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來，文學創作一方面在尋找新可能性，在變化中尋求新發展，另一方面，文學也有不變的東西，不變的是文學與現實密切聯繫的傳統。這個強大的傳統與百年中國特殊的歷史語境有關，與作家介入現實的情感要求有關，這同樣可以看作是中國文學經驗的一部分。“中國經驗”不是一個流行的時尚概念，而是正在構成一個無可爭辯的事實，不斷拓展的巨大的文學空間，不僅昭示了文學無限的可能性，更彰顯了它蓬勃強勁的生命力。
近十年來，我們經歷過兩次茅盾文學獎的評選。格非的《江南三部曲》、王蒙的《這邊風景》、李佩甫的《生命冊》、金宇澄的《繁花》、蘇童的《黃雀記》和梁曉聲的《人世間》、徐懷中的《牽風記》、徐則臣的《北上》、陳彥的《主角》、李洱的《應物兄》，先後獲得第九屆、第十屆茅盾文學獎。這些作品，是近十年來文學的高端成果，因此也是具有代表性的文學成就。對這些小說的評價，茅獎授獎詞給予了充分肯定，各種評論已經發表很多，這裡不再贅述。茅獎每屆只評五部長篇小說，數量的限制，使很多優秀的長篇小說不能獲獎，遺漏幾乎就是宿命性的。當然，獲獎是藝術成就的重要標誌，但不是評價作品的唯一尺度。
縱觀近十年來的長篇小說，無論思想內容還是藝術水準，都更加紛繁和豐富。長篇小說最有影響力、成就最為突出的，還是鄉土文學。《創業史》《芙蓉鎮》《許茂和他的女兒們》《白鹿原》等農村題材或新鄉土文學，成為當代文學成就最高的、最有代表性的作品。這一傳統在近十年來理所當然地得到繼承，更讓深廣的鄉村社會生活內容得到空前廣闊的表達。其中引起很大反響的作品如關仁山的《麥河》、劉亮程的《鑿空》、範小青的《我的名字叫王村》、賈平凹的《帶燈》和《極花》、葛水平的《裸地》和《活水》、凡一平的《上嶺村的謀殺案》、格非的《望春風》、北村的《安慰書》、王兆軍的《把兄弟》、付秀瑩的《陌上》等，都是這一題材的重要作品。《麥河》以樂觀的姿態表達了對鄉村變革的期待，鸚鵡村在樂亭大鼓聲中其樂融融。《裸地》是葛水平的長篇處女作，小說講述了從清末民初到“土改”這一歷史時期山西省暴店鎮的移民史和蓋氏家族的興衰史。作品以一個家族的興衰和一個女人的命運變遷展示了太行山區的滄桑鉅變，原生態地書寫了一個沒有方向感的農民的生命歷程，從一個側面表達了對生命內涵的理解。《活水》中的山神凹因申姓人家的到來有了人間氣息。作為精神飛地的山神廟，為山神凹人注入了天道揚善的價值觀，山神凹人便營造了一個有情有義的世界。世風代變，傳統觀念在現代文明的衝擊下不斷瓦解，農民對土地依附根深蒂固，現代文明不可阻擋。“現代”帶來了進步和無限可能性，但也帶來了更復雜的未知性。小說以文學的方式表現了兩種文明的衝突，人物的生動性和細節的魅力動人心魄。《望春風》的寫作基本是“史傳”筆法，以寫人物為主。作家又不平均使用筆墨，這也正如《史記》的本紀、世家、列傳一樣。我們發現格非很難將他的鄉村結構成一個完整的故事，他的記憶也是碎片化的。他只能片段地書寫一個個鄉村人物，通過這些人物發現鄉村在今天的變化。因此，格非寫《望春風》，不是要解決鄉村中國變革的“問題”，他是要對他記憶中的鄉村做文學化的處理——努力寫出他的人物。這樣，《望春風》就有別於那些急切處理鄉村變革問題的作品。北村的《安慰書》既有現實關懷，又有審美理想；小說揭露了人性的貪嗔痴，也告知了貪嗔痴的因果報應。在小說講述方式上，北村延續了先鋒小說敘事的複雜和盎然興致。付秀瑩的《陌上》，以靜水流深的方式書寫了芳村緩慢而深刻的變化，她對鄉村生活場景和“風景”的書寫，給人留下深刻印象。芳村終究不是過去的芳村，差序格局在芳村完全顛倒了。
