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是湖北省省會，中部六省唯一的副省級市，中國中部地區的中心城市、特大城市，全國重要的工業基地、科教基地和綜合交通樞紐，聯勤保障部隊機關駐地。武漢市下轄13個區，總面積8569.15平方千米，地區生產總值1.48萬億元。截至2019年末武漢戶籍人口約為908.35萬人、流動人口約為510.30萬人。武漢地處江漢平原東部、長江中游，世界第三大河長江及其最大支流漢江在城中交匯，形成武漢三鎮隔江鼎立的格局，市內江河縱橫、湖港交織，水域面積佔全市總面積四分之一。作為中國經濟地理中心的武漢素有“九省通衢”之稱：武漢地處長江黃金水道與京廣鐵路大動脈的十字交匯點，是中國內陸最大的水陸空交通樞紐和長江中游航運中心，其高鐵網輻射大半個中國，是華中地區唯一可直航全球五大洲的城市。
武漢是長江經濟帶核心城市、中部崛起戰略支點、全面創新改革試驗區，也是全國三大智力密集區之一。武漢的城市發展目標是建成以全國經濟中心、高水平科技創新中心、商貿物流中心和國際交往中心四大功能為支撐的國家中心城市。與此同時武漢也是一座有著悠久歷史的國家歷史文化名城：從盤龍城遺址的源頭出發的武漢歷經滄桑，身經百戰而愈發激昂。目前武漢地區考古發現的歷史可以上溯到距今8000年—6000年前的新石器時代早、中期，其考古發現有東湖放鷹臺遺址的含有稻殼的紅燒土、石斧、石錛以及魚叉。市郊黃陂境內的張西灣古城遺址為4300年前古人類生活的重要遺存。大約距今3500年在如今的武漢境內誕生了一座商朝方國宮城——盤龍城。
在武漢市長江兩頭有兩座山：位於漢陽區的龜山前臨大江、北帶漢水、西背月湖、南瀕蓮花湖。形勢險峻的龜山上不乏名勝古蹟：關王廟、藏馬洞、磨刀石、太平興國寺、桂月亭狀元石、禹王宮、月樹亭、桃花洞羅漢寺、龍祥寺、魯肅墓、向警予烈士陵園、紅色戰士公墓......與龜山隔江相望的武昌蛇山又名黃鵠山，綿亙蜿蜒，形如伏蛇，頭臨大江，尾插鬧市。武漢長江大橋的南岸和漢陽龜山的北岸為一橋飛架的南北交點。武漢長江大橋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修建的第一座公路與鐵路兩用的長江大橋，素有“萬里長江第一橋”的美譽。作為大橋南北基址的龜蛇二山有一段神奇的傳說：相傳大禹治水曾得龜、蛇二將相助，龜將馱著神土“息壤”築堤防、造陸地、堵決口，防止氾濫；蛇將用神尾擺動畫地，開闢江河，導水洩洪。大禹把大山攔腰斬斷，江水奔騰瀉去，洪水終於被制服了。大禹為了不讓洪水再度逞兇就令龜、蛇二將鎮守大江兩邊，最後形成了龜蛇二山。
武漢地方建制始於西漢：當時這裡是江夏郡沙羨縣管轄之地。東漢末年在今天的漢陽區先後興建卻月城和魯山城，在今天的武昌蛇山興建夏口城。時值荊州牧劉表派黃祖為江夏太守，將郡治設在位於今漢陽龜山的“卻月城”中，“卻月城”因此成為武漢市區內已知的最早城堡。東吳黃武二年（公元223年）孫權在武昌蛇山修築夏口城，同時在城內的黃鵠磯上修築瞭望塔。這座瞭望塔就是日後被譽為中國四大名樓之一的黃鶴樓。黃鶴樓坐落在在湖北省武漢市長江南岸的武昌蛇山之巔，素有“天下江山第一樓“和”天下絕景“之稱，同時黃鶴樓也是武漢市的地標性建築。西晉滅吳後本來作為瞭望塔的黃鶴樓的軍事作用逐漸弱化，此後黃鶴樓逐漸演變為官商行旅、文人墨客遊玩的觀賞樓。唐代詩人崔顥在此題下《黃鶴樓》一詩，李白在此寫下《黃鶴樓送孟浩然之廣陵》，歷代文人墨客在此留下的千古絕唱使黃鶴樓遠近聞名。站在黃鶴樓上極目遠眺可以將武漢三鎮的風光盡收眼底。
