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嘉靖年間的倭寇到底是日本人還是中國人？（上）

倭是古代對日本的稱謂，倭人是居住在日本列島上的日本人。倭寇，簡單地說就是中國人和朝鮮人對侵擾劫掠中國和朝鮮沿海的日本海盜集團的稱謂。說得詳細一點，倭寇則是指中國人和朝鮮人對十三世紀至十六世紀侵擾劫掠中國和朝鮮沿海由日本的武士、浪人和姦商組成的得到日本封建主支持和慫恿的海盜集團的稱謂。又因倭寇指的是倭人的一種侵略行徑，所以凡對外侵略的日本人，人們通常都稱其為倭寇。這就不侷限於十三世紀至十六世紀，一直沿襲到二十世紀。據日本學者田中健大說，倭寇一詞最早出現在公元404年。他說：“最早出現倭寇’這一名詞的史料，據管見所及，是高句麗廣開土王（好太王）的碑銘。這個碑在鴨綠江西岸的中國吉林省集安縣，它與所謂的《魏志倭人傳》（正確地說應該是《三國志》魏書東夷傳倭人條）一起被認為是有助於闡明日本古代史的最重要的史料。這個碑的第二段有關於倭及百濟與高句麗交戰的記載，廣開土王十四年甲辰（四○四年）條說：倭寇潰敗，斬殺無數。不言而喻，這個記載並不是指與中世紀的倭寇同樣內容的倭寇，它的意思可以說是‘日本侵略軍崩潰’。”這裡的“倭寇”確如田中健夫所講和十三世紀至十六世紀的倭寇不是一回事。倭寇就其侵擾行徑來講在十三世紀初已經開始。《高麗史》高宗十年（1223）五月條記：“倭寇金州。”正因為如此，所以日本歷史學家井上清說：“自十三世紀初開始，九州和瀨戶內海沿岸富於冒險的武士和名主攜帶同夥，一方面到中國和朝鮮（高麗）進行和平貿易，同時也伺機變為海盜，掠奪沿岸居民。對方稱此為倭寇（入侵的日本人），大為恐怖。”但《高麗史》所講的“倭寇”二字並不是一個名詞，而是一個主謂短語，“寇”字在這裡是動詞，故說“倭寇”一詞始於此不當，但說倭人的侵略行徑始於此則是對的。倭寇作為一個名詞始於元至正十年（1350）。田中健夫在其《倭寇一海上歷史》中講：

倭寇這個詞成為名詞的時間，中村榮孝的意見是高麗忠烈王四年（一二七八），但是我認為是高麗忠定王二年（一三五O）以後，即《高麗史》、《高麗史節要》等朝鮮史料在記述一三五○年倭寇固城、竹林、巨濟等地方所說的“倭寇之侵，始於此”或“倭寇之興，始於此”。這裡見到的“倭寇”這個詞的用法，顯然是作為術語的用法，說明這個時期倭寇觀念已經明確固定而為朝鮮人所意識到了。

在朝鮮的史籍中，最早使用“倭寇”這一名詞，誠如田中健夫所講是《高麗史》卷三七忠定王二年（元至正十年，1350）二月條和《高麗史節要》卷二六忠定王二年春二月條所記，但不能把它作為倭寇侵略朝鮮的開始。

