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史编撰与专精研究吕著中国通史当年发行量很大，在学界中有着广泛深远的影响。如1923年初版的《伯话本国史》据严耕望讲,这部书“内容颇富,而且着眼于社会的变迁,也有很多推翻传统的意见,这在当时是非常新颖的”，是他曾经认真阅读并深受启发的第一部通史著作,到1930年代中期时阅读的人仍然非常多。严耕望非常推崇吕思勉的史学成就,把他与陈寅恪、陈垣、钱穆并称近代史学四大家,但若论在民国学术界的声光，吕思勉却不及其他三位。他分析所以出现这种状况，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即是近代史学风尚“重视仄而专的深入研究与提出新问题，发挥新意见”,而吕思勉治学风格“属于博赡一途,故不免为一般人所低估”。
作为精研中古政治制度与历史地理的专家,严耕望的这一番对吕氏学术地位“为一般人所低估”原因的评析，就涉及了近代史学界关于通与专、著史与考史的问题.在民国史学界“考据派” （或“史料派”）长期占据着主流地位。美国学者邓嗣禹观察到，中国史学界有一派学者“致力于微观专题研究,如一人的死期，地的勘定，-一个术语或专有名词的解释,似乎论文题目越专越好。撰写论文时,作者经常花费很大气力去搜集资料,绕许多复杂的弯路去明一个细小的问题“。当年齐思和即认为，史学界--人包办全史的时代已成为过去,近代以来的史学建立在专精研究之上“无数的专题论文,在学术杂志中发表成了我们现代史学的基础“。
关于这方面的讨论,其中最引人瞩目而又持续引发争议的,则是傅斯年的观点。他直接宣称“历史 学不是著史:著史每多多少少带点古世中世的意味,且每取伦理家的手段,作文章家的本事。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 -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在他看来,编撰通史的做法不符合近代科学史学的准则，“我们反对疏通,我们只要把材料整理好,则事实自然显明了”。
尽管民国史学风尚整体而言偏重仄专研究,但通史的编撰无论是出于教学和研究的需要,还是社会一般的期许,其价值毕竟是不容抹煞的。所以,自新史学兴起以来，运用新观念.新方法编撰适合时代需要的中国通史,始终得到了一大批学者的重视和倡导。如章太炎早在1900年就拟成《仲国通史略例》,提出建设新史的方案:何炳松于1928年编译《通史新义》一书，倡导运用西方最新的方法编撰通史;等等。而在近代史学界中,号召编撰新史最积极和影响最大的学者,无疑当推梁启超。1901年他写成的仲国史叙论》一文,即是他当时计划中通史的“叙论”部分。
此后直到1920年代,梁启超犹认为“新史之作，可谓我学界今日最迫切之要求”。对当时史学界已经显现的忽视通史的倾向,他甚为不满,称“一般作小的考证和钩沉、辑佚、考古,就是避难趋易，想侥幸成名，我认为是病的形态。真想治中国史,应该大刀阔斧,跟着从前大史学家的作法,用心做出大部的整个的历史来，才可使中国史学有光明，发展的希望。”此时他仍然在筹划“创造--新史”,并把已撰成的仲国历史法列为该书卷暨“治史所持之器”。
对于梁启超等大力倡行研撰通史的做法,齐思和曾经评论:“梁氏不明通俗著述与研究著述之别，而号召天下研究整个的通史，结果他自己用了这‘治史所持之器’，并无成绩，而他人用这方法来治史也不会有成绩的。”梁启超最后并未能如愿地完成一部中国通史,其间原因种种,大约不止一端，但判定其“并无成绩，而他人用这方法来治史也不会有成绩的“ ,则恐怕还是有些言过其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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