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24年，在颜伯焘的建议下制造了一块 “官箴”石碑，石碑的大致内容是这样的，衙吏并不是因为我的严厉才畏惧我，而是因为我的廉洁，平民也并不是仅仅因为我是个有才能的人就顺服我，而是因为我的公平公正，也只有公平公正才能做到让人顺服且有威信。如今这块石碑依旧矗立在西安的碑林博物馆。
光是看这块石碑上的文字，就能感到一阵浩然正气扑面而来，也能使人不由之主地钦佩写下这块石碑内容的人，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倘若我们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来看待颜伯焘这个人，就会发现他本人和石碑所写内容并不符合。
颜伯焘出生在一个官宦之家，爷爷颜希深曾做过云南巡抚，他的父亲颜检也是清朝颇具名望的大官，曾做过多地总督，颜伯焘从小就受家人的耳濡目染，读书习字，十八岁就中举人，二十二岁考中进士后就进入了仕途。
在翰林院做了几年的小编修后，1822年颜伯焘迎来了被外放陕西做官，这也是他第一次出任地方官，当是青年的颜伯焘自然踌躇满志，心怀抱负，立志要做出一番事业，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有了前文的这块石碑，那时候的颜伯焘确实是想做一个两袖清风，清正廉明的好官。
清朝官场是一个大染缸，常言道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倘若出淤泥而不染能这么简单，这也不会成为人们所歌颂的品质了，自然，颜伯焘也难逃世俗。可能是因为父辈的原因，颜伯焘的升迁道路一帆风顺，历任陕西督粮道、按察使，陕西巡抚，贵总督，闽浙总督等职位，最后甚至成为掌管数省权力的封疆大吏。第一次鸦片战争是颜伯焘的人生转折点，因为战事失利颜伯焘被革职贬回故里。
颜伯焘返乡途中路过福建漳州，当地官员张集馨对颜伯焘返乡场面做了很详细的记载，大致内容如下：颜伯焘随身携带的金银财宝实在是太多了，从初一开始每天都有六七百人运送，并且一共持续了十天。颜伯焘的随从和家人也极多，当地甚至没有能够安排的了这么多人的旅店，不得以只能将他们安排进当地考院，并且每顿饭都要为他们开四百多桌酒席，其家人排场也很大，均乘坐四乘轿子，每座轿子还都配置八名军士。
清朝惯例，出任过闽浙总督的颜伯焘经过漳州此地时，漳州官府应该出面设宴接待，颜伯焘在漳州的五天里，漳州光是招待的费用就花费了一万多两白银，这对一个普通州县无疑是一笔不小的开支，面对这笔缺空的金额，当地不得不用当地乡勇的粮饷来填补。
奇怪的是尽管颜伯焘大肆收敛了这么多财物，但是在清朝，他本人的名声并不算坏，几年后，咸丰皇帝上位后又将他重新召回去做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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