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是湖北省省会，中部六省唯一的副省级市，中国中部地区的中心城市、特大城市，全国重要的工业基地、科教基地和综合交通枢纽，联勤保障部队机关驻地。武汉市下辖13个区，总面积8569.15平方千米，地区生产总值1.48万亿元。截至2019年末武汉户籍人口约为908.35万人、流动人口约为510.30万人。武汉地处江汉平原东部、长江中游，世界第三大河长江及其最大支流汉江在城中交汇，形成武汉三镇隔江鼎立的格局，市内江河纵横、湖港交织，水域面积占全市总面积四分之一。作为中国经济地理中心的武汉素有“九省通衢”之称：武汉地处长江黄金水道与京广铁路大动脉的十字交汇点，是中国内陆最大的水陆空交通枢纽和长江中游航运中心，其高铁网辐射大半个中国，是华中地区唯一可直航全球五大洲的城市。
武汉是长江经济带核心城市、中部崛起战略支点、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区，也是全国三大智力密集区之一。武汉的城市发展目标是建成以全国经济中心、高水平科技创新中心、商贸物流中心和国际交往中心四大功能为支撑的国家中心城市。与此同时武汉也是一座有着悠久历史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从盘龙城遗址的源头出发的武汉历经沧桑，身经百战而愈发激昂。目前武汉地区考古发现的历史可以上溯到距今8000年—6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早、中期，其考古发现有东湖放鹰台遗址的含有稻壳的红烧土、石斧、石锛以及鱼叉。市郊黄陂境内的张西湾古城遗址为4300年前古人类生活的重要遗存。大约距今3500年在如今的武汉境内诞生了一座商朝方国宫城——盘龙城。
在武汉市长江两头有两座山：位于汉阳区的龟山前临大江、北带汉水、西背月湖、南濒莲花湖。形势险峻的龟山上不乏名胜古迹：关王庙、藏马洞、磨刀石、太平兴国寺、桂月亭状元石、禹王宫、月树亭、桃花洞罗汉寺、龙祥寺、鲁肃墓、向警予烈士陵园、红色战士公墓......与龟山隔江相望的武昌蛇山又名黄鹄山，绵亘蜿蜒，形如伏蛇，头临大江，尾插闹市。武汉长江大桥的南岸和汉阳龟山的北岸为一桥飞架的南北交点。武汉长江大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修建的第一座公路与铁路两用的长江大桥，素有“万里长江第一桥”的美誉。作为大桥南北基址的龟蛇二山有一段神奇的传说：相传大禹治水曾得龟、蛇二将相助，龟将驮着神土“息壤”筑堤防、造陆地、堵决口，防止泛滥；蛇将用神尾摆动画地，开辟江河，导水泄洪。大禹把大山拦腰斩断，江水奔腾泻去，洪水终于被制服了。大禹为了不让洪水再度逞凶就令龟、蛇二将镇守大江两边，最后形成了龟蛇二山。
武汉地方建制始于西汉：当时这里是江夏郡沙羡县管辖之地。东汉末年在今天的汉阳区先后兴建却月城和鲁山城，在今天的武昌蛇山兴建夏口城。时值荆州牧刘表派黄祖为江夏太守，将郡治设在位于今汉阳龟山的“却月城”中，“却月城”因此成为武汉市区内已知的最早城堡。东吴黄武二年（公元223年）孙权在武昌蛇山修筑夏口城，同时在城内的黄鹄矶上修筑瞭望塔。这座瞭望塔就是日后被誉为中国四大名楼之一的黄鹤楼。黄鹤楼坐落在在湖北省武汉市长江南岸的武昌蛇山之巅，素有“天下江山第一楼“和”天下绝景“之称，同时黄鹤楼也是武汉市的地标性建筑。西晋灭吴后本来作为瞭望塔的黄鹤楼的军事作用逐渐弱化，此后黄鹤楼逐渐演变为官商行旅、文人墨客游玩的观赏楼。唐代诗人崔颢在此题下《黄鹤楼》一诗，李白在此写下《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历代文人墨客在此留下的千古绝唱使黄鹤楼远近闻名。站在黄鹤楼上极目远眺可以将武汉三镇的风光尽收眼底。