中國史籍中使用“倭寇”一詞首見於《明太祖實錄》。《明太祖實錄》卷四一洪武二年（1369）四月載：“戊子，升太倉衛指揮僉事翁德為指揮副使。先是，倭寇出沒海島中，數侵掠蘇州、崇明，殺傷居民，奪財貨，沿海之地皆患之。德時守太倉，率官軍出海捕之，遂敗其眾，獲倭寇九十二人，得其兵器、海艘。奏至，詔以德有功，故升之……仍命德領兵往捕未盡倭寇。”但倭寇人侵中國絕不是從洪武二年四月始。《元史》卷九九《兵二》載：“武宗至大年（1309）七月，樞密院臣言：去年，日本商船焚掠慶元，官軍不能敵。”可見，日本海盜商人在至大元年（1308），已開始對中國有侵略行徑，焚掠慶元（今寧波）。為此，元朝政府不得不釆取措施，加強戒備。《元史》還記載：“延祐三年，大臣以浙東倭奴商舶貿易致亂，奏遣漢卿宣慰閩、浙，撫戢兵民，海陸為之靜謐雲。”延祐三年為1316年。看來十四世紀初倭寇就不止一次像井上漬所講的一方面“進行和平貿易，同時也伺機為海盜，掠奪沿岸居民”。到了元朝末年，這種入侵加劇。《元史》卷四六《順帝本紀》載：至正二十三年（1363）“八月丁酉朔，倭人寇蓬州，守將劉暹擊敗之。自十八年以來，倭人連寇瀕海郡縣，至是海隅遂安”。明朝一建國，倭寇就開始人侵。《明史·張赫傳》載：“洪武元年，擢福州衛都指揮副使，進本衛同知，覆命署都指揮使司事。是時，倭寇出沒海島中，乘間輒傅岸剽掠，沿海居民患苦之。”《明太祖實錄》卷三八洪武二年正月載：“是月，倭人入寇山東濱海郡縣，掠居民男女而去。”以後倭寇的人侵就相當頻繁和嚴重了。

關於明代倭寇的分期，一般認為分為前後兩期，即把嘉靖三十一年以前的倭寇稱為前期，嘉靖三十二年以後的倭寇稱為後期。日本學者田中健夫則不稱其為前後期，他認為，“這兩個時期的倭寇正如本書所詳細敘述的那樣，在性質或內容上井不相同，很難看到他們之間的連續性”。故他改稱為“十四至十五世紀倭寇”和“十六世紀倭寇”。而我們認為，不僅一般認為的前後期倭寇是相聯繫的，而且萬曆年間日本侵略朝鮮也是同倭寇一脈相承的。所以我們認為，明代的倭寇可分為三個時期、八個階段，即洪武至正德年間為前期，嘉靖年間為中期，隆慶至崇禎年間為後期。前期又可分為三個階段：洪武為第一階段，永樂至宣德為第二階段，正統至正德為第三階段。嘉靖年間的倭寇可分為兩個階段：嘉靖三十年551）前為第一階段，嘉靖三十一年（1552）後為第二階段。隆慶至崇禎年間的倭寇也分為三個階段：萬曆十九年（1591）前為第一階段，萬曆二十年至二十七年（1592~1599為第二階段，萬曆二十八年（1600）以後為第三階段。

近年來關於嘉靖年間倭寇問題出現了兩種截然不同的看法：

一種認為“嘉靖年間的倭寇運動，實質上是中國封建社會內部資本主義萌芽時期，東南沿海地區以農民為主力，包括手工業者、市民和商人在內的被剝削壓迫的各階層人民，反對封建地主階級及其海禁政策的鬥爭，是中國歷史上資本主義萌芽的時代標誌之一。這場鬥爭主要是中國封建社會內部的階級鬥爭，不是外族入寇”。另外一種觀點與此相反，認為“從倭寇的發生，以及掠奪的行為來看，它無疑地是掠奪性的戰爭。他們還勾結一部分中國的奸商、豪奸、海盜，矇蔽一些失業的勞動人民，結成倭寇隊伍，騷擾我國，破壞了我國經濟與擾亂了人民生活的安寧，是明代一個禍患。因此，御倭戰爭是完全正義的愛國自衛行動，並不是國內戰爭”。我們同意後一種觀點。嘉靖年間的倭寇同洪武、永樂年間的倭寇一樣是在日本大名等支持慫恿下侵擾劫掠我國的日本海盜集團中國人民進行的御倭戰爭是反侵略掠奪的正義戰爭。

