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2年3月，曾國藩病逝於兩江總督任上，時任直隸總督李鴻章從千里之外派人送來輓聯：

師事近三十年，薪盡火傳，築室忝為門生長；威名震九萬里，內安外攘，曠世難逢天下才。

在輓聯的上聯中，李鴻章以曾國藩的“門生長”（首席大弟子）自居，表示薪盡火傳，要繼承老師的遺志，完成其未竟之業。李鴻章對曾國藩事業和精神的繼承體現在諸多方面，但在自成一派的發展過程中，李鴻章又與曾國藩有很多不同，這種繼承和差異最直接體現在淮軍與湘軍的異同上。

一、淮軍對湘軍的繼承

作為湘軍的衍生物，淮軍對湘軍的繼承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

一是制度。湘軍軍制是曾國藩在參考明朝戚家軍制度的基礎上創立的一種獨特的制度，包括招募之制、營伍之制、長夫之制、帳棚之制、統領之制、薪糧之制、服飾之制、恤賞之制、壕壘之制、行軍之制、營務處之制以及糧臺之制，這些制度涵蓋了從士兵招募到統領、從行軍作戰到後勤保障等一整套完整的建軍打仗撫卹內容。

李鴻章最初創辦淮軍時，基本上沿用了這套制度，後來隨著具體形勢的變化，淮軍軍制有所調整，但基本制度始終沒變。

二是軍隊性質。湘軍士兵主要來自於湖南，主要通過同鄉、同宗所構成的地緣和血緣紐帶維繫團體精神，在將領的統屬上，多以親友、師生等私人關係維持，所以湘軍有濃厚的鄉土性和私人色彩，屬於兵歸將有的私人軍隊。

李鴻章的淮軍完全承襲了這一點，其軍隊最初都是從皖北招募的，後期戰線拉長，也從其他地方募兵，但其軍隊將領始終以皖人為主，且唯李鴻章馬首是瞻，也是私軍。

二、淮軍與湘軍的不同

淮軍雖然師承湘軍，但由於二者所處的時代環境不同，以及統帥李鴻章與曾國藩二人思想、性格、理念、氣質的不同，使得兩支軍隊有很大的差異，這種差異體現為以下四個方面：

（一）建軍的宗旨不一樣

湘軍的創建，離不開湖南士人階層中流行的“經世致用”思潮。早在太平天國興起之前，在“湘系經世派柱石”陶澍的影響下，湖南“經世致用”思潮蔚然成風。“經世致用”派主張做學問須有益於國事，以天下為己任，提倡實幹，反對空談。

湘軍是以曾國藩為中心的一批湖南經世致用派士人所創建的，這批人很早就感受到了清王朝的統治危機和社會危機，對王朝末世的土地兼併、吏治腐敗、道德敗壞、學術空洞等現象十分不滿，有著強烈的建功立業、經邦治國、澄清天下的宏願，對重振封建統治秩序有強烈的衛道感和責任感。

比如湘軍元宿羅澤南早年家貧，卻“不憂門庭多患，而憂所學不能拔俗而入聖，不憂無術以資生，而憂無術以濟天下”，湘軍大佬左宗棠落魄時，寫下了“身無半畝，心憂天下”的感嘆，曾國藩、李續賓、郭嵩燾、劉蓉等人在湘軍興起之前，就常一起探討匡世濟民的方法。

太平天國運動的興起，為湖南經世致用派士人投筆從戎、進而挽救世道人心實現安邦定國提供了一個契機。對曾國藩而言，創建湘軍鎮壓太平天國並不是其終極目標，他的最終目的是以此為階梯，“

引出一班正人，倡成一時風氣”，通過培育人才和轉移風氣，重振綱常倫理，恢復統治秩序。

相較於湘軍的政治抱負，淮軍的創建宗旨更多地體現為軍事目的。

曾國藩派李鴻章回皖北創建淮軍，有三個直接的軍事目的：一是落實“經營淮揚、徐圖浙江的援吳戰略”，佈下一顆棋子；二是經過長期征戰，湘軍師老兵疲、傷亡慘重，所以希望創建新銳淮軍來補充和逐步取代暮氣已現的湘軍；三是曾國藩認為湘軍擅長山地作戰，而不善於平原作戰（

湘軍利山徑險阻，馳騁平原非其所長），為了對付淮北平原的捻軍，在皖北創建一支軍隊可收到“因地制宜”的效果。

除此之外，淮軍的創建宗旨也受到李鴻章個人因素的強烈影響。李鴻章雖然是曾國藩的學生和傳人，但其政治視野、學術根底以及個人修養不及曾國藩，他沒有曾國藩的衛道士擔當和情懷，創建淮軍有極強的實用主義心態和功利心。

