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嘉靖年间的倭寇到底是日本人还是中国人？（上）

倭是古代对日本的称谓，倭人是居住在日本列岛上的日本人。倭寇，简单地说就是中国人和朝鲜人对侵扰劫掠中国和朝鲜沿海的日本海盗集团的称谓。说得详细一点，倭寇则是指中国人和朝鲜人对十三世纪至十六世纪侵扰劫掠中国和朝鲜沿海由日本的武士、浪人和奸商组成的得到日本封建主支持和怂恿的海盗集团的称谓。又因倭寇指的是倭人的一种侵略行径，所以凡对外侵略的日本人，人们通常都称其为倭寇。这就不局限于十三世纪至十六世纪，一直沿袭到二十世纪。据日本学者田中健大说，倭寇一词最早出现在公元404年。他说：“最早出现倭寇’这一名词的史料，据管见所及，是高句丽广开土王（好太王）的碑铭。这个碑在鸭绿江西岸的中国吉林省集安县，它与所谓的《魏志倭人传》（正确地说应该是《三国志》魏书东夷传倭人条）一起被认为是有助于阐明日本古代史的最重要的史料。这个碑的第二段有关于倭及百济与高句丽交战的记载，广开土王十四年甲辰（四○四年）条说：倭寇溃败，斩杀无数。不言而喻，这个记载并不是指与中世纪的倭寇同样内容的倭寇，它的意思可以说是‘日本侵略军崩溃’。”这里的“倭寇”确如田中健夫所讲和十三世纪至十六世纪的倭寇不是一回事。倭寇就其侵扰行径来讲在十三世纪初已经开始。《高丽史》高宗十年（1223）五月条记：“倭寇金州。”正因为如此，所以日本历史学家井上清说：“自十三世纪初开始，九州和濑户内海沿岸富于冒险的武士和名主携带同伙，一方面到中国和朝鲜（高丽）进行和平贸易，同时也伺机变为海盗，掠夺沿岸居民。对方称此为倭寇（入侵的日本人），大为恐怖。”但《高丽史》所讲的“倭寇”二字并不是一个名词，而是一个主谓短语，“寇”字在这里是动词，故说“倭寇”一词始于此不当，但说倭人的侵略行径始于此则是对的。倭寇作为一个名词始于元至正十年（1350）。田中健夫在其《倭寇一海上历史》中讲：

倭寇这个词成为名词的时间，中村荣孝的意见是高丽忠烈王四年（一二七八），但是我认为是高丽忠定王二年（一三五O）以后，即《高丽史》、《高丽史节要》等朝鲜史料在记述一三五○年倭寇固城、竹林、巨济等地方所说的“倭寇之侵，始于此”或“倭寇之兴，始于此”。这里见到的“倭寇”这个词的用法，显然是作为术语的用法，说明这个时期倭寇观念已经明确固定而为朝鲜人所意识到了。

在朝鲜的史籍中，最早使用“倭寇”这一名词，诚如田中健夫所讲是《高丽史》卷三七忠定王二年（元至正十年，1350）二月条和《高丽史节要》卷二六忠定王二年春二月条所记，但不能把它作为倭寇侵略朝鲜的开始。

