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太王碑清末民初原始面貌
唐宋以降，二王遺風，南派帖學獨領風騷。從清代乾嘉始，北方魏碑墓誌、造像、摩崖等藝術品相繼出現，給沉寂數百年的書壇送去了一股強勁清新之風。尤其是在晚清民國社會轉型的文化大背景之下，中國書法經過困惑與迷惘，迴歸與維新，痛苦與彷徨的千迴百轉，上下求索，呈現在人們面前的是一個北碑的世界。書雖舊藝，其命惟新，碑學的興起，預示著一個新的書法潮流的到來。
清代學者阮元戰略性提出：振俗書，繼絕學，興古法。1849年作《南北書派論》和《北碑南帖論》。包世臣亦積極響應，探尋碑派書法技巧，在理性上加以闡發，提出以筆法為核心，全面論述碑學，1855年作《藝舟雙楫》。康有為先生慧眼獨具，從美學的高度洞悉北碑的藝術魅力，極力推崇北朝碑版，1889年作《廣藝舟雙楫》。當時習碑者日眾，就在這個時候，沉睡千年的好大王碑在人跡罕至長白山禁區的荒煙蔓草中被人發現，應運而生，為碑學一派注入了新的生機。一時形成收藏、鑑賞、考釋《好太王碑》的熱潮。
近代著名學者和訓詁金石大家俞樾、潘祖蔭、吳大澂、羅振玉、葉昌熾、楊守敬等均對好太玉碑書法有涉述。當代地域文化專家學者王建群及耿鐵華和張福有對好太王碑亦有專門論著。然而，是以反映高句麗文化的好太王碑，尤其是它的書法藝術及在北碑中應有的地位在現代書學研究和傳承中並沒有得到人們足夠的重視，對好太王碑書法藝術的研究挖掘還有很大的歷史空間和人文價值。
一、好太王碑立碑時期及東晉文化風雲據羅振玉考據好太王碑立碑時間應為414年，當時為我國東晉時期晉安帝義熙十年。好太王為高句麗第十九代王，在位22年。高句麗是西漢到隋唐時期東北地區出現的一個具有著重要影響的邊疆民族。公元前37年，由夫餘人朱蒙在玄菟郡高句麗縣轄區內建立政權，史稱高句麗王朝。高句麗王朝鼎盛時期其勢力範圍包括吉林東南部、遼河以東和
朝鮮半島北部。公元668年，被唐王朝聯合朝鮮半島東南部的新羅所滅，在歷史上持續了705年之久。好太王統治高句麗時期，高句麗號稱“國富民殷、五穀豐熟”，“威武振披四海”，先後取得征伐百濟、扶余及多次擊敗倭寇的勝利。好太王一生攻取64城、1400多個村莊，可謂戰功赫赫，文治武功。於東晉安帝義熙八年（公元412）薨，其子長壽王即位後，為紀念父親開疆拓土的功績，將其父諡為“國岡上廣開土境平安好太王”，即於東晉安帝義熙十年（公元414），在好太王陵東200米處豎起了巨大的《高句麗廣開土境平安好太王碑》，人稱好太王碑。
長壽王立好太王碑之時，應為高句麗王朝最為鼎盛的時期。與同時代的一片天空下，東晉的政治則是最為黑暗的，東晉政治派系林立，政出多門，司馬共天下，存世103年。東晉共有11個短命皇帝，晉安帝為十世皇，僅37歲薨，在位22年，其皇后為王義之的孫女、王獻之的女兒王神愛。義熙八年（公元412年），王神愛崩於徽音殿，時年29歲，葬休平陵，諡號“安僖皇后”。雖然東晉偏安江左，在政治上分崩離析，國勢不振，然而在文學藝術上卻光彩奪目。這一時期的文化名人書法有衛夫人、王羲之、王獻之、羊欣，繪畫有顧愷之、戴逵，文學家有陸機、陶潛，道家有葛洪，佛家有道安、法顯、鳩摩羅什等等，在此不一而論。這些名人宛若中華文化星空中的璀璨明星，光耀百代，閃爍千秋。東晉這一時期，造紙術日漸成熟，紙取代簡牘成為了主要的書寫載體。
二、好太王碑和爨寶子碑南北二碑的歷史巧合好太王碑劾於東晉安帝義熙十年(公元414年)，爨寶子碑刻於義熙元年(公元405年)，比好太王碑早立10年。這也許是一種歷史的巧合，南碑在雲南曲靖1778年被發現，北碑在吉林集安1877年被發現。爨寶子碑比好太王碑早發現問世100年，南北二碑在中國書法史上可謂舉足輕重，並世無二。
《爨寶子碑》 全稱為"晉故振威將軍建寧太守爨府君墓碑"，於清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在雲南曲靖出土，當時並未引起人們的重視，後來被一鄉民用做豆腐的石板。咸豐二年(1852年)，曲靖知府鄧爾恆發現豆腐上有字跡，大為驚異，急忙派人找到賣豆腐之人。將碑石運回府中，後置於城中武侯祠。當時，正是碑學大興而帖學告退的時代。此碑橫空出世，其怪誕的用筆，隨意的結體所表現出的古樸味道，立刻引起人們極大的興趣，被視為書法作品中的奇珍異寶，阮元稱它為“滇中第一石”，康有為評其：“端樸若古佛之容”，“樸厚古茂，奇姿百出”。爨寶子碑正文楷書計13行，每行
