，构成了整个“奉使诗”中“使金诗”的思想价值和艺术精神核心。

“使金诗”中的代表诗人范成大就创作出72首“使金诗组合”，其内容广泛，表达思想丰富。这些诗歌记录了诗人从出使金朝开始，一路上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每到一处就激起诗人创作情怀。如《舟桥》所描绘的：<strong>“州桥南北是天街，父老年年等驾回。忍泪失声询使者，几时真有六军来？”

除了范成大，还有朱弁、洪皓、杨万里等诗人，均用“使金诗”来反应家国情怀，或是怀古咏史，或是籍事讽喻。

“奉使诗”背后所折射的政治文化和生活面貌

奉使诗最大的差异化是根据宋朝政治统治格局走的，宋朝政权建立前少有“奉使诗”产生，主要原因是北方各大政治体还未成熟，双方不需要过多的文明交涉。到了宋朝，随着契丹在东北地区建立辽政权，在公元十世纪中叶到十二世纪前期，与北宋进行政权对立，虽然双方时刻都存在争夺资源的战争冲突，但是主流仍旧以和平交好为主。

澶渊之盟后一个世纪的繁荣和谐

特别是公元1004年“澶渊之盟”签订后，双方保持了一个多世纪的和平关系，在此基础上产生的“使辽诗”和“送使辽诗”是相互依存发展的。

在两国交聘当中，使者作为一国大代表，其一言一行都是影响这国家之间的兴戎，一言可息兵，一言可兴兵，所以对使者本身就有很高的素质要求，史称其“古之遣使，最号难才，不授以辞，许其专对，盖临事而敏，应变无穷。”

辽作为北宋最主要的外交对象，所以对其辽史选择更叫谨慎，“文臣择有出身才望学问；武臣须达时务更职任者”.正因为使辽的重要性，使节们在出发之前的场面较为壮观严肃，因此“使辽诗”多重使者出行时的装束落笔，写其服饰装备的华丽，渲染铺垫使者临行时的盛大与隆重，借此颂扬使者的荣耀和作为宋朝使节的骄傲。如梅尧臣笔下的“紫服黄金带，银鞍翠锦鞯。”

当使者到达辽国境后，由对方派出接伴使，馆伴使负责接待，期间要参加辽国地方官员及统治者本人的宴会接待等活动，所以诗人们又会通过“使辽诗”和“送使辽诗”来描写使者在辽国受到的盛情接待。

如此种种，近一个世纪都是以这类记叙方式表达两国间的和平交好和辽国民俗风情的描写，成为了研究宋辽交聘和辽代社会的重要史料。

“靖康之耻”下的文化疲态

随着宋朝政权南移后，宋朝和金朝又对峙了一个世纪，其中使节来往也是络绎不绝，使金文人们为了守着“文化正统”这块阵地，以文化中心来对抗女真人的金戈铁马，是一种具有浓郁悲剧色彩的抗争。在宋弱金强对峙格局中形成了宋代士人特有的心态。

如果仅从爱国的角度看，使金诗的内容内涵又没法和陆游、辛弃疾等的词相比，而且所流传的数量也相对较少。“使金诗人”因为处在不平等的外交关系下，亲自去体验了不平等背景中的屈辱和痛苦，自然无法和汉唐时期的政治统治格局下趾高气扬的气场相比，所以整个精神状态有所疲态之气。如果说南宋文人在杭州政权下还可以“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的畅快，那么使者们一出了边疆，就带故国之感，爱国之情油然而生。

从审美角度来讲，使金诗俨然也不同于南宋爱国诗词的慷慨激昂，而是显得更加低回婉转，既有咏史诗的特点，也是诗人生活的体现。

小结

从奉使诗的发展途径看，不管是北宋时期的“使辽诗”还是南宋的“使金诗”分立，都是特殊时代背景下滋生的特殊创造主题和文化产物。对于研究宋辽、宋金关系以及双边的社会民风具有独特的作用，它成为了以诗证史的典范。使节间的相互来往，很大层面上也促进了南北文化的交融，对双方的文学创作活动都有一定的影响，其价值在文化史坛中，占据一席要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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