中国史籍中使用“倭寇”一词首见于《明太祖实录》。《明太祖实录》卷四一洪武二年（1369）四月载：“戊子，升太仓卫指挥佥事翁德为指挥副使。先是，倭寇出没海岛中，数侵掠苏州、崇明，杀伤居民，夺财货，沿海之地皆患之。德时守太仓，率官军出海捕之，遂败其众，获倭寇九十二人，得其兵器、海艘。奏至，诏以德有功，故升之……仍命德领兵往捕未尽倭寇。”但倭寇人侵中国绝不是从洪武二年四月始。《元史》卷九九《兵二》载：“武宗至大年（1309）七月，枢密院臣言：去年，日本商船焚掠庆元，官军不能敌。”可见，日本海盗商人在至大元年（1308），已开始对中国有侵略行径，焚掠庆元（今宁波）。为此，元朝政府不得不釆取措施，加强戒备。《元史》还记载：“延祐三年，大臣以浙东倭奴商舶贸易致乱，奏遣汉卿宣慰闽、浙，抚戢兵民，海陆为之静谧云。”延祐三年为1316年。看来十四世纪初倭寇就不止一次像井上漬所讲的一方面“进行和平贸易，同时也伺机为海盗，掠夺沿岸居民”。到了元朝末年，这种入侵加剧。《元史》卷四六《顺帝本纪》载：至正二十三年（1363）“八月丁酉朔，倭人寇蓬州，守将刘暹击败之。自十八年以来，倭人连寇濒海郡县，至是海隅遂安”。明朝一建国，倭寇就开始人侵。《明史·张赫传》载：“洪武元年，擢福州卫都指挥副使，进本卫同知，复命署都指挥使司事。是时，倭寇出没海岛中，乘间辄傅岸剽掠，沿海居民患苦之。”《明太祖实录》卷三八洪武二年正月载：“是月，倭人入寇山东滨海郡县，掠居民男女而去。”以后倭寇的人侵就相当频繁和严重了。

关于明代倭寇的分期，一般认为分为前后两期，即把嘉靖三十一年以前的倭寇称为前期，嘉靖三十二年以后的倭寇称为后期。日本学者田中健夫则不称其为前后期，他认为，“这两个时期的倭寇正如本书所详细叙述的那样，在性质或内容上井不相同，很难看到他们之间的连续性”。故他改称为“十四至十五世纪倭寇”和“十六世纪倭寇”。而我们认为，不仅一般认为的前后期倭寇是相联系的，而且万历年间日本侵略朝鲜也是同倭寇一脉相承的。所以我们认为，明代的倭寇可分为三个时期、八个阶段，即洪武至正德年间为前期，嘉靖年间为中期，隆庆至崇祯年间为后期。前期又可分为三个阶段：洪武为第一阶段，永乐至宣德为第二阶段，正统至正德为第三阶段。嘉靖年间的倭寇可分为两个阶段：嘉靖三十年551）前为第一阶段，嘉靖三十一年（1552）后为第二阶段。隆庆至崇祯年间的倭寇也分为三个阶段：万历十九年（1591）前为第一阶段，万历二十年至二十七年（1592~1599为第二阶段，万历二十八年（1600）以后为第三阶段。

近年来关于嘉靖年间倭寇问题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

一种认为“嘉靖年间的倭寇运动，实质上是中国封建社会内部资本主义萌芽时期，东南沿海地区以农民为主力，包括手工业者、市民和商人在内的被剥削压迫的各阶层人民，反对封建地主阶级及其海禁政策的斗争，是中国历史上资本主义萌芽的时代标志之一。这场斗争主要是中国封建社会内部的阶级斗争，不是外族入寇”。另外一种观点与此相反，认为“从倭寇的发生，以及掠夺的行为来看，它无疑地是掠夺性的战争。他们还勾结一部分中国的奸商、豪奸、海盜，蒙蔽一些失业的劳动人民，结成倭寇队伍，骚扰我国，破坏了我国经济与扰乱了人民生活的安宁，是明代一个祸患。因此，御倭战争是完全正义的爱国自卫行动，并不是国内战争”。我们同意后一种观点。嘉靖年间的倭寇同洪武、永乐年间的倭寇一样是在日本大名等支持怂恿下侵扰劫掠我国的日本海盗集团中国人民进行的御倭战争是反侵略掠夺的正义战争。