30字，後列官職題名13行，每行4字。書法特點在於隸楷之間，用筆結體與《中嶽嵩高靈廟碑》極相似，體現了隸書向楷書過渡的一種風格。清道光七年(1827年)，阮元發現在曲靖另一重要碑刻，即南朝458年所刻的《爨龍顏碑》，它與《爨寶子碑》被後人並稱為“大爨”和“小爨”。
《好太王碑》又稱《高句麗廣開土境平安好太王碑》，於清光緒三年（1877年），被縣衙小吏關月山在荒山蔓野間發現，後拓本傳入京師，引起轟動。金石學家爭相購求，一時形成收藏、鑑賞、考釋之熱潮，後成為了中國、日本、
朝鮮及歐美等國爭相研究的對象。近代著名學者和訓詁金石家楊守敬、吳大澂、王國維、羅振玉、葉昌熾等對之均有列述。清鄭文焯在《永樂太王碑譯文纂考》中稱此碑為“八分書”，榮禧在《高句麗和樂太王墓碑讕言》中稱其“篆隸相羼，兼多省文，古樸可喜，極似魏碑，而書法過之，恂足珍矣。”好太王碑是由一整塊天然的方柱形火山石修琢而成，整個造型如一塊巨大的石祖。遠遠看去，如天上飛來的隕石，雖經千年，依然牢固地傲立世間。碑高6.39米，四面環刻碑文，現存1590字左右。碑文記述了高句麗起源和建國的神話傳說，記錄了好太王一生東征西討的武功，以及守墓煙戶的攤派情況和制度。碑文為漢字隸書，與東晉隸書相仿，是碑刻書法藝術寶庫中不可多得的珍品。
兩晉當時，禁止碑刻墓誌，銘刻墓誌多藏於墓內。惟有云南《爨寶子碑》和吉林《好太王碑》南北呼應，法書皆在楷隸之間，然兩碑卻風格迥異。《爨寶子碑》誇張變形，奇趣橫生。《好太王碑》則樸拙雄渾，深藏不露。同一時代的南北二碑，構成了中國書法史上的並蒂奇花。
三、好太王碑在北碑中的歷史定位北碑世稱魏碑，是公元500年前後出現的書體，其字體屬楷書範疇，行筆迅起急收，點畫峻利，轉折處多以側鋒取勢，形成內圓外方，鉤趯力送，撇捺重頓之勢。結構疏密自然，縱橫倚斜，錯落有致。北碑既是民族和民族文化融合的結晶，亦是石刻藝術和書法藝術的結晶，它代表著書法史上一個極其重要的美學流派，完全可以和二王唐楷帖學一派並駕齊驅，形成雙星拱月之勢。
好太王碑刻於414年，是為北碑書法藝術中的一朵奇芭，乃北碑經典中的經典。好太王碑碑文為漢字隸書，與東晉隸書相仿，是碑刻書法藝術寶庫中不可多得的珍品。碑文書體似介於隸、楷之間，既無蠶頭雁尾，也無波磔，線條質樸厚重，自然無華。乍看平平淡淡，無做作修飾，提按變化不大，字形方正飽滿。實則筆畫撐滿字格，張力十足，撇捺內斂，中宮疏朗。外似方頭方腦、憨態可掬，內質平淡中和、不事逞強。《好太王碑》因刻在凹凸不平的天然石上，隨勢著筆，因勢而就，既給人以蒼茫渾厚、端莊嚴謹的摩崖書法之感，還給人帶來一種靈動活潑的刻石趣味。
《好太王碑》以篆書筆意寫隸，藏鋒逆入，淳厚沉著。字形外如圍城、字格盈滿，內如街巷縱橫、月朗星稀。行筆間凝而不滯，輕鬆自如，給人以如負釋重，海闊天空之感。《好太王碑》以古樸無華取勝，介於“篆、隸、楷”之間的過度書體。其特點，如秦維國先生所說“體勻筆圓者似篆，勢寬劃短者似隸，方正筆展者似楷，簡約自由者似草”，蒼涼厚重，大器無形，乃為北碑文化的歷史性重要座標。發現一百年來，書界對之雖反映強烈，然對其具有北碑書法藝術中宏大氣象，還應做深入的研究與挖掘。
清代伊秉綬作隸書，似與《好太王碑》暗合，他不追求用筆的變化，而極重視經營結構的安排。他寫的隸書，橫線豎線粗細幾乎相等，但在布白上稍加巧妙錯位，就形成了一種令人耳目一新的視覺效果。康有為稱《好太王碑》為：“若高麗故城之刻，新羅巡狩之碑，啟自遠夷，來從外國，然其高美，以冠古今”。當代書法大家歐陽中石先生在其編著的《書法講義》上對《好太王碑》有高度評價：“清光緒間在吉林集安縣出土。碑高二丈餘。為高句麗英主廣開太王之巨碑。好太王名淡德，十八歲即位，稱永樂大王。四面環刻，刻於廣開大王薨後三年（公元四一四年）。碑頌王之功績，且錄其守墓煙戶。碑文中記助新羅與日本開戰端之事，書為古隸。共四十四行，行四十一字。書法方整純厚，遒古樸茂，體在隸楷之間，並多含篆書遺意，甚古雅可賞。”近年來，“好太王碑"書法越來越受到人們重視，在重大國際拍賣會上屢創新高。
好太王碑宛如北碑文化的歷史圖騰高高佇立於古高句麗丸都山城之上，中朝界河鴨綠江之畔。1600年來，踽踽獨守於天地之間，獨於天地精神之往來，經春風秋月，領酷暑嚴寒，看世態炎涼，觀滄桑變遷。當我來到大王碑前，手摸碑石的一剎那，瞬間一股暖流湧上了心頭，使我一見如故，怦然心動，激動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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