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水文化的特色與流逝|益陽的故事

千百年不改名的益陽城,千百年奔流不息的資江水,在漫長的歷史歲月裡,清碧的資江水孕育出了豐富的水文化,傳說中的益陽“十景”,

關瀨驚湍,志溪帆落,會龍棲霞,裴亭雲樹,白鹿晚鐘,慶洲漁唱,西灣春望,碧津曉渡,甘壘夜月,十洲分漲。

其中就有六景是資江水文化的景象,但我這裡所講的資江水文化,還不是指的這資江六景水文化的景象,這六景乃是明朝劉激所制定,幾百年下來,已成自然景象,本文所說的“流逝的資江水文化”,具體是指自漢口開埠以來、一戰和二戰期間的一段資江人文水文化,話頭還得從上世紀80年代提起;那還是上世紀八十年代計劃經濟時期,老漢我出差到武漢並順便走訪一門外親,當時是叫解放大道114號的“國優”產品蓮花牌暖水瓶廠,外親姑媽那時剛退休,自然很人情的款待我這侄婿,晚餐時,竟然叫來她婆家的叔叔來陪我喝酒,誰知他叔叔不但能喝酒健談,居然年輕時是個專闖益陽大碼頭的船客,聽說湖南益陽有客人來了,不知是勾起他對年輕時候的回憶還是對益陽大碼頭的獨有情衷,專門端來一缽鱔魚、一箱啤酒,並還叫來他年輕時的老船友作陪,武漢天氣熱,晚餐是擺在巷子的過道上,老人家分別姓鄭姓段,年高八十,長我半個世紀,寒暄一陣後,幾杯酒下肚,過道風吹來,兩個老人打開話匣子,象滔滔江水,綿綿不絕,話題不扯洞庭湖的風浪,也不談長江的激流,專談益陽大碼頭的水上風光,時間是上世紀三十年代初益陽味蛋(松花皮蛋)銷售的高峰時期,那時正直國內軍閥混戰的時期,益陽味蛋成了重要的軍旅罐頭,漢口的大老闆們停船在益陽坐等要貨,有的老闆們還收鴨蛋送上門優先等貨,鄭爹和段爹就是從洪湖收鴨蛋送貨上門坐等要貨的船戶,因此,他是一個經常停泊在益陽(新化碼頭)的老船戶。

鄭爹與他的老船友段爹互談對答補充,益陽大碼頭水文化的風景便鮮靈活現的展現在面前;

那時資江北岸從魏公廟到賀家橋一線停滿了五六里路長的船(木排、毛板船都是停泊在鯿魚山的),這些船大多是上游下來的鰍船、櫓船和洞駁子,有的鰍船就更是明顯,船頭的右邊還有一個伸出半尺許、象一個大煙鍋的招子鬥(船放下來闖險灘時須急轉方向的槳板插孔),就知道是小溪河下來的。

而下游上來的則是平底船和洋船,帆船尾部掛有搶板(長江船防惡風險浪翻船的擋板),一看就可區分出來,你就是再不熟悉船,從帆布也可分出來,下游上來的船,都是機織的白帆布,又厚又結實,上游的帆,都是灰色的家機布,有的打補巴還是花色。

然而,下游上來的船雖然洋氣,但卻缺少人氣,因每船都是按部就班的定員船工,不像上游下來的船隻,除船多外,既有家屬親戚,又船與船之間相互聯繫,有共同語言和話題,因此,上游下來的那些船除數量多之外,船與船之間的往來交流也十分頻繁,可說熱鬧異常。但是,上游的船群雖然熱鬧有人氣,卻明顯的缺少商業的“貴氣”,比如生活用具,洗臉用的是木臉盆,毛巾也就是一塊灰土布,他們也不刷牙,講究一點的也只端個竹缸子含口水在口裡鼓搗幾下完事,吃飯更是不講究;大陶缽陶碗擺在舵板上就算開餐。

