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张进
作为极富盛名的文学偶像，海明威对后世文学的影响可用“难以估量”来形容，正如我们不可能估算出，到底有多少作家的写作受到了“冰山理论”的浸染。
但凡解读海明威，“冰山理论”绝不可错过，但杨照并没有停留在这一理论“是什么”这一层面，而是进而从历史背景中探究：“冰山理论”是怎么来的？
为了找出“冰山理论”之所以出现的原因，杨照深入当时的现代主义潮流、一战、欧洲十九世纪因理性主义对宗教的冲击而导致的人们对死亡看法的转折，以及死亡给人带来的生命观的转变，从而在文化思想和现实境遇层面，给出了答案。
《对决人生：解读海明威》，作者：杨照，版本：新民说·广西师范大学2019年12月
喜欢文学的人，应该没有人会完全忽略海明威。作为文学偶像，海明威的性格极为鲜明，因此非常容易辨认。海明威男性特征十足，热爱拳击、斗牛、钓鱼、打猎，写的小说简洁到极致，还有一个专门的称谓，就是著名的“冰山理论”：“冰山之雄伟壮观，是因为它有八分之一在水上面。”而其余的八分之七，就要求读者依照个人经验和想象力自行补充。在这种被迫的个人经验的调动中，读者的情感和理智更积极地参与进小说，和文本一起实现作者意图要表达的内容。
但凡讲海明威，一定会讲“冰山理论”，杨照也不例外。不过，他没有停留在解释“冰山理论”是怎么回事这一层面，而是进而探究它是怎么被创造出来的。
寻找“冰山理论”的起因，离不开历史大背景。十九、二十世纪之交，现代主义潮流在文学、绘画等领域兴起，影响至今。当时的艺术教母格特鲁德·斯泰因对文学和艺术的革新有着重要作用。无论是毕加索还是海明威，都是她家的常客，他们的画作和小说也因受到斯泰因的赏识而逐渐获得更广泛的认可。
在个人写作上，斯泰因有自己明确的主张。她和詹姆斯·乔伊斯一样，寻求打破传统叙述惯性的方式。得益于心理学知识背景，确切地说是研究“自动现象”的经历，斯泰因意识到，传统叙述中的语言都是被整理、被秩序化的语言，而这并非语言的全部。事实上，在我们日常的感受或思考中，没有被整理过的语言才是常态。依照这种理念，斯泰因创作了《美国人的形成》，成为现代主义的经典作品。乔伊斯同样也摒弃“理性秩序化”的语言，而用混乱的意识流表现人物内心。身处现代主义大潮之中，海明威自然也会试图摆脱传统叙述的惯性，但他的选择不是展现未经理性整理的语言，而是“用自己的方式来进行整理”的语言。这种整理方式，和立体主义画作有异曲同工之处。
立体主义画作通过碎片的拼贴，形成没有明确意义的载体，画作本身不再像以前一样是完整的讯息和“意义的承载者”，而只是讯息的暗示。每个人都可以通过自己独特的观看形成独特的感受。“冰山理论”同样如此。露出的八分之一只是讯息的暗示，读者通过千差万别的个人想象，可以形成完全不同的阅读感受。比如《白象似的群山》，那一对年轻男女到底是什么关系？是长时间的情人，还是刚见面不久？孩子是那个小伙子的，还是女孩和其他人的？这些在小说中都没有明确说明。你如何添加这些信息，故事的样貌会完全不同。
“冰山理论”除了受现代主义潮流的浸染外，还受到战争的影响。十九岁的海明威主动参加一战，切身体会到了死亡的恐惧。“战争使你丧失了原来那种觉得自己不会死、不会那么快死去的青春本能，战争让你不再相信有纯然安全、能够好好活着不受威胁的生命时刻。”
在战争中，最让人恐惧的不是死亡，而是无所不在的死亡的威胁，它像巨大的阴影覆盖在你的生命之上，让你无法像普通人那样思考。海明威对战争的这种直接感受，促使他形成了冷静、无所谓的叙事口吻。既然死亡无法躲避，那就只能用无所谓的态度去面对。在这种特殊的心理状态下，“逼出了海明威的‘冰山理论’。”战争状态中的人的处境几乎无法用正常语言可以形容，因此海明威“写表面的平静，为的是暗示底下的惶惶不可终日。”只有了解这一点，我们才能读懂《永别了，武器》中那些看似没有缘由、甚至无聊的对话。
为了解释《永别了，武器》中亨利和凯瑟琳之间的爱情，杨照回顾欧洲看待死亡的历史，为亨利和凯瑟琳爱情的极端热烈提供了思想根由。
十八、十九世纪的欧洲，随着科学的发展，理性主义逐渐占据主流，宗教信仰慢慢退居到角落。这无疑是种进步，但因此出现的问题也不少，其中之一就是如何看待死亡。在基督教传统中，有天堂和地狱这样的空间，供死去的人前往，但在理性思维里，天堂和地狱都不存在，那人们该如何看待死亡？如何面对死亡是“彻底的终结”这样的现实？与之前不同，死亡不再处于生命结束之后，而成为思考生命的前提。
这些思考让人们重新调整对待生命的态度，其中有两个关怀的焦点，其中一个就是，在这个仅能拥有的现世，你如何把握有限的时间，充分运用？正是在这样的思想下，加上战争把死亡的面目时时刻刻展现在眼前的现实，凯瑟琳和亨利的爱情才如此不管不顾，甚至显得过于突然，乃至凯瑟琳对亨利说：“你要什么就是什么，我都答应你，我都同意你，我没有意见。”这句话曾被女性主义者用来证明海明威的男性沙文主义，但杨照认为，在以死亡为背景的情景下，凯瑟琳在此表现的是面对死亡时的生命极致情感的表达，如果无视欧洲对死亡看法的转折，无视死亡现实的阴影，就无法理解凯瑟琳和亨利之间的爱情。
撰文｜张进；
校对｜翟永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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