一些学者之所以认为嘉靖年间的御倭战争是“中国封建社会内部的阶级斗争”，其根据主要是两条：其一是倭寇中“大抵真倭十之三，从倭者十之七”，因此他们或者说“倭寇的主体归根到底是中国人”，或者说“构成倭寇的主体，体现倭寇运动本质的，是占倭寇总数十分之八、九的假倭，即伪装成真倭的中国东南沿海特别是浙闽漳潮等地区违禁出海从事贸易的人民”，有的甚至说就是“只占十分之三的真倭，实际上也是由中国人雇募而来的”。其一是倭寇的头子是中国人。他们说“倭寇的头子王直、徐海陈东、叶麻等都中国人，倭寇由他们直接指挥调遣”。倭寇的主体是中国人，倭寇的头子也是中国人，这样御倭战争当然就是中国封建社会内部的阶级斗争了。

我们认为，判断事物的性质不能仅看其表面现象而要看其实质。判断一支队伍不能仅看其构成成份的多数而主要看在这支队伍中起决定作用的是些什么人，执行的是什么路线，所做所为体现的是那个阶级或集团的意志。如果仅仅以构成这支队伍中人的多数来认定这支队伍性质的话，那就要掩盖事物的本质。因为如果按构成成份的多数来决定事物性质，那么封建社会的国家军队就不是地主阶级的军队而是农民武装，因为其构成成份主要是农民；二十世纪日本侵略中国在东北和华北成立的伪军也是农民武装，因为它的构成成份主要是穷苦的农民。这不是颠倒黑白吗？还有一点是不能因为真倭只占倭寇总数的十分之二三，就可以省略不计。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中，奴隶主封建主和资本家在整个社会人口中都是少数，甚至不到十分之二三，难道我们在研究这些社会时这些人可省略不计吗？殖民主义者在殖民地国家中也是少数，难道也可以不计吗？我们认为，对一个事物只有把构成它的成份，逐一加以研究，才能对它有一个全面的认识。不应该对占倭寇总数十分之二三的真倭略而不计，而应该对他们也进行一番认真研究。因此为了弄清嘉靖年间那场御倭战争的性质，我们准备对构成嘉靖年间倭寇的各种成份逐一地进行一番考察。

一般的学者都认为，嘉靖年间的倭寇包括日本海盗、葡萄牙海盗商人和中国的海盗集团。我们同意这种观点。但我们认为，嘉靖年间倭寇猖獗之时（嘉靖三十一年后）其主要成份有三：真倭、与倭寇合流的海盗和依附的“小民”。葡萄牙人在双屿和诏安之捷后受到很大打击，到嘉靖三十一年倭寇猖獗时，就见不到他们了。故这里对他们不作分析。

首先来看一下真倭。嘉靖年间，侵略明朝沿海的真倭是些什么人？他们为什么要侵略？其实无非三种：

武士和名主可以说是倭寇的阶级基础。日本的武士产生在八九世纪，到嘉靖年间有了较大的发展，成为社会上的一个重要阶层。“杀人、劫财、强盗为武士的习性。”日本武士的这种“习性”，明人管它叫“天性”。郑晓说：“其喜盗、轻生、奷杀，天性然也。”抗倭名将俞大猷则说：“倭人之桀骜、剽悍、嗜货、轻生，非西南诸番之比。”认识武土的“习性”很重要。认识了武士这种“习性”，就知道了，倭寇在中国沿海杀人、劫财、干强盗勾当，只不过是他们“习性”或“天性”的一种表现罢了。但倭寇对中国沿海的侵掠有时严重，有时有所收敛，原因之一在其国内。当其国内战乱不已，出现了大量残兵败将、浪人、武士者群而其统治者不加以约束时，对中国和朝鲜沿海的劫掠就严重。明初就是这样。当其国内比较统一，其统治者加以约束时，对中国和朝鲜沿海的劫掠就相对少一些。嘉靖年间正值日本的战国时期，诸大名的你争我夺，战乱不已，武士阶层或阶级得到很大发展，也产生了大批的浪人，国王的威信荡然，武士的杀人劫财、强盗习性不是受约束，而是受到一些大名支持和怂恿。这就是当时倭寇侵略中国的社会基础。但战国时期的分裂局面，也限制了这种入侵的规模，使要想入侵中国的这伙人，不可能组织全国的人力、物力，进行大规模入侵。从这时，以至上推到元或明初，日本就有那么一部分人主要是大名和武士集团始终要侵犯中国。这些人在日本动乱时期就分散到中国掠夺；在统一时期，他们不当政就有所收敛，如果这些人当政，就实行大规模的有组织的侵略。万历时的丰臣秀吉就继承了这些人的衣钵。后来的伊藤博文、东条英机又继承了丰臣秀吉的衣钵。他们是一脉相承的。现在日本的右翼势力，仍然捧着这个衣钵不放。他们如果在日本政坛上占上风，对中国人民来说，将又是一场灾难。