南朝时孙权所筑的夏口城扩建为郢州。隋朝置江夏县和汉阳县，分别以武昌、汉阳为治所。到了唐代江夏（武昌）和汉阳分别升为鄂州和沔州的州治，成为长江沿岸的商业重镇。李白曾在此写下“黄鹤楼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从此武汉便有”江城“之称。两宋时期武昌属鄂州，汉阳、汉口属汉阳军。两宋之交武汉成为了一处军事战略要地：南宋抗金名将岳飞曾驻防鄂州（今武昌）八年，在此兴师北伐。元世祖至元十八年（1281年）武昌成为湖广行省的省治，这是武汉第一次成为一级行政单位（相当于现代的省一级）的治所。在此后的明、清两地武汉仍延续着作为省级行政单位治所的地位。熟悉武汉历史的人可能知道武汉是由武昌、汉阳、汉口三部分组成的，事实上武汉发展成为一个统一的大城市历经了漫长的历史过程。武汉三镇在历史上形成的时间先后顺序为江北（汉阳）先于江南（武昌），而汉口在明代以前不过是毗连汉阳的一个水曲荒洲。在明代以前所谓“武汉”一词并不是一个统一的城市，而是指武昌、汉阳两地的合称。元代武昌、汉阳均属湖广行省，鄂（武昌）汉（汉阳）并称，是为双城。元代诗人余阙在诗中把武昌、汉阳称为“双城”，显示了武昌、汉阳由单称到合称的趋势。
明宪宗成化（1465-1487 ）年初汉水改道入江，汉口始形成市集。然而这时的汉口每到夏天涨水之际就会饱受洪水肆虐，因此人们仍无法安居。明崇祯八年（1635 年）通判袁焻创筑长堤（上起硚口，下迄堤口）以解决水患问题。后人为纪念袁焻的筑堤之功将此长堤命名为“袁公堤”，如今武汉的长堤街就是以此为基础发展起来的。长堤筑成后汉口逐渐发展成为与北京、苏州、佛山并称“天下四聚”，又与朱仙镇、景德镇、佛山镇同称天下“四大名镇”，成为“楚中第一繁盛处”。这时的武汉已是全国性水陆交通枢纽，“九省通衢”的说法也源于此时。截至清代嘉庆年间汉口居民已达36929 户，129183 人。不过汉口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隶于汉阳县，因此这时的“武汉”概念仍是武昌、汉阳双城的合称。清咸丰八年（1858年）清政府与英国签订的《天津条约》规定：汉口被辟为对外通商口岸。咸丰十一年（1861年）3月汉口正式开埠。老汉口镇的下游沿长江先后开辟了汉口英租界、汉口德租界、汉口俄租界、汉口法租界和汉口日租界五国租界。开埠后的汉口逐渐开启了初步的工业化进程，冲击着旧有的社会秩序。在武汉近代工商业发展的过程中海关性质的江汉关大楼，为通商提供金融支持的汇丰银行、横滨正金银行，怡和洋行、天主堂医院、英国礼拜堂等各式洋楼如雨后春笋般崛起于两江之畔，最后形成了一段长达数里的带状沿江早期现代化市区，这几乎是现代武汉城市格局的最早雏形。
光绪十五年（1889年）晚清洋务运动名臣张之洞上奏朝廷建议修筑一条芦汉铁路：自芦沟桥至汉口贯通南北。朝廷批准了张之洞这一建议，具体的计划方案是：北段由直隶总督主持，南段由湖广总督主持，南北分段修筑。清廷随即调张之洞任湖广总督，由他负责南段工程。张之洞在他主政武汉的18年期间使武汉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今的武汉大学、华中农业大学、武汉科技大学等众多高校的前身都诞生于张之洞主政武汉期间。1890年张之洞在武汉筹建汉阳铁厂。1893年9月汉阳铁厂建成投产。全厂包括生铁厂、贝色麻钢厂、西门士钢厂、钢轨厂、铁货厂、熟铁厂等6个大厂和机器厂、铸铁厂、打铁厂、造鱼片钩钉厂等4个小厂。汉阳铁厂是中国乃至整个亚洲第一家钢铁联合企业，也是当时最大的钢铁联合企业，汉阳铁厂因此被后世史学家视为中国钢铁工业的起步，也被西方人视为中国近代觉醒的标志。1894年张之洞主政武汉期间的另一家重要企业落成——这就是汉阳兵工厂。1904年汉阳兵工厂对德国1888式委员会步枪进行了改进：去除了枪管的套筒，以上护木取代，刺刀庭改在前护箍下方，改进了照门......