削髮遠征武漢,這個上海姑娘在重症室當“傳聲筒”

東方網·縱相新聞記者 馬旭 蔡黃浩

“等到疫情結束,春暖花開的時候我就回家。”

——上海援鄂醫療隊員董春玲

抗擊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的戰役仍在繼續,目前已有上萬名醫療隊員從祖國四面八方馳援湖北。

上海曙光醫院肝病二科護士長董春玲就是其中一員,今天(2月7日)上午,剛剛結束在武漢市第三醫院光谷病區重症監護室夜班,回酒店休息的她在臨睡前接受了東方網•縱相新聞記者的採訪。

削髮遠征武漢,這個上海姑娘在重症室當“傳聲筒”

董春玲此前在出發去武漢時,曾接受東方網•縱相新聞記者採訪(蔡黃浩攝)

缺氧的防護服

董春玲主要在重症監護室負責患者的全部照顧。

通俗的說,就是打針喂藥,吸痰、翻身拍背、餵飯喂水,擦洗、清理大小便,轉運、陪同做檢查、安撫患者情緒等等。

“這些天我們護理了不少人,大多都是病危病重。累是真累,我4個小時要倒七八次小便,把三四次的大便,但是不嫌髒。不光我,我沒聽一個護士說嫌棄哪個病人,累啊苦啊,我們都有心理準備,沒那麼多的多愁善感”,董春玲說。

她每天要不間斷工作四個小時,在重症監護室內,董春玲總要包裹著厚厚的一層醫用密封防護服。“防護服穿著很悶,有種缺氧的感覺,每次都得適應一陣。脫下來後,裡面的衣服基本是溼透的,汗水不停地流。”

董春玲表示,儘管麻煩,但對於防護工作大家都很重視。“昨天一個男護士因為疑似被隔離了,上一檔班我們還一起上班呢。大家都有擔心,不過正向的擔心更促進做好防護和規範護理,都希望早點抗疫成功吧。”

病人與家屬間的傳聲筒

在醫護工作之外,董春玲她們還擔當病人與家屬之間的傳聲筒。

以下為董春玲自述:

有次一個病人的妻子給了我一張紙,說給他寫的信,讓我轉給他。我低頭看了幾句:老公,今天是2月4號,晴。再過幾天就是我們女兒生日了……我突然眼淚就要掉下來,沒敢往下看。

把信給了病人。過了半小時,他把信給我了。我問他看完了?他說嗯。我說你看,你家裡人這麼盼你出去,你也一天天好起來了。別想那麼多,該打什麼針你就聽話,別這個不用那個不用的。

他問我是不是上海來的,我說是,你看我們來了這麼多人,不就是讓大家趕緊好起來嗎。你聽話啊。

那天是我第二次護理他。後來他都很配合,我進了病房會打招呼,情緒明顯好轉,血氧飽和度也高了很多。

向父母謊稱還在上海

都說沒有姑娘不愛美,但最近董春玲或許是個特例。

她告訴記者,“昨天有志願者說要幫我們買洗髮水,說姑娘總歸愛美的。我拒絕了,現在都是用肥皂,臉上用的是大寶,沒有精力再捯飭。臭美留著抗疫成功。”

但就是這樣一個大大咧咧的姑娘,對家中父母卻總是“羞怯”地開不了口。

“我父母還不知道(我來武漢),怕她們過多擔心。又怕她們懷疑,還是抽時間會視頻,有時候老媽會主動打過來,我得趕緊戴好帽子找好背景,假裝我在上海的科室裡或者家裡,我告訴他們我很忙,有時候接不到電話短信的,別奇怪”,董春玲說。

對於何時歸家,她說,等疫情結束吧,春暖花開時。醫院的領導很想能找人來替換我們,我還是覺得能堅持到結束就堅持吧。

“不是不苦,不是不想家,但就像前兩天武漢的一個護士問我怎麼來武漢的,我說我報名的,她說你是怎麼想的。我告訴她,我的人生信條就是,人生的意義在於去經歷去體驗去感悟,而這兒、這事就是人生的意義所在之一。”董春玲說。

記者手記:

董春玲是上海第二批援鄂醫療隊中的一員,1月28日下午她們從上海虹橋機場出發,於當晚7點許抵達武漢。

臨行前,我有幸去送了她們一程。令我記憶深刻的是,當時董春玲和她同院的兩名護士都帶著一頂針織帽,機場內溫度適宜,這在人群中並不多見。

上前詢問後,董春玲告訴我:臨行前為了方便工作,她和院裡的幾個姑娘都把長頭髮剃成了平頭。“實在不好意思以這個形象見人,但為了工作和安全需要還是狠下了心。”

向一線醫療工作者們和所有不知名、不記名的幕後英雄們致敬!

請一定注意身體,平安、凱旋歸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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