李鴻章曾說過這麼一句話：“孔子不會打洋槍，今不足貴也”，意思就是孔子不會玩槍，現在不值得那麼抬高他。至於拯救世道人心，重振綱常名教云云，李鴻章幾乎從沒提過，他的目標很明確，打造一支個人的軍隊，實現“三千里外覓封侯”，在這個基礎上，再考慮怎麼救國的問題。

（二）將領和幕僚的構成不同

建軍宗旨的不同，導致湘、淮兩軍將領和幕僚的選用標準有很大不同。

曾國藩創建湘軍有培育人才、轉移風氣、振興道統的政治目的，因此，他“所重用的人才，在於取其穩慎沉著，有大才而能含蓄，有深志而能堅持······而不喜佻達躁進之士，於素不安分者，則極加討厭”，選才的目標群體是有功名的儒生士子，對道德操守有很高的要求。

李鴻章創建淮軍的目的是為了建功立業，所以選人用人非常注重才能，對道德操守則不甚關注，比如程學啟、郭松林等人，都是嚴重的性格缺陷和道德瑕疵，但都因悍勇善戰，被李鴻章委以重任。李鴻章馭下也很少進行德道灌輸和精神洗腦，一般都是直接用功名利祿籠絡，他認為

“天下熙熙攘攘，皆為利耳，我無利於人，誰肯助我”，意思就不能如果不能帶手下升官發財，誰肯和我一起玩？

兩種選將標準，決定了湘軍將領層與淮軍將領層迥然不同的構成和氣質。有學者統計，在179名身份可考的湘軍將領中，有104人是書生出身，佔58%，剩下75人為武途出身，佔42%。其中3大統帥江中源、胡林翼、左宗棠都是書生出身，13名統領，書生佔8人，43名分統領，書生佔28人，10名幫辦，書生佔9人，98名營官，書生佔41人。可以這麼說，湘軍的領導層以讀書人為主，可以上馬打仗，下馬論道。

淮軍則不然，《淮軍志》中可考的432名將領中，有功名的只有19人，佔5%，剩下的均為武舉、行伍、世職、軍功出身，這意味著淮軍的領導層以職業軍人為主。淮軍將領的出身很複雜，有的路子很野，比如程學啟和丁汝昌是天平天國叛將，劉銘傳是私鹽販子，葉志超是伙伕，左寶貴是擺地攤的皮匠。相較湘軍而言，淮軍將領素質不一，成份各異，人才結構更多元、更接地氣。

除了將領之外，湘、淮二軍幕府成員的結構不同。作為具有強大影響力的軍政集團，湘軍和淮軍都有龐大的幕府，各自網絡了大批人才。

湘軍幕府不僅有刑名、錢穀、鹽法、河工等實用性人才，還有很多搞理論、科學和學術研究的學者型人才，比如王闓運、吳敏樹、李善蘭、徐壽、華蘅芳、薛福成等，後者幾乎不會對湘軍實際事務作出直接貢獻，但曾國藩不拘一格將其蒐羅麾下，一時間，全國經濟文化最發達的長江中下游各省著名學者，雲集湘軍幕府。

李鴻章出於現實的軍事目的考慮，在網羅人才時首重經紀庶務，也就是實用性人才，所以淮軍幕府有很多精明練達的專業人才。王爾敏（《淮軍志》作者）在對比曾國藩幕府和李鴻章幕府後得出結論：“曾國藩的幕府中，各類人才薈萃，鴻章幕府，則僅注重實用。”

不同的人才觀決定了淮軍幕府的影響力遠不如湘軍：淮軍幕府的人拿來就能用，但缺乏後勁，湘軍幕府的人，經過曾國藩悉心栽培，多成了晚清社會各方面很有影響力的人物。

（三）西化的程度不同

軍隊將領結構不同，所面臨的時代與環境也不同，導致湘、淮兩軍的西化程度很不同。所謂西化，是指軍隊的近代化，包括武器裝備、訓練作戰的近代化。

從將領方面來說，湘軍將領大多是傳統教育薰陶出來的儒士，政治思想整體上傾向於保守，對西方事物的接受程度有限，習慣於從天朝體制的角度來看待西方。

從時代和環境方面來說，湘軍創建於1853年，建軍於湖南，作戰於湖南、湖北、江西、安徽。這一時期，中國社會受西方影響相對較少，且其創建和作戰的內陸地區，傳統的東西根深蒂固，這都賦予了湘軍濃厚的傳統色彩。

湘軍將領在考慮軍隊建設和發展時，首先想到的是從古代軍制和兵法中尋找經驗，然後結合具體情況加以變革，形成湘軍軍制。

在軍隊裝備方面，湘軍使用洋槍洋炮較少，主要武器仍是傳統兵器。曾國藩就曾告誡曾國荃：“制勝之道，實在人不在器”，要避免“人人有務外取巧之習，無反己守拙之道”，“我軍當以抬鳥刀矛及劈山炮為根本”。以一“哨”湘軍為例，85人中有36人配大刀長矛，40人使用抬槍，此外還配備1門劈山炮。