由於靠水吃水,餐桌上常有大缽的魚,一般的人都是夾菜端著個海碗站在船舷與鄰船搭話,魚刺魚骨順勢吐到河裡,但這裡更熱鬧的是,上游那些放排和毛板船下來排鼓佬和船客,他們都在這裡聯繫往返的船隻,嚴格的講,船行上水比走路不得快,但由於這些排鼓佬和船客都買有很多東西(主要是洋玩意,象陽傘、洋布、西洋鏡、洋瓷臉盆和益陽的精巧篾貨等)要帶回老家去,因此便不得不在這裡聯繫返回的船了。

當然,他們之間是不存在收取返回船費的,因這些排鼓佬船客都是高超的水手,並且行上水大部分時間需要拉縴,排鼓佬和船客回程路上多為縴夫,只是伙食好像是自負。

這裡還一個有意思的現象;凡上游下到益陽的船,幾乎都要到魏公廟裡去拜訪,拜訪後除拎一隻放完血的雞和一瓶酒回來外,許多新來益陽的船客還要很虔誠的抱一塊開光的“赦賜魏公真人”牌位,牌位不大,半尺多許,黑底金字,但卻價錢不菲,據說要一兩銀子。

原本以為魏公真人只是保發財化風險的神,殊不知上游的船隻還把魏公真人當作另一種非常實用的保護神,那就是火神。

那時,上游下來的男人幾乎都抽菸,煙具都是三件套;一根竹菸斗(往往都大而沉,可作防身打鬥的武器)、火鐮火石菸絲、再就是煤紙筒,火鐮火石菸絲和煤紙筒都是吊在竹煙桿中間的,不抽菸時往煙桿上一纏別在腰間,這是那時資江上游許多男人出門的打扮,就像今天許多抽菸人帶香菸和打火機一樣,可是,行船人卻特別忌諱這樣,除了客觀上船老闆要經常下水怕沾溼煤紙和菸絲外,最主要的還是禁忌水火不相容,怕觸犯水神,因此,火鐮火石煤紙筒要與煙桿分離,這樣,煙桿便更像使得順手的短棒,而分離開的火鐮火石煤紙筒,嚴格的講,在船上都不能放,因同樣可以觸犯水神,這就是“魏公真人”牌位的另一種奇特功效了,因牌位是用兩口竹釘釘在艙壁上的,火鐮火石煤紙筒就掛在竹釘上的,魏公真人拿著火鐮火石煤紙筒,水神是不以為忤的。

還要說明一點的是;那時上游人還有抽鴉片的陋習,但作為排鼓佬和船員,卻是第一禁忌,這倒不是什麼鴉片是毒害國人身心健康的大道理,而是江湖生涯本身就是拿性命掙錢養家的行當,來幾個錢不容易,惹上了鴉片,等於把性命錢都送到了口岸的煙館,因此,但凡開始學撐排駕船,師傅第一條禁規就是不準抽鴉片,

當然,也有不聽話惹上了煙癮的,但此人不管是父親孃戚,從此都別想上船,這一條禁令是非常嚴明的。就這一點,資江上游這一河的船排就是當時國內難得的一方淨土。

與上游的船群相比,下游的船隻則是另一派景象,首先,不是船群,一般情境下也就那麼不到百隻船(包括沅江、南縣的船),雖然它也與上游船群同泊一河,稍有間隔,但由於船的式樣,帆布風帆,再加上船上有紅綠色的旗幟(進入長江後必須打的話語旗),使之有鶴立雞群的感覺,當然,更不同的區別還是裝載的貨物和上船的人都顯得要貴重貴氣,比如貨物,當時下游來益陽運載的主要是四大產品;味蛋、紙傘、涼蓆、鐵鍋

當然,還有其它的產品,如苧麻、茶葉、藥材等,但這些貨物都是經過了細加工甚至包裝的值錢貨,比起上游的粗貨來講,明顯的貴重。至於往來的人員,那就更顯得貴氣;長衫禮帽自由棍,就是跟班的管家也是長衫瓜皮帽,腋下夾著算盤賬本,一看就知道是貴人幹大事。