倭寇的侵掠完全是主动和自主的。从以上材料来看，倭寇对中国的侵掠是在巨大财富的驱动下，自主进行的，是主动的行动。从明初的倭寇到嘉靖年间的倭寇都是如此，无一例外。嘉靖二年（1523）的争贡之役，并没有汉奸头目的勾引，日本所谓贡使（实际是海盗商人）还不是照样的烧杀劫掠。这不是因为别的，面是他们的本性使然。嘉靖三十一年（1552）后，倭寇的人侵是有王直等人的勾引，即所谓“倾赀勾引倭奴门多郎、次郎、四助、四郎等”，但这只决定其入侵的规模大小，而不能决定其是不是人侵，没有王直等汉奸的勾引他们也还是要入侵的。

倭寇入侵中国和汉奸头目王直徐海等入的勾引有密切的关系，但他们和王直等的关系并不是隶属关系，他们也并不完全受这些汉奸头目的指挥和调遣。当时的兵部尚书杨博说：“倭奴非内逆无以逞狼贪之志，内逆非倭奴无以遂鼠窃之谋。”当时总督漕运兵部侍郎亲身参加抗倭的郑晓说：“倭奴藉华入为耳目，华入藉倭奴为爪牙，彼此依附，出没海岛，倏忽干里，莫可踪迹。”8可见他们是“彼此依附”，狼狈为奸的关系。《筹海图编》卷九《大捷考·擒获王直》中讲王直时说，日本“三十六岛之夷，皆其指使，时时遺夷汉兵十余道，流劫滨海郡县”。《殊域周咨录》卷二《东夷·日本》也说：“三十六岛之夷，皆听其（王直）指使。”这实在是夸大其词。别说是三十六岛之夷就是称为其“部将”的徐海、麻叶、陈东也不是完全听他的指挥。这从茅坤所撰的《纪剿徐海本末》中就看得很清楚。如果徐海真的是受他节制，当他表示归附朝廷时，徐海攻打桐乡，他只要下一道命令就行了，何劳胡宗宪费那么大的气力对徐海用间呢！门多郎、次郎、四助、四郎同他结合是他“倾赀勾引”的结果，也只不过是他的一个部落，而不是他的部属。他们之间的关系是杨博等所讲的相互勾结、相互利用的关系，而不是隶属关系。请看他自已的一段叙述：

适督察军务侍郎赵、巡抚浙、福都御史胡，差官蒋洲前来，赉文日本各谕，偶遇臣松浦，备道天恩至意。臣不胜感缴（激），愿得涓埃补报，即欲归国效劳，暴白心事。但日本虽统于一君，近来君弱臣强，不过徒存名号而已。其国尚有六十六国，互相雄长，往年山口主君强力霸服诸夷，凡事犹得专主。旧年四月内，与邻国争夺境界，堕计自刎。以沿海九州十有二岛，俱用遍历晓谕，方得杜绝诸夷。使臣到日至今，已行五岛、松浦、及（对）马、肥前岛、博多等处，十禁三四。今年夷船殆少至矣。仍恐菩口未散之贼，复返浙直，急令养子毛海峰船送副使陈可愿回国通报，使得预防。其马迹志山前港兵船，更番巡哨截来，今春不容省懈也。臣同正使蒋洲抚谕各国事毕方回。