南朝時孫權所築的夏口城擴建為郢州。隋朝置江夏縣和漢陽縣，分別以武昌、漢陽為治所。到了唐代江夏（武昌）和漢陽分別升為鄂州和沔州的州治，成為長江沿岸的商業重鎮。李白曾在此寫下“黃鶴樓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從此武漢便有”江城“之稱。兩宋時期武昌屬鄂州，漢陽、漢口屬漢陽軍。兩宋之交武漢成為了一處軍事戰略要地：南宋抗金名將岳飛曾駐防鄂州（今武昌）八年，在此興師北伐。元世祖至元十八年（1281年）武昌成為湖廣行省的省治，這是武漢第一次成為一級行政單位（相當於現代的省一級）的治所。在此後的明、清兩地武漢仍延續著作為省級行政單位治所的地位。熟悉武漢歷史的人可能知道武漢是由武昌、漢陽、漢口三部分組成的，事實上武漢發展成為一個統一的大城市歷經了漫長的歷史過程。武漢三鎮在歷史上形成的時間先後順序為江北（漢陽）先於江南（武昌），而漢口在明代以前不過是毗連漢陽的一個水曲荒洲。在明代以前所謂“武漢”一詞並不是一個統一的城市，而是指武昌、漢陽兩地的合稱。元代武昌、漢陽均屬湖廣行省，鄂（武昌）漢（漢陽）並稱，是為雙城。元代詩人餘闕在詩中把武昌、漢陽稱為“雙城”，顯示了武昌、漢陽由單稱到合稱的趨勢。
明憲宗成化（1465-1487 ）年初漢水改道入江，漢口始形成市集。然而這時的漢口每到夏天漲水之際就會飽受洪水肆虐，因此人們仍無法安居。明崇禎八年（1635 年）通判袁焻創築長堤（上起礄口，下迄堤口）以解決水患問題。後人為紀念袁焻的築堤之功將此長堤命名為“袁公堤”，如今武漢的長堤街就是以此為基礎發展起來的。長堤築成後漢口逐漸發展成為與北京、蘇州、佛山並稱“天下四聚”，又與朱仙鎮、景德鎮、佛山鎮同稱天下“四大名鎮”，成為“楚中第一繁盛處”。這時的武漢已是全國性水陸交通樞紐，“九省通衢”的說法也源於此時。截至清代嘉慶年間漢口居民已達36929 戶，129183 人。不過漢口在很長一段時間裡一直隸於漢陽縣，因此這時的“武漢”概念仍是武昌、漢陽雙城的合稱。清咸豐八年（1858年）清政府與英國簽訂的《天津條約》規定：漢口被闢為對外通商口岸。咸豐十一年（1861年）3月漢口正式開埠。老漢口鎮的下游沿長江先後開闢了漢口英租界、漢口德租界、漢口俄租界、漢口法租界和漢口日租界五國租界。開埠後的漢口逐漸開啟了初步的工業化進程，衝擊著舊有的社會秩序。在武漢近代工商業發展的過程中海關性質的江漢關大樓，為通商提供金融支持的匯豐銀行、橫濱正金銀行，怡和洋行、天主堂醫院、英國禮拜堂等各式洋樓如雨後春筍般崛起於兩江之畔，最後形成了一段長達數里的帶狀沿江早期現代化市區，這幾乎是現代武漢城市格局的最早雛形。
光緒十五年（1889年）晚清洋務運動名臣張之洞上奏朝廷建議修築一條蘆漢鐵路：自蘆溝橋至漢口貫通南北。朝廷批准了張之洞這一建議，具體的計劃方案是：北段由直隸總督主持，南段由湖廣總督主持，南北分段修築。清廷隨即調張之洞任湖廣總督，由他負責南段工程。張之洞在他主政武漢的18年期間使武漢的面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如今的武漢大學、華中農業大學、武漢科技大學等眾多高校的前身都誕生於張之洞主政武漢期間。1890年張之洞在武漢籌建漢陽鐵廠。1893年9月漢陽鐵廠建成投產。全廠包括生鐵廠、貝色麻鋼廠、西門士鋼廠、鋼軌廠、鐵貨廠、熟鐵廠等6個大廠和機器廠、鑄鐵廠、打鐵廠、造魚片鉤釘廠等4個小廠。漢陽鐵廠是中國乃至整個亞洲第一家鋼鐵聯合企業，也是當時最大的鋼鐵聯合企業，漢陽鐵廠因此被後世史學家視為中國鋼鐵工業的起步，也被西方人視為中國近代覺醒的標誌。1894年張之洞主政武漢期間的另一家重要企業落成——這就是漢陽兵工廠。