但不管上游和下游、洋氣與土蹩,在數百條船隻停泊的資水北岸,本身就是一個上千人的消費群體,這個龐大的消費群體,除本身具有江湖文化碰撞融合的躁動外,精明的益陽生意人也不會熟視無睹錯過的,因此,在民國初年(一次世界大戰的商品流動年代裡),資江的水面上就開始孕成了一種十分有益陽特色、且長達一代人時間之久的資江水文化。當然,最具代表性的還是從它的水上夜生活文化開始講起;每到一更喊街之後,碧綠的資江水開始轉藍,慢慢的變成深黛色,這時,

資江水面的桅燈開始升起,一盞一盞又一盞,就像星星掛在天空一樣,二更時分,儼然一條璀璨的銀河落在益陽城中,由於都是玻璃罩的美孚馬燈,故資江河裡格外明亮,在江水的反映下,粼光閃爍,比起那時城內一般住戶人家還捨不得點燈的情境下,這裡就彷彿天上人間,神秘而繁華。

在這神秘而又閃爍的燈光中,隱隱約約可看到許多人在往船群中集中,這些上船的人群中,有專賣香菸的小夥子,有賣瓜子蘭花豆的大姑娘,還有那唱益陽彈詞男女搭檔,有說書的先生,也有專門挖耳屎和頭部按摩的師傅,這些人走船步跳,都是走向一個目的,那就是延伸到了江心的那一排花船,所謂花船,主要是指船上的燈光呈五光十色,當然,這些船上之所以亮起這些彩燈,完全是商業廣告作用,具體講,那時的花船可分為兩大類;一類是板船,所謂板船,並不是一種專業的船,而是許多隻小船上面平鋪木板湊成一隻很大的平板船,這種板船根據人客的多少,大的可拼湊到三四百平方米,擺上七八十桌,這種船的文化特色主要是說書,說書這種傳統的民間藝術文化形式,也許我們似曾相識,但益陽的特色則是用益陽彈詞的形式,並雜以漁鼓、三絃、月琴,於說、唱、彈、比

於一體,十分具有時代特色和文化內涵。

如果說彈詞說書是板船吸引這上百人來此的精神感染力的話,那麼,烹茶、宵夜小吃則是留住這一船人的物質條件,那時常用的宵夜小吃最高檔次是豬腳,其次是滷鵝、滷鴨,再就是羊肉和羊雜碎了,再加上外賣的蘭花豆,燒紅薯,一壺益陽小曲,確實是能把人留住兩個時辰。簡潔的竹桌椅、波光粼粼的資江水,清新和煦的江風,加上那輕脆飄漫在水面上的說詞加音樂,如果天晴掀開頂上的漫布,瀉月如銀,此等人情,宛如仙景。但終因板船上的消費便宜實惠,加之客人多是上游船客和城內學生平民,比起城內高檔次的宵夜似乎要低級,因此,在板船上聽書喝酒也就被稱之曰;漫酒。有漂漫在水面上、喝得漫長的含意。

但另一種花船則比板船高檔得多,謂之曰;樓船。這種樓船除有樓、有隔開的包廂之外,它的高檔之處就是船身漆成彩色,上的跳板上也鋪了紅地毯,使許多穿草鞋、破布鞋和常年赤腳的上游船客望而卻步,故此顯得高檔。自然,這裡進出的也都是鮮衣時髦的社會名流和俊男俏女,甚至有怡情園的堂班名妓,他們上船也不是走船步跳,而是由專門的小船接送。這種樓船由於都是包廂,且有花姑娘陪同飲酒打牌,不時還可聽到客人的浪叫聲和姑娘的歡歌聲,因此,來這裡喝酒的就有了另一種簡稱;浪酒。除客人在此船上呼喝放浪形骸外,最主要的還是男女談定約好後,便下到一隻隨屬的小船在波浪上飲酒作歡。