近十年的長篇小說在抗戰這一重大題材上湧現了不少佳作。範穩的《吾血吾土》、何頓的《黃埔四期》、宗璞的《北歸記》、胡學文的《血梅花》、鄧一光的《人，或所有的士兵》等，以不同的角度書寫了抗戰歷史。《北歸記》是《野葫蘆引》的收官之作，既是自敘傳也是大歷史。《人，或所有的士兵》，無論是觀念還是人物，都讓我們深感新奇和震驚。衡量和評價一部文學作品最重要的尺度就是，它在文學史上為我們提供了哪些新的審美經驗，它是否塑造了具有典型意義的人物，是否提供了新的價值觀。
賈平凹的《古爐》、吳亮的《朝霞》、肖亦農的《穹廬》、王安憶的《考工記》等，是對不同歷史內容的重新考量和書寫。《朝霞》是一部書寫革命時期的“歷史小說”，是一個先鋒文學批評家冒險的文體實驗，更是一個作家對一個歷史難題試圖做出個人闡釋的文學實踐。在《考工記》中，王安憶講述了另一個上海，人物傳奇與時代的風雲際會躍然紙上。時代嬗變，人物成長，箇中況味令人唏噓不已、一言難盡。《穹廬》是一部史詩，是一部英雄傳奇，是一部宏偉的邊地書。《穹廬》有《江格爾》的文學血統，特別是布利亞特部族對祖國嚮往的章節或段落，動人心魄。它是一部充滿著濃郁的英雄主義色彩和愛國主義情懷的篇章。
新世情小說是近年來一個引人矚目的文學現象。在小說寫法日益求新的今天，一些作品敢於在形式上“回頭”，大膽啟用舊制，在舊小說的形式中表達對世道人心與日常生活和社會大變革的關係，這不僅使小說風生水起驚心動魄，而且深刻地表達了社會歷史內容。陳彥的《裝臺》、王松《爺的榮譽》等最有代表性。《裝臺》在正劇開戲之前，是處在藝術生產最末端的刁順子們在充滿人間煙火的環境中先期上演的人生大戲，這是表現窮苦人苦辣酸甜的戲。刁順子是近十年來較為成功的文學人物。《爺的榮譽》可以看作是家族小說，也可以看作是歷史小說；可以把它當作消遣娛樂的世情小說，也可以當作洞悉人性的嚴肅文學。“洞心戳目”，在新世情小說中得到了繼承並有新的發現。
近十年來的小說，還有一個最大的特點，就是題材歸納的困難。我將這些難以歸納的作品概括為“邊緣題材”，作為臨時性的概念，只是為了評價的方便。這些作品有儲福金的《黑白·白之篇》、徐則臣的《耶路撒冷》、須一瓜的《太陽黑子》、東西《篡改的命》、嚴歌苓的《芳華》、石一楓的《借命而生》、張煒的《艾約堡秘史》、阿來的《雲中記》等。通過上述簡短的描述，我們可以確信，長篇小說在近十年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就。
當然，長篇小說創作顯然也存在問題。比如缺乏歷史感，這在歷史題材的創作中表現得尤為突出。缺少成功的文學人物，是近十年來長篇小說最大的問題。我們可以記住很多小說，但我們很少能記得作品中的人物，而小說就是要塑造文學人物的。缺少具有時代特徵的青春形象，是另一個值得注意的大問題。文學沒有青春人物是不可想象的。從新文學肇始的“青年”“新青年”開始，百年中國文學一直矗立著青年形象。但近十年來，我們似乎還沒有看到有光彩的青春文學人物。重視並解決這樣幾個問題，我們未來的長篇小說是完全可以期待的。
來源光明日報
（作者：孟繁華，系瀋陽師範大學教授、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副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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