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春秋戰國時代，是我國最為開放的時代之一，在這這段時期除了百花齊放的學術氛圍之外，最為引人矚目的就是“士”這一個階級的崛起。
何為“士”？“士”這個概念在古代典籍中很廣泛，有時是用來稱呼具有某種身份、性別、或者擔任某種職務的人。
有時又是用來區別男女、貴族與平民，有時又是指卿大夫等等。但是自孔子之後，”士“這一概念統一為人們對知識分子的稱謂。
時代的孕育使得士的產生成為可能
士這一特殊的階級，因其掌握專門的文化知識而享受著不耕而食、不富而貴的待遇。
這群腦力勞動者在春秋戰國的歷史舞臺上異常活躍，甚至能左右一國的存亡。
而他們之所以能在這歷史舞臺上叱吒風雲，有著各種各樣的因素，如政治、經濟、社會等。而我們正是從這些方面去分析這一群體的形成原因及其群體品格。
就經濟原因來說，春秋戰國時期，由於鐵質農具以及牛耕的推廣，極大的提高農民的生產能力。
社會生產力的提高就使得勞動出現了分工，即勞動分為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
同時因為社會生產力的提高，只要有足夠數量的勞動力就能養活一批“士“。這也使得士的出現成為可能。
據《左轉·昭公十年》所載：“天有十日，人有十等…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之語，可以推斷出，“士”也屬於統治階級的一部分，但是從其地位來說，屬於貴族的最底層。
雖是底層，但是也有著一定數量的“食田”，生活得到保障的他們就有足夠的時間和精力去接受禮、樂、射等各種教育。
這一部分的人能文能武，但是在等級森嚴的宗法制社會中，士大多依附於卿大夫，並且作為家臣聽從主人的調遣，不能有任何的僭越之舉。
“我家臣也，不敢知國”、“家臣而欲張公室，罪莫大焉”等就充分的描述了“士”作為最低級的統治階級所具有的社會地位。
不過當進入春秋時代之後，由於社會動亂程度加劇，禮崩樂壞開始，宗族的“禮法”逐漸被瓦解等，導致政出私門的情況逐漸增多，甚至出現了“陪臣執國命”的情況。
於此同時，奴隸和國人也開始覺醒，不斷地衝擊著權貴們的地位。這也嚴重的影響了士的穩定生活。
儘管這些時代所帶來的劇變，使得士的生活失去了保障，但是在另一方面也使得他們擺脫瞭如宗教般的束縛，開始獨立與宗族以及卿大夫之外，獲取了基本的人生自由，成為了早期知識分子階級的一部分。
同時社會的劇變也改變了大部分王公貴族的命運，隨著宗法制逐漸被破壞。
這些貴族子弟再也不能享受往日的尊貴和榮華，而淪落為士，憑著自己的才能，謀生立命。這些有著良好文化修養的“士”，正是當時士之階級的重要組成部分。
而“士”這一階級的另一大來源，就是庶民中的精英。
據《周禮·地官·司徒》記載的：“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能輕易得知，周朝時，就有從庶民當中選拔“賢者”、“能者”來擔任一些職務以維護統治階級的統治。
不過在嚴格的宗法制之下，選擇官吏的標準有和數量都有著嚴格的要求。
這也使得一些有識之士，沒有適宜的土壤施展自身的才華。
而春秋時期的社會劇變，逐漸瓦解了宗法制，使得大量的知識分子從庶民階級中破土而出。
不過，對士階級的發展帶來最大影響的莫過於當時政治環境。
春秋戰國時期是我國各種學派百花齊放、相互爭鳴的時期，同時也是戰爭最為頻繁時期。
在這大國爭霸、諸侯混戰的時間段，那些雄才大略、遠見卓識的君主為了實現自己的偉大政治抱負，而千方百計地從各國、各地招募人才，如燕昭王就曾築黃金臺以募賢士。
人才有多重要?