軍隊訓練方面，“在湘軍者，則鍛鍊體魄，與刀矛、馬槍、抬槍、劈山炮等技，以及三才、鴛鴦等陣法”，意思就是，湘軍的訓練以鍛鍊體魄為主，還訓練大刀、長毛以及抬槍，演練三才陣、鴛鴦陣等陣法。

淮軍創建於19世紀60年代初，活躍於江浙及上海地區。此時，經過第二次鴉片戰爭，西方勢力已經進入江浙及上海地區，淮軍不可避免地會受到西方影響，在和西方列強以及洋槍隊共同對付太平軍的過程中，淮軍將領見識到了洋槍洋炮的威力和西式軍隊的戰鬥力，再加上他們多不是讀書人出身，沒有衛道士的思想負擔，所以在接受西方武器和西式訓練表現得更加敏感和主動。

就李鴻章本人而言，他不像曾國藩那樣謹慎、刻板、守拙，也不太在意恪守所謂的封建政治倫理，而是更多地表現出一種功利、取巧以及圓滑，李鴻章做事善於變通，很少受條條框框的限制，他覺得有用就幹，敢於也善於接受新事物。

1862年4月，淮軍初到上海時，裝備與訓練和湘軍一樣。不久，李鴻章看到西方軍隊

“大炮之精純，子藥之細巧，器械之鮮明，隊伍之雄整，實非中國所能及”，大為震驚羨慕，之後又目睹李秀成部“專用洋槍，力可及遠”，便得出結論：唯有多用西洋軍火以制之。意思就是對付要對付李秀成的洋槍，必須多用西方軍火。

很快，李鴻章就把淮軍的冷兵器全扔了，換上了西方新式武器，又聘請洋人教官訓練淮軍，相比於湘軍的傳統訓練方式，淮軍的訓練已經步入了近代化，內容包括槍炮演練、林操、行軍、測繪、戰陣等等。

李鴻章大膽採用西方“練軍練器”法，使淮軍在很短的時間內成為了中國近代化程度最高的軍隊，並且一直保持著這一記錄。

（四）軍內宗法體系的不同

作為私人軍隊，淮軍和湘軍在宗法體系上雖然一脈相承，但二者也有差異。

宗法體系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將領與士兵的關係，二是統帥與將領的關係。

湘軍的招募和選拔很有特點：統領挑選營官，營官挑選哨弁，哨弁挑選什長，什長挑選勇丁。這就像一個樹一樣，統領是根，由根生樹幹，由樹幹生樹枝，由樹枝生樹葉，一氣貫通。兵必自招，將必自選，下級只直接服從上級，如果統領或營官更換，舊部必須遣散，由繼任者重新招兵選將，所以湘軍各部統領對所率兵將有極大的私屬權。這種情況導致曾國藩都無法直接指揮統領下面的將領。

另一方面，湘軍雖然是曾國藩創建的，但曾國藩在湘軍內做不到一言九鼎，胡林翼、左宗棠獨當一面，自成派系，使得湘軍呈現三巨頭領導的多元格局，此後，隨著湘軍勢力的膨脹，統兵大將紛紛出任地方督撫，湘軍內部進一步分化甚至分裂，曾國藩則逐漸成了湘軍的精神領袖，僅對嫡系有較強的控制力。

淮軍的宗法體系源於湘軍，但在發展過程中做了很大改變。

湘軍招募講究從本土層層招募，淮軍則講究因時制宜。所謂因時制宜，就是不講原則。異地招募、招降納叛、收編團練、改編舊軍，都是淮軍擴軍和補兵的常用手法，這雖然沒有湘軍的凝聚力和縝密性，但優點是靈活多變。湘軍將領陣亡了，其手下兵士都得遣散，淮軍將領陣亡了，手下兵士可以交給其他將領繼續統領。

湘軍的權力先是集中於各級統兵將領之手，然後集中於曾國藩，淮軍的權力則完全集中於李鴻章之手。淮軍內部幾乎沒有能對李鴻章權威形成挑戰的人物，李鴻章能任意對淮軍各部進行裁併分合，雖然淮軍也是兵為將有，但李鴻章能依靠權力、威望和籠絡手段，隨意指揮部下。

淮軍將領多為行伍出身，最終做到地方督撫的寥寥數人，大多數人一生都在軍隊裡面混，需要依靠李鴻章的庇護和提攜，很少有單飛的想法；湘軍將領多為有功名的讀書人，即使不從軍，也能有好的出路，主政一方後，對湘軍的依賴度更低，加上讀書人各有抱負，思想本來就很難統一，所以很多湘軍將領都有單幹的想法。

曾國藩曾不無感嘆地對李鴻章說：羅澤南、王鑫、李續宜、楊載福等人均想自立門戶，不願在我以及胡林翼、駱秉章手下效力，淮軍劉銘傳、潘鼎新等人，都是年輕氣盛之輩，但卻沒有自立之心，還是你善於統馭部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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