一些學者之所以認為嘉靖年間的御倭戰爭是“中國封建社會內部的階級鬥爭”，其根據主要是兩條：其一是倭寇中“大抵真倭十之三，從倭者十之七”，因此他們或者說“倭寇的主體歸根到底是中國人”，或者說“構成倭寇的主體，體現倭寇運動本質的，是佔倭寇總數十分之八、九的假倭，即偽裝成真倭的中國東南沿海特別是浙閩漳潮等地區違禁出海從事貿易的人民”，有的甚至說就是“只佔十分之三的真倭，實際上也是由中國人僱募而來的”。其一是倭寇的頭子是中國人。他們說“倭寇的頭子王直、徐海陳東、葉麻等都中國人，倭寇由他們直接指揮調遣”。倭寇的主體是中國人，倭寇的頭子也是中國人，這樣御倭戰爭當然就是中國封建社會內部的階級鬥爭了。

我們認為，判斷事物的性質不能僅看其表面現象而要看其實質。判斷一支隊伍不能僅看其構成成份的多數而主要看在這支隊伍中起決定作用的是些什麼人，執行的是什麼路線，所做所為體現的是那個階級或集團的意志。如果僅僅以構成這支隊伍中人的多數來認定這支隊伍性質的話，那就要掩蓋事物的本質。因為如果按構成成份的多數來決定事物性質，那麼封建社會的國家軍隊就不是地主階級的軍隊而是農民武裝，因為其構成成份主要是農民；二十世紀日本侵略中國在東北和華北成立的偽軍也是農民武裝，因為它的構成成份主要是窮苦的農民。這不是顛倒黑白嗎？還有一點是不能因為真倭只佔倭寇總數的十分之二三，就可以省略不計。在奴隸社會封建社會和資本主義社會中，奴隸主封建主和資本家在整個社會人口中都是少數，甚至不到十分之二三，難道我們在研究這些社會時這些人可省略不計嗎？殖民主義者在殖民地國家中也是少數，難道也可以不計嗎？我們認為，對一個事物只有把構成它的成份，逐一加以研究，才能對它有一個全面的認識。不應該對佔倭寇總數十分之二三的真倭略而不計，而應該對他們也進行一番認真研究。因此為了弄清嘉靖年間那場御倭戰爭的性質，我們準備對構成嘉靖年間倭寇的各種成份逐一地進行一番考察。

一般的學者都認為，嘉靖年間的倭寇包括日本海盜、葡萄牙海盜商人和中國的海盜集團。我們同意這種觀點。但我們認為，嘉靖年間倭寇猖獗之時（嘉靖三十一年後）其主要成份有三：真倭、與倭寇合流的海盜和依附的“小民”。葡萄牙人在雙嶼和詔安之捷後受到很大打擊，到嘉靖三十一年倭寇猖獗時，就見不到他們了。故這裡對他們不作分析。

首先來看一下真倭。嘉靖年間，侵略明朝沿海的真倭是些什麼人？他們為什麼要侵略？其實無非三種：

武士和名主可以說是倭寇的階級基礎。日本的武士產生在八九世紀，到嘉靖年間有了較大的發展，成為社會上的一個重要階層。“殺人、劫財、強盜為武士的習性。”日本武士的這種“習性”，明人管它叫“天性”。鄭曉說：“其喜盜、輕生、奷殺，天性然也。”抗倭名將俞大猷則說：“倭人之桀驁、剽悍、嗜貨、輕生，非西南諸番之比。”認識武土的“習性”很重要。認識了武士這種“習性”，就知道了，倭寇在中國沿海殺人、劫財、幹強盜勾當，只不過是他們“習性”或“天性”的一種表現罷了。但倭寇對中國沿海的侵掠有時嚴重，有時有所收斂，原因之一在其國內。當其國內戰亂不已，出現了大量殘兵敗將、浪人、武士者群而其統治者不加以約束時，對中國和朝鮮沿海的劫掠就嚴重。明初就是這樣。當其國內比較統一，其統治者加以約束時，對中國和朝鮮沿海的劫掠就相對少一些。嘉靖年間正值日本的戰國時期，諸大名的你爭我奪，戰亂不已，武士階層或階級得到很大發展，也產生了大批的浪人，國王的威信蕩然，武士的殺人劫財、強盜習性不是受約束，而是受到一些大名支持和慫恿。這就是當時倭寇侵略中國的社會基礎。但戰國時期的分裂局面，也限制了這種入侵的規模，使要想入侵中國的這夥人，不可能組織全國的人力、物力，進行大規模入侵。從這時，以至上推到元或明初，日本就有那麼一部分人主要是大名和武士集團始終要侵犯中國。這些人在日本動亂時期就分散到中國掠奪；在統一時期，他們不當政就有所收斂，如果這些人當政，就實行大規模的有組織的侵略。萬曆時的豐臣秀吉就繼承了這些人的衣缽。後來的伊藤博文、東條英機又繼承了豐臣秀吉的衣缽。他們是一脈相承的。現在日本的右翼勢力，仍然捧著這個衣缽不放。他們如果在日本政壇上佔上風，對中國人民來說，將又是一場災難。