由此诞生了中国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汉阳造“。张之洞主政武汉的18年间武汉一跃发展成为超过广州、与天津争胜、直追上海的全国最大的现代工商业中心。汉阳铁厂、湖北枪炮厂、湖北织布局、湖北缫丝局等钢铁、军工、纺织大型企业相继问世，为武汉近代工业的发展迈出了坚实的一步。汉口大智门至北京正阳门全长1200余公里的京汉铁路也在此时开通，武汉的商业地位更加凸显。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湖广总督张之洞奏请阳、夏分治：分汉水以北地置夏口厅，治所即是今天的汉口。至此汉口与汉阳城区、武昌城区统称“三镇”。
1911年以“汉阳造”武装起来的新军发动武昌起义，揭开了辛亥革命的序幕，从起义门开始的革命最后蔓延到了全国，结束了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16年后的南昌起义部队的主要装备也是“汉阳造”，南昌八一起义纪念塔的塔顶更是雕刻了一只花岗岩“汉阳造”步枪，以此纪念这块滋养了中国革命的地方。汉口在民国初期一度被誉为“东方芝加哥”，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兴盛的工商业水平。孙中山在其所著的《建国方略》中畅想过各种“未来”的武汉；“世界最大都市之一”、“中国最重要之商业中心”、“略如纽约、伦敦之大”。北伐战争期间武昌作为从广州北上的关键地带又一次扮演了重要的角色。1926年10月北伐军完成了对武昌、汉阳和汉口的军事占领，与此同时三镇的合并重组也被提上了议事日程。这么做是着眼于使武汉三镇能更好地形成合力作用，发挥各自优势，一个月后国民政府做出行政区划调整：将武昌、汉阳和汉口合并为全新的武汉市并把政府首都从广州迁移至此地。从盘龙城遗址的源头走来，先是汉阳和武昌的相继崛起，到后来汉口随着时代造就而异军突起，同饮一江水的默契终于使武汉三镇最终走向联合的命运不可逆转。1938年6月武汉会战爆发：中国军队在此战中浴血奋战，历经大小战斗数百次，最终以伤亡40余万的代价毙伤日军25.7余万。然而由于双方的实力悬殊，致使武汉最终失守。但从另一个方面而言：此战解除了国军被日军围歼于沿海地区的危机，为战略物资转移到大后方争取了宝贵时间。同时大大消耗了日军的有生力量，日军虽然攻占了武汉，但其速战速决逼迫国民政府屈服以结束战争的战略企图并未达到。此后中国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武汉会战作为抗日战争战略防御阶段规模最大、时间最长、歼敌最多的一次战役从整个战局而言：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创造了相当大的契机。抗日战争结束后武汉三镇曾经历过短暂的分割时期：1945年9月国民政府收复武汉后将武昌和汉阳组成新的武昌市，商业贸易发达的汉口则作为直辖市而存在。1949年5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先后进入汉口市区、武昌及汉阳，成功将武汉三镇接管于新中国统治之下。
新中国政府本着辐射于整个华中地区发展的要求将武汉三镇重新合并为武汉市。建国初期武汉是作为中央直辖市、中南地区党政军机关所在地而存在的。直到1954年6月武汉才被并入湖北省，同时被赋予湖北省省会城市的身份。抗战时期的武汉依然不改“英雄本色”：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贡献着自身的一份绵薄之力；而进入到和平时期的武汉则仍旧延续着舍我其谁、敢于担当的精神：作为区域乃至全国中心城市继续发挥着带头楷模的作用。