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葛亮是歷史的罪人這個論斷，其出發點在於：統一在歷史發展過程中的作用一定大於分裂。由此出發，則衍生出這樣一條邏輯鏈：統一優於分裂——>諸葛亮領導的蜀漢政權偏安一方，長期與最具有統一希望的曹魏政權作鬥爭，阻礙統一——>諸葛亮是歷史的罪人。從形式邏輯而言，並無不妥，但從事實的角度出發分析，此論存在兩個問題：
- 片面誇大統一而忽視分裂在歷史發展中的作用
- 沒有做到具體問題具體分析
目前，由於諸多因素，歷史教育推崇大一統，認為統一在歷史的發展中起到決定作用，而分裂對於歷史而言負面影響遠大於正向影響。實際上，這種提法過於武斷，就中國歷史而言，統一是歷史發展的最終趨勢，但歷史的總體發展是在統一和分裂中不斷向前邁進的，正所謂分久必合合久必分，這是“天下大勢”，所謂“大勢”，便是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因此，“分”在中國歷史的發展中，同樣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以南方的開發而言，“分”的作用一目瞭然。南方，尤其是江南地區，真正得到開發便是在三國的東吳時期，此前江南地區的經濟落後人煙稀少，可謂是不毛之地。東漢將天下劃分為十三州，其中區域面積最大的三個州都在於南方——揚州，荊州和益州。而北方諸州的面積普遍較小。這是因為北方的人口密集，生產水平高，因此要保證行政效率則不能劃分過多的人口在同一行政區域，以發揮地方權力的作用。而南方地廣人稀，生產落後，若設置過多行政區域，則會導致政治管理資源的浪費。所以三國時期，曹操佔領北方九州，但面積卻與佔據揚州，交州和三分之一荊州的孫吳相當。
在大一統時代，王朝中央的政策明顯會向富庶的行政地方傾斜，因為王朝的稅收多依賴這些區域，而開發落後區域的成本遠高於開發後所能帶來的收益，再者，古代王朝的統治本身便輕視經濟建設，因此大一統王朝根本不會去扶持落後地方的經濟。此時，所謂的“分”便體現出其優勢。
割據勢力的目的在於爭取天下的統治權，若欲實現此目的，則必須對自己的根據地進行鞏固和建設，包括處於落後區域的割據者。因此，爭霸的目標與維護自身安全的需求，形成一種倒逼機制，迫使他們對自己的根據地進行改造，這便使得落後地方能夠得到更多的資源配給，得到充分的開發。正是在諸多“偏安”於南方的政權的不斷開發下，江南的經濟最終發展起來，並超越北方，成為經濟中心。
從某種意義上而言，“分”是大一統的必要準備，沒有分則沒有大一統。大一統正是在分裂各國不斷進行兼併戰爭的過程中實現的，而在王朝完成統一之後，則會充分吸收經驗，總結教訓，建立更為完善的制度來防止分裂的產生，加強統一。因此，“分”對於大一統，具有促進作用。
故而，在歷史研究過程中，不能片面強調“合”而忽視“分”的作用，中國的歷史正是在分與合的矛盾運動中不斷髮展的。
若能認識這一點，便能從歷史唯物主義的角度，客觀分析歷史上的分與合，而諸葛亮是歷史的罪人這一說法，也就不攻自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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