倭寇的侵掠完全是主動和自主的。從以上材料來看，倭寇對中國的侵掠是在巨大財富的驅動下，自主進行的，是主動的行動。從明初的倭寇到嘉靖年間的倭寇都是如此，無一例外。嘉靖二年（1523）的爭貢之役，並沒有漢奸頭目的勾引，日本所謂貢使（實際是海盜商人）還不是照樣的燒殺劫掠。這不是因為別的，面是他們的本性使然。嘉靖三十一年（1552）後，倭寇的人侵是有王直等人的勾引，即所謂“傾貲勾引倭奴門多郎、次郎、四助、四郎等”，但這隻決定其入侵的規模大小，而不能決定其是不是人侵，沒有王直等漢奸的勾引他們也還是要入侵的。

倭寇入侵中國和漢奸頭目王直徐海等入的勾引有密切的關係，但他們和王直等的關係並不是隸屬關係，他們也並不完全受這些漢奸頭目的指揮和調遣。當時的兵部尚書楊博說：“倭奴非內逆無以逞狼貪之志，內逆非倭奴無以遂鼠竊之謀。”當時總督漕運兵部侍郎親身參加抗倭的鄭曉說：“倭奴藉華入為耳目，華入藉倭奴為爪牙，彼此依附，出沒海島，倏忽幹裡，莫可蹤跡。”8可見他們是“彼此依附”，狼狽為奸的關係。《籌海圖編》卷九《大捷考·擒獲王直》中講王直時說，日本“三十六島之夷，皆其指使，時時遺夷漢兵十餘道，流劫濱海郡縣”。《殊域周咨錄》卷二《東夷·日本》也說：“三十六島之夷，皆聽其（王直）指使。”這實在是誇大其詞。別說是三十六島之夷就是稱為其“部將”的徐海、麻葉、陳東也不是完全聽他的指揮。這從茅坤所撰的《紀剿徐海本末》中就看得很清楚。如果徐海真的是受他節制，當他表示歸附朝廷時，徐海攻打桐鄉，他只要下一道命令就行了，何勞胡宗憲費那麼大的氣力對徐海用間呢！門多郎、次郎、四助、四郎同他結合是他“傾貲勾引”的結果，也只不過是他的一個部落，而不是他的部屬。他們之間的關係是楊博等所講的相互勾結、相互利用的關係，而不是隸屬關係。請看他自已的一段敘述：

適督察軍務侍郎趙、巡撫浙、福都御史胡，差官蔣洲前來，賚文日本各諭，偶遇臣松浦，備道天恩至意。臣不勝感繳（激），願得涓埃補報，即欲歸國效勞，暴白心事。但日本雖統於一君，近來君弱臣強，不過徒存名號而已。其國尚有六十六國，互相雄長，往年山口主君強力霸服諸夷，凡事猶得專主。舊年四月內，與鄰國爭奪境界，墮計自刎。以沿海九州十有二島，俱用遍歷曉諭，方得杜絕諸夷。使臣到日至今，已行五島、松浦、及（對）馬、肥前島、博多等處，十禁三四。今年夷船殆少至矣。仍恐菩口未散之賊，復返浙直，急令養子毛海峰船送副使陳可願回國通報，使得預防。其馬跡志山前港兵船，更番巡哨截來，今春不容省懈也。臣同正使蔣洲撫諭各國事畢方回。

