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張進
作為極富盛名的文學偶像，海明威對後世文學的影響可用“難以估量”來形容，正如我們不可能估算出，到底有多少作家的寫作受到了“冰山理論”的浸染。
但凡解讀海明威，“冰山理論”絕不可錯過，但楊照並沒有停留在這一理論“是什麼”這一層面，而是進而從歷史背景中探究：“冰山理論”是怎麼來的？
為了找出“冰山理論”之所以出現的原因，楊照深入當時的現代主義潮流、一戰、歐洲十九世紀因理性主義對宗教的衝擊而導致的人們對死亡看法的轉折，以及死亡給人帶來的生命觀的轉變，從而在文化思想和現實境遇層面，給出了答案。
《對決人生：解讀海明威》，作者：楊照，版本：新民說·廣西師範大學2019年12月
喜歡文學的人，應該沒有人會完全忽略海明威。作為文學偶像，海明威的性格極為鮮明，因此非常容易辨認。海明威男性特徵十足，熱愛拳擊、鬥牛、釣魚、打獵，寫的小說簡潔到極致，還有一個專門的稱謂，就是著名的“冰山理論”：“冰山之雄偉壯觀，是因為它有八分之一在水上面。”而其餘的八分之七，就要求讀者依照個人經驗和想象力自行補充。在這種被迫的個人經驗的調動中，讀者的情感和理智更積極地參與進小說，和文本一起實現作者意圖要表達的內容。
但凡講海明威，一定會講“冰山理論”，楊照也不例外。不過，他沒有停留在解釋“冰山理論”是怎麼回事這一層面，而是進而探究它是怎麼被創造出來的。
尋找“冰山理論”的起因，離不開歷史大背景。十九、二十世紀之交，現代主義潮流在文學、繪畫等領域興起，影響至今。當時的藝術教母格特魯德·斯泰因對文學和藝術的革新有著重要作用。無論是畢加索還是海明威，都是她家的常客，他們的畫作和小說也因受到斯泰因的賞識而逐漸獲得更廣泛的認可。
在個人寫作上，斯泰因有自己明確的主張。她和詹姆斯·喬伊斯一樣，尋求打破傳統敘述慣性的方式。得益於心理學知識背景，確切地說是研究“自動現象”的經歷，斯泰因意識到，傳統敘述中的語言都是被整理、被秩序化的語言，而這並非語言的全部。事實上，在我們日常的感受或思考中，沒有被整理過的語言才是常態。依照這種理念，斯泰因創作了《美國人的形成》，成為現代主義的經典作品。喬伊斯同樣也摒棄“理性秩序化”的語言，而用混亂的意識流表現人物內心。身處現代主義大潮之中，海明威自然也會試圖擺脫傳統敘述的慣性，但他的選擇不是展現未經理性整理的語言，而是“用自己的方式來進行整理”的語言。這種整理方式，和立體主義畫作有異曲同工之處。
立體主義畫作通過碎片的拼貼，形成沒有明確意義的載體，畫作本身不再像以前一樣是完整的訊息和“意義的承載者”，而只是訊息的暗示。每個人都可以通過自己獨特的觀看形成獨特的感受。“冰山理論”同樣如此。露出的八分之一隻是訊息的暗示，讀者通過千差萬別的個人想象，可以形成完全不同的閱讀感受。比如《白象似的群山》，那一對年輕男女到底是什麼關係？是長時間的情人，還是剛見面不久？孩子是那個小夥子的，還是女孩和其他人的？這些在小說中都沒有明確說明。你如何添加這些信息，故事的樣貌會完全不同。
“冰山理論”除了受現代主義潮流的浸染外，還受到戰爭的影響。十九歲的海明威主動參加一戰，切身體會到了死亡的恐懼。“戰爭使你喪失了原來那種覺得自己不會死、不會那麼快死去的青春本能，戰爭讓你不再相信有純然安全、能夠好好活著不受威脅的生命時刻。”
在戰爭中，最讓人恐懼的不是死亡，而是無所不在的死亡的威脅，它像巨大的陰影覆蓋在你的生命之上，讓你無法像普通人那樣思考。海明威對戰爭的這種直接感受，促使他形成了冷靜、無所謂的敘事口吻。既然死亡無法躲避，那就只能用無所謂的態度去面對。在這種特殊的心理狀態下，“逼出了海明威的‘冰山理論’。”戰爭狀態中的人的處境幾乎無法用正常語言可以形容，因此海明威“寫表面的平靜，為的是暗示底下的惶惶不可終日。”只有瞭解這一點，我們才能讀懂《永別了，武器》中那些看似沒有緣由、甚至無聊的對話。
為了解釋《永別了，武器》中亨利和凱瑟琳之間的愛情，楊照回顧歐洲看待死亡的歷史，為亨利和凱瑟琳愛情的極端熱烈提供了思想根由。
十八、十九世紀的歐洲，隨著科學的發展，理性主義逐漸佔據主流，宗教信仰慢慢退居到角落。這無疑是種進步，但因此出現的問題也不少，其中之一就是如何看待死亡。在基督教傳統中，有天堂和地獄這樣的空間，供死去的人前往，但在理性思維裡，天堂和地獄都不存在，那人們該如何看待死亡？如何面對死亡是“徹底的終結”這樣的現實？與之前不同，死亡不再處於生命結束之後，而成為思考生命的前提。
這些思考讓人們重新調整對待生命的態度，其中有兩個關懷的焦點，其中一個就是，在這個僅能擁有的現世，你如何把握有限的時間，充分運用？正是在這樣的思想下，加上戰爭把死亡的面目時時刻刻展現在眼前的現實，凱瑟琳和亨利的愛情才如此不管不顧，甚至顯得過於突然，乃至凱瑟琳對亨利說：“你要什麼就是什麼，我都答應你，我都同意你，我沒有意見。”這句話曾被女性主義者用來證明海明威的男性沙文主義，但楊照認為，在以死亡為背景的情景下，凱瑟琳在此表現的是面對死亡時的生命極致情感的表達，如果無視歐洲對死亡看法的轉折，無視死亡現實的陰影，就無法理解凱瑟琳和亨利之間的愛情。
撰文｜張進；
校對｜翟永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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