早在民国二年（1913年）在詹天佑的支持下国立北京大学（现北京大学）工科德国籍教授乔治·米勒就带领夏昌炽、李文骥等13名土木门学生到武汉来对长江大桥桥址进行初步勘测和设计大桥的实习。然而在武汉修建长江大桥的计划却在此后一拖再拖，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将成立的1949年9月63岁的桥梁专家李文骥联合茅以升等一批桥梁专家向中央人民政府递交了《筹建武汉纪念桥建议书》，建议建造武汉长江大桥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成功的纪念建筑。同月21日至30日在北平召开的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建造武汉长江大桥的议案。1950年初“武汉大桥测量钻探队”正是成立，开始大桥筹备工作。1955年9月1日武汉长江大桥作为中国国家“一五”计划重点工程动工建设。1956年5月31日武汉长江大桥进行8个江心墩的施工建设；10月武汉长江大桥完成各桥墩下沉管柱和从管柱内向降低岩盘钻孔的全部工作。1957年3月16日武汉长江大桥完成桥墩建设工程；5月4日武汉长江大桥钢梁顺利合拢并举行了庆祝大会；7月1日武汉长江大桥完成最后一根钢梁安装并完成合龙工程；9月25日武汉长江大桥工程竣工；10月15日武汉长江大桥正式通车交付使用。武汉长江大桥是武汉三镇真正意义上第一次实现陆上连接，使得一个完整地武汉城区最终构成。过去的三镇因为有长江作为不可抵抗的天然阻力而使彼此之间的交流十分有限；如今“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武汉长江大桥使武昌、汉阳和汉口更加密切地结合为一个整体，也让“大武汉”的心理认同更加深入人心。
新时期发展的要求使武汉原有的三镇行政划分已不能满足作为一个大都市所充分发挥职能的必要性。因此在原来武昌、汉阳和汉口的基础之上再进行更小范围内的辖区分割，由此形成了今天的武昌区、青山区及洪山区（由原武昌演化而来）；江汉区、江岸区、及硚口区（由原汉口演化而来）；汉阳区（原汉阳）。与此同时武汉城区还向周边不断延伸，通过兼并一些市县先后形成江夏区、蔡甸区以及新洲区等。一个全新的武汉城就这样诞生了。武汉这一路走来可谓是筚路蓝缕：在武汉的发展过程中取得了万众瞩目的成绩，也遭遇过坎坷挫折。然而武汉人以百折不挠的精神一直坚持走到了今天：“教育是百年大计”，科教水平的高低是衡量一座城市是否具有竞争力的一项重要指标。武汉成为教育重镇的历史始于近代救亡图存时期。如今在经过逾百年的发展之后武汉目前的高校数量接近100所，在全国各大城市中排名靠前，是国家重要的科教基地之一。1998年洪水肆虐之时武汉人民抗洪抢险众志成城；2003年抗击非典之时武汉人民团结一心共渡难关；2008年抗击雪灾之时武汉人民勠力同心迎来春天；2019年第七届世界军运会在武汉举办，擎起“和平的薪火”，共享友谊、同筑和平，那一刻武汉让世界惊艳。如今的武汉正在经历一场与疾病的战争，但武汉绝不是独自在战斗：来自全国各地的医护人员都在驰援武汉，全国的医疗物资企业都被发动起来夜以继日地生产。1月25日装载有日本民间捐助的100万只防疫口罩的3U8086“东京-成都”川航航班抵达成都双流国际机场，随后这批物资通过汽运紧急驰援武汉。1月27日受日本政府派遣前往武汉撤侨的专机向中国捐赠了一批医疗物资，以帮助武汉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同一天作为武汉友好城市的日本大分市向武汉市捐赠了3万枚口罩。有党和政府的领导、有全体医护人员的努力、有全国各族人民的支持、有世界人民的援助，我们相信武汉这座英雄的城市一定会打赢这场与疾病的战争。
閱讀更多 鴻鵠高飛一舉萬里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