這一點在《論橫·效力篇》有提到：“六國之時，賢才之臣，入楚楚重，出齊齊輕，為趙趙完，畔魏魏喪。”
同時《管子·霸言篇》也號召天下君主：“夫爭天下者，必先爭人。”。而所謂的“爭人”，主要還是爭取士的支持和效忠。
同時，在當時還流行一種“朝為布衣，夕為卿相”的說法，正是這種戲劇性的身份變化，以及位極人臣的政治地位，極大的刺激了士階級的膨脹。
在此基礎上，上層貴族也開始流行”養士”之風。比較著名的為戰國四公子，他們養士都超過千人。
士階級所形成的群體品格
士作為一個獨立的階級，他們有著專門的知識從事腦力活動，同時他們也因其活動的特殊性而形成了不同於其他階級的品格。
這種品格經歷了一個漫長的發展過程。
在西周時，由於受到宗法制嚴格的束縛，士雖然擁有著一定的財富和安逸的生活，但前提是士必須忠於卿大夫，
《論語·泰伯》就指出了士的基本職責：“忠順不失，以事其上，然後能保其祿位，而守其祭司。”
在這種有著嚴重人身依附的情況下，士必須小心謹慎的為主人效命，不得有自己的獨立思想。
於是他們的思想和潛能被嚴重禁錮，所以他們產生不了自己的獨立意識，也不能形成所謂的獨立品格。
而春秋戰國時代的社會秩序的大變革，使得宗法制逐漸遭到破壞，而士這一階級也從其中解放出來。
在社會上擁有一定地位的他們，思想一旦不受束縛，他們所擁有的文化知識以及潛能得以充分發揮。
同時在春秋戰國時期，那些力圖王霸之業的國君對人才的渴求，極大的助長了士這一階級的聲勢。
而士活躍於天地翻覆的歷史舞臺中，所推動社會進步的同時，也形成了士階級的獨立意識，以及鮮明的群體品格。
博大胸懷與開放心態
在春秋時期的士擺脫了人身依關係的羈絆之後，思想境界也得到了提升。思想境界的提升，體現為士的博大胸懷和開放。
據《孟子·盡心上》所載：“王子墊問曰：‘士何事？’孟子曰‘尚志’，曰：‘何為尚志？’，日：‘仁義而已矣’”。
從此處我們可以看出，擺脫了宗法制以及人身依附的士，將自己思考的視角從主人身上轉變為了整個社會，並且將整個社會文化秩序當作自己一試身手的場所。
如果從經濟地位的視角去觀察士，你會發現士並不屬於任何一個特定的階級，同時士與其他的社會成員有著明顯的區別。
他們往往能突破自身經濟地位以及階級背景的侷限而從國家富強、社會進步、人民富足等宏觀層面去思考人生。
強烈的政治參與意識
春秋戰國的士，雖然他們在政治主張、所屬勢力等方面有著顯著差異，但是他們也有著一個共同點，那就是十分強烈的政治參與意識。
如儒家創始人，孔子就公然高聲呼喊“學而優則仕”的口號，同時也開班辦學，培養了一大批弟子參與政治鬥爭。
比較著名的就有子路、子貢等。而同為儒家學派的孟子則更為露骨的宣稱道：“如欲平天下，當今之世，捨我其誰。”
同時，與儒家並稱為顯學的墨家在主張兼愛非攻時，墨家子弟還派遣弟子拿起武器去參與一場場正義的反侵略戰爭。
參與政治幾乎成為了整個時代士子們的夙願，即使是“其學以自隱無名為務”的老子，也並非完全與政治隔絕。
他曾一度主張社會回到：“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絕巧棄利，盜賊無有”的“小國寡民”時代。
他所謂的歸隱，也只是在他的政治主張沒有辦法實現的情況下才選擇歸隱。
這一點在後代士子們的政治生涯中多有體現，如當他們仕途失意之時，往往都會選擇歸隱田園。
而一旦時來運轉，則又將投入百倍熱情到政治之中。
總論
士作為中國一個特殊的社會階級，這些士子們，不論在廟堂之高爭論得多麼激烈，而在民族危亡之時總是能夠團結一致對外。正是這些不屈不折之士，構成了中華民族的脊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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