这是王直表示接受招抚后给朝廷的奏疏。如果“十六岛之夷，皆其指使”，就勿需“遍历晓谕”和“抚谕各国”，下达一道命令足够了。如果像田中所引徐阶所说的十分之三的真倭是雇募的，那就更不用“遍历晓谕”和抚谕各国”了，遣散就行了。所谓的“遍历晓谕”和“抚谕各国”，当然不是“晓谕”、“抚谕”日本民众而是各国的当政者，即各大名。这又说明这些真倭和大名的关系。有的真倭确实在汉奸头臼的指挥下，但他们真正的主子还是管辖他们的大名。率领这些真倭的汉奸头目不过是那些大名的代理人罢了。要想使这些真倭不入侵中国，王直还得“抚谕”这些大名才能办到，“三十六岛之夷”哪里皆是王直“指使”呢？

还有，如果三六岛之夷入侵中国都是王直指使的话，那么嘉靖三十六年（1557）十一月，当王直被捕后，就不应再有倭寇的人侵，而事实并非如此。嘉靖三十七年（1558）正月，倭犯广东潮州之驼浦，攻蓬州千户所；四月，新倭大至，犯浙江台、温等府，乐清、临海、象山等县及福建州、兴化、泉州、福清等沿海郡邑；同月，倭攻福建惠安；五月，倭入福建南安；六月，浙西倭寇分掠乐清、永嘉等县；同月，倭寇又分犯福建兴、漳、泉诸府……嘉靖三十八年（1559）二月，广东倭流突福建诏安；三月，倭犯浙东，又犯江南崇明；四月，倭船数百艘转掠江北扬州、海门等处；同月，福建新倭大至，攻福宁，破福安，长乐、福清等境均有倭舟，福、兴、漳、泉诸处，无地不倭。倭患之严重与王直徐海等在时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嘉靖四十年（1561），倭寇大规模侵犯台州，戚继光连续作战一个月，歼敌1000余人。嘉靖四十一年（1562），戚继光援闽作战，先后获得了横屿、牛田、林墩大捷，歼敌五六千人。但十一月二十八日，倭寇占领了兴化府城。这是自有倭患以来，倭寇第一次占领府城。嘉靖四十二年（1563）十月，倭寇又以万人围攻仙游。嘉靖四十三年（1564），二万多倭寇进犯潮州。这些足以证明，倭寇并不完全受王直、徐海等指挥和调遺。

就总的来讲倭寇并不受王直、徐海等指挥和调遣，但这不是说中国的海盗头目徐海陈东、麻叶、萧显等未曾率领真倭入寇。《筹海图编》明确记载嘉靖三十四年（1555）正月，“徐海率和泉、萨摩、肥前、肥后、津州、对马诸倭入寇”；“陈东率肥前、筑前、丰后、和泉、傅多、纪伊诸倭人寇”；“叶明率筑前、和泉、肥前、萨摩、纪伊、博多、丰后诸倭入寇”。有的还记载，一船倭寇都是真倭，只有其头目是中国人。对这种现象姜宝说得好：“盖倭以剽劫我中国人为利，而我中国奸人，则往往以得主倭为利。”就是说倭寇得劫掠的实惠，中国的汉奸等得主倭的名义。或者说，倭寇因有汉奸的指挥而得实惠，而能逞其“狼贪之志”。倭寇的意志是通过中国的汉奸来实现的，王直等这些汉奸只不过是倭寇实现他们意志的工具。勾结倭寇的这些海盗头目不仅实质上是倭寇实现他们意志的工具，有的在组织上也受倭寇指挥，是倭寇的走狗。汉奸头目萧显，“善战多谋，王直亦惮而让焉者也”。嘉靖三十二年（1553），他率倭寇进犯南直隶，寇太仓，陷上海，破南汇，似乎真的是能对倭寇呼风唤雨的头头。但看下面的一条记载就清楚了。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