1904年漢陽兵工廠對德國1888式委員會步槍進行了改進：去除了槍管的套筒，以上護木取代，刺刀庭改在前護箍下方，改進了照門......由此誕生了中國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漢陽造“。張之洞主政武漢的18年間武漢一躍發展成為超過廣州、與天津爭勝、直追上海的全國最大的現代工商業中心。漢陽鐵廠、湖北槍炮廠、湖北織布局、湖北繅絲局等鋼鐵、軍工、紡織大型企業相繼問世，為武漢近代工業的發展邁出了堅實的一步。漢口大智門至北京正陽門全長1200餘公里的京漢鐵路也在此時開通，武漢的商業地位更加凸顯。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湖廣總督張之洞奏請陽、夏分治：分漢水以北地置夏口廳，治所即是今天的漢口。至此漢口與漢陽城區、武昌城區統稱“三鎮”。
1911年以“漢陽造”武裝起來的新軍發動武昌起義，揭開了辛亥革命的序幕，從起義門開始的革命最後蔓延到了全國，結束了延續兩千多年的封建君主專制。16年後的南昌起義部隊的主要裝備也是“漢陽造”，南昌八一起義紀念塔的塔頂更是雕刻了一隻花崗岩“漢陽造”步槍，以此紀念這塊滋養了中國革命的地方。漢口在民國初期一度被譽為“東方芝加哥”，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於興盛的工商業水平。孫中山在其所著的《建國方略》中暢想過各種“未來”的武漢；“世界最大都市之一”、“中國最重要之商業中心”、“略如紐約、倫敦之大”。北伐戰爭期間武昌作為從廣州北上的關鍵地帶又一次扮演了重要的角色。1926年10月北伐軍完成了對武昌、漢陽和漢口的軍事佔領，與此同時三鎮的合併重組也被提上了議事日程。這麼做是著眼於使武漢三鎮能更好地形成合力作用，發揮各自優勢，一個月後國民政府做出行政區劃調整：將武昌、漢陽和漢口合併為全新的武漢市並把政府首都從廣州遷移至此地。從盤龍城遺址的源頭走來，先是漢陽和武昌的相繼崛起，到後來漢口隨著時代造就而異軍突起，同飲一江水的默契終於使武漢三鎮最終走向聯合的命運不可逆轉。1938年6月武漢會戰爆發：中國軍隊在此戰中浴血奮戰，歷經大小戰鬥數百次，最終以傷亡40餘萬的代價斃傷日軍25.7餘萬。然而由於雙方的實力懸殊，致使武漢最終失守。但從另一個方面而言：此戰解除了國軍被日軍圍殲於沿海地區的危機，為戰略物資轉移到大後方爭取了寶貴時間。同時大大消耗了日軍的有生力量，日軍雖然攻佔了武漢，但其速戰速決逼迫國民政府屈服以結束戰爭的戰略企圖並未達到。此後中國抗日戰爭進入戰略相持階段。武漢會戰作為抗日戰爭戰略防禦階段規模最大、時間最長、殲敵最多的一次戰役從整個戰局而言：為抗日戰爭的勝利創造了相當大的契機。抗日戰爭結束後武漢三鎮曾經歷過短暫的分割時期：1945年9月國民政府收復武漢後將武昌和漢陽組成新的武昌市，商業貿易發達的漢口則作為直轄市而存在。1949年5月中國人民解放軍先後進入漢口市區、武昌及漢陽，成功將武漢三鎮接管於新中國統治之下。
新中國政府本著輻射於整個華中地區發展的要求將武漢三鎮重新合併為武漢市。建國初期武漢是作為中央直轄市、中南地區黨政軍機關所在地而存在的。直到1954年6月武漢才被併入湖北省，同時被賦予湖北省省會城市的身份。抗戰時期的武漢依然不改“英雄本色”：在民族危亡的關鍵時刻貢獻著自身的一份綿薄之力；而進入到和平時期的武漢則仍舊延續著捨我其誰、敢於擔當的精神：作為區域乃至全國中心城市繼續發揮著帶頭楷模的作用。早在民國二年（1913年）在詹天佑的支持下國立北京大學（現北京大學）工科德國籍教授喬治·米勒就帶領夏昌熾、李文驥等13名土木門學生到武漢來對長江大橋橋址進行初步勘測和設計大橋的實習。