從表面上來看,樓船要比板船高雅,浪酒也要比漫酒風流,但是,在資江水面上,在多數益陽人心目中,板船漫酒才是益陽的主流水文化,這裡除了人氣數倍於樓船浪酒外,用益陽彈詞的說書也並不低俗,甚至可以說高雅,鄭爹那時還可用湘腔、筷子敲碗模仿彈詞調子;“那君王看承得似明珠放光,整日裡高擎在掌。賽過那飛燕在昭陽。可正是玉樓中藏匿翡翠,金殿上鎖著鴛鴦,宵偎晝傍。直弄得那官家捨不得半刻,心兒上。守住情場,占斷柔鄉,美甘甘寫不了風流帳。生死並坐成一雙,端的是歡濃情長,博得個月夜花朝同受享”。

即使是誨淫的色情,也是傳統文化元曲的遺風,很受當時斷文識字客人的欣賞追捧,不但聽得陶醉,還不時給周邊那些聽不懂的客人們講解學唱。當然,更多彈唱的是中國雅俗共賞的傳統文化,象三國、水滸、說唐等,聽的那些上游的船古佬們目不轉睛、口流涎水:到底是益陽大碼頭,長了見識!

也正是資江水面上這種深受歡迎、底蘊深厚的水上文化,不但吸引了眾多的江湖船客,也吸引了當時國內許多志士和名流的眼光,在上世紀三十年代前後,國內不少志士名流來益陽訪情采風,這其中的名人除毛澤東、郭沫若、向警予、黃帥等名政治名流外,還有許多學者名流,如

周之勉(創辦益陽首家電影院)、林伯翰(後創辦益陽蔚南女子中學),黎景輝(桃花江是個美人窩的作者)等也都來過益陽,風行半個多世紀的《桃花江是個美人窩》就正是在這種樓船和板船的水文化中孕育出來的。

當然,受益更多的是益陽本地的年青知識分子,象周揚、周谷城,高文華、葉紫、曾三、周立波、張國基等,也莫不受這種水文化的薰陶和感悟, 1932年,周揚在上海創辦《文學月報》,首次將“浪漫”一詞取代了剛引進不久的“羅曼蒂克”,不但少了兩個字,並使原詞的“縱情盡興,任意率性”涵義擴大為“富有詩意、充滿幻想”的境界。1933年4月,周揚再次在《現代》雜誌發表《關於社會主義的現實主義與革命的浪漫主義》,更是把“浪漫”一詞上升到“主義”的高度,成了“用詩人的情懷把現實與理想相結合”的代名詞,從此,“浪漫”一詞便在整個革命文學中,更擴大一點說,在整個民族文化中成了常用、不可缺少替代的詞彙。但是,又有誰知道這個廣泛用在中國文化中的“浪漫”一詞,竟然是緣起於益陽資江水文化的浪酒和漫酒呢?就連今天益陽夜晚滿街的漫酒攤,也沒人能說出為何唯獨益陽叫“漫酒”的來歷。

當然,資江下游這種牆內開花牆外香的現象,並不是益陽人不懂得傳承和發揚,原因是這種現象它並不是中國歷史或說益陽曆史自然延伸的現象,它本是世界一次大戰和二戰期間需要恢復經濟、完成物質儲備而引發的一種經濟畸形發展現象,益陽由於當時已和口岸經濟對接,故此造成了一時的水運文化繁榮。當抗日戰爭爆發以後,益陽成為當時湖南9個抗戰督察區的第一行政督察區,益陽人也是深知亡國恨的,當時的縣長張翰儀在民國二十六年(1937)十月,就明令宣佈禁止歡歌豔舞,取消娛樂博彩。從此,花船在資江水面上消跡,隨著歲月的流逝,星轉鬥移,滄桑變遷,這段在資江水面上曇花一現的人文景觀,也逐步在益陽人的記憶中消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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