這是王直表示接受招撫後給朝廷的奏疏。如果“十六島之夷，皆其指使”，就勿需“遍歷曉諭”和“撫諭各國”，下達一道命令足夠了。如果像田中所引徐階所說的十分之三的真倭是僱募的，那就更不用“遍歷曉諭”和撫諭各國”了，遣散就行了。所謂的“遍歷曉諭”和“撫諭各國”，當然不是“曉諭”、“撫諭”日本民眾而是各國的當政者，即各大名。這又說明這些真倭和大名的關係。有的真倭確實在漢奸頭臼的指揮下，但他們真正的主子還是管轄他們的大名。率領這些真倭的漢奸頭目不過是那些大名的代理人罷了。要想使這些真倭不入侵中國，王直還得“撫諭”這些大名才能辦到，“三十六島之夷”哪裡皆是王直“指使”呢？

還有，如果三六島之夷入侵中國都是王直指使的話，那麼嘉靖三十六年（1557）十一月，當王直被捕後，就不應再有倭寇的人侵，而事實並非如此。嘉靖三十七年（1558）正月，倭犯廣東潮州之駝浦，攻蓬州千戶所；四月，新倭大至，犯浙江臺、溫等府，樂清、臨海、象山等縣及福建州、興化、泉州、福清等沿海郡邑；同月，倭攻福建惠安；五月，倭入福建南安；六月，浙西倭寇分掠樂清、永嘉等縣；同月，倭寇又分犯福建興、漳、泉諸府……嘉靖三十八年（1559）二月，廣東倭流突福建詔安；三月，倭犯浙東，又犯江南崇明；四月，倭船數百艘轉掠江北揚州、海門等處；同月，福建新倭大至，攻福寧，破福安，長樂、福清等境均有倭舟，福、興、漳、泉諸處，無地不倭。倭患之嚴重與王直徐海等在時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嘉靖四十年（1561），倭寇大規模侵犯臺州，戚繼光連續作戰一個月，殲敵1000餘人。嘉靖四十一年（1562），戚繼光援閩作戰，先後獲得了橫嶼、牛田、林墩大捷，殲敵五六千人。但十一月二十八日，倭寇佔領了興化府城。這是自有倭患以來，倭寇第一次佔領府城。嘉靖四十二年（1563）十月，倭寇又以萬人圍攻仙遊。嘉靖四十三年（1564），二萬多倭寇進犯潮州。這些足以證明，倭寇並不完全受王直、徐海等指揮和調遺。

就總的來講倭寇並不受王直、徐海等指揮和調遣，但這不是說中國的海盜頭目徐海陳東、麻葉、蕭顯等未曾率領真倭入寇。《籌海圖編》明確記載嘉靖三十四年（1555）正月，“徐海率和泉、薩摩、肥前、肥後、津州、對馬諸倭入寇”；“陳東率肥前、筑前、豐後、和泉、傅多、紀伊諸倭人寇”；“葉明率筑前、和泉、肥前、薩摩、紀伊、博多、豐後諸倭入寇”。有的還記載，一船倭寇都是真倭，只有其頭目是中國人。對這種現象姜寶說得好：“蓋倭以剽劫我中國人為利，而我中國奸人，則往往以得主倭為利。”就是說倭寇得劫掠的實惠，中國的漢奸等得主倭的名義。或者說，倭寇因有漢奸的指揮而得實惠，而能逞其“狼貪之志”。倭寇的意志是通過中國的漢奸來實現的，王直等這些漢奸只不過是倭寇實現他們意志的工具。勾結倭寇的這些海盜頭目不僅實質上是倭寇實現他們意志的工具，有的在組織上也受倭寇指揮，是倭寇的走狗。漢奸頭目蕭顯，“善戰多謀，王直亦憚而讓焉者也”。嘉靖三十二年（1553），他率倭寇進犯南直隸，寇太倉，陷上海，破南匯，似乎真的是能對倭寇呼風喚雨的頭頭。但看下面的一條記載就清楚了。

欲知後事如何，請聽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