然而在武漢修建長江大橋的計劃卻在此後一拖再拖，直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即將成立的1949年9月63歲的橋樑專家李文驥聯合茅以升等一批橋樑專家向中央人民政府遞交了《籌建武漢紀念橋建議書》，建議建造武漢長江大橋作為新民主主義革命成功的紀念建築。同月21日至30日在北平召開的第一屆政治協商會議通過了建造武漢長江大橋的議案。1950年初“武漢大橋測量鑽探隊”正是成立，開始大橋籌備工作。1955年9月1日武漢長江大橋作為中國國家“一五”計劃重點工程動工建設。1956年5月31日武漢長江大橋進行8個江心墩的施工建設；10月武漢長江大橋完成各橋墩下沉管柱和從管柱內向降低巖盤鑽孔的全部工作。1957年3月16日武漢長江大橋完成橋墩建設工程；5月4日武漢長江大橋鋼樑順利合攏並舉行了慶祝大會；7月1日武漢長江大橋完成最後一根鋼樑安裝並完成合龍工程；9月25日武漢長江大橋工程竣工；10月15日武漢長江大橋正式通車交付使用。武漢長江大橋是武漢三鎮真正意義上第一次實現陸上連接，使得一個完整地武漢城區最終構成。過去的三鎮因為有長江作為不可抵抗的天然阻力而使彼此之間的交流十分有限；如今“一橋飛架南北，天塹變通途”。武漢長江大橋使武昌、漢陽和漢口更加密切地結合為一個整體，也讓“大武漢”的心理認同更加深入人心。
新時期發展的要求使武漢原有的三鎮行政劃分已不能滿足作為一個大都市所充分發揮職能的必要性。因此在原來武昌、漢陽和漢口的基礎之上再進行更小範圍內的轄區分割，由此形成了今天的武昌區、青山區及洪山區（由原武昌演化而來）；江漢區、江岸區、及礄口區（由原漢口演化而來）；漢陽區（原漢陽）。與此同時武漢城區還向周邊不斷延伸，通過兼併一些市縣先後形成江夏區、蔡甸區以及新洲區等。一個全新的武漢城就這樣誕生了。武漢這一路走來可謂是篳路藍縷：在武漢的發展過程中取得了萬眾矚目的成績，也遭遇過坎坷挫折。然而武漢人以百折不撓的精神一直堅持走到了今天：“教育是百年大計”，科教水平的高低是衡量一座城市是否具有競爭力的一項重要指標。武漢成為教育重鎮的歷史始於近代救亡圖存時期。如今在經過逾百年的發展之後武漢目前的高校數量接近100所，在全國各大城市中排名靠前，是國家重要的科教基地之一。1998年洪水肆虐之時武漢人民抗洪搶險眾志成城；2003年抗擊非典之時武漢人民團結一心共渡難關；2008年抗擊雪災之時武漢人民勠力同心迎來春天；2019年第七屆世界軍運會在武漢舉辦，擎起“和平的薪火”，共享友誼、同築和平，那一刻武漢讓世界驚豔。如今的武漢正在經歷一場與疾病的戰爭，但武漢絕不是獨自在戰鬥：來自全國各地的醫護人員都在馳援武漢，全國的醫療物資企業都被髮動起來夜以繼日地生產。1月25日裝載有日本民間捐助的100萬隻防疫口罩的3U8086“東京-成都”川航航班抵達成都雙流國際機場，隨後這批物資通過汽運緊急馳援武漢。1月27日受日本政府派遣前往武漢撤僑的專機向中國捐贈了一批醫療物資，以幫助武漢抗擊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同一天作為武漢友好城市的日本大分市向武漢市捐贈了3萬枚口罩。有黨和政府的領導、有全體醫護人員的努力、有全國各族人民的支持、有世界人民的援助，我們相信武漢這座英雄的城市一定會打贏這場與疾病的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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