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叙述的明代军队人口的变化，不涉及家属问题，以便更能清楚、简捷地说明天津人口的变化。
天津是一个移民城市，但最初的“天津卫”是一个大军营，从永乐到崇祯的200年间，这座军人移民为主的要塞城市，历经三次军事移民和多次人口增长，终于在明末变身商业化城市，昔日天津城竟因此“荒芜”，而城外新聚居区已然兴起。
天津始于明初天津卫城之创建，其人口的主要来源：一是永乐初年在天津设置三卫而移至天津的军户移民，二是非军户移民。其中军户移民在所有移民中的数量占绝大多数，构成主体移民。
天津人来自南方
1.第一次军队移民
永乐初年在天津设置的三卫是天津卫、天津左卫、天津右卫。
这部分军户移民是永乐皇帝明令之征调，带有强迫性，因此，这次移民可以认为是一次官方组织的强制性移民，而来源主要是南方，占全部移民之61.4%。
2 第二次军队移民
万历年间，倭寇入侵朝鲜，中国安全受到了严重的威胁，明朝政府为了加强海防，在天津设立了天津海防营和天津海防水陆营。
天津海防营分左、右二营，其中左营有军士3000名，右营有军士2992名，两营军士合计共5992名。
后来为保卫京师，万历二十五年特设的天津海防水陆两营，驻扎葛沽，共5千余人，至三十四年，仅存一营，共2503人，其中南人1500名，北人1000名。就此可知，这部分人口之来源，南方人居多数。
3 第三次军队移民
万历末年至天启初年，后金构难于辽左，天津形势危急。
当时明政府采取了两项措施：
其一，调外地士兵于津门守备，以应当务之急，此外地士兵称为客兵。当时驻津之客兵有：河南兵2304人，山东毛兵1833人，扬州兵316人，江南兵471人。
其二，在津召募新兵，组建新的津军。其中标兵营2174员名，正兵营2173员名，先锋营1287员名，内丁营240员名，镇海营2851员名，外加官丁85员名，合计8810员名。此谓之主兵。
这两项措施，对促使外籍人口移入天津均产生很大影响，无论是暂戍津门之客兵，还是于津召募之主兵（其中一部分原并非居住于天津），均使天津增加了人口。
这次移民除镇海营2851名用南人外，其余全用北人，南人所占比例为32%，在68%之北人中，以河北人为最多。
可见，有明一代，天津地区居民大幅增长的原因是军事移民，其中倭寇、后金的侵入，让天津守军增加了建制和员额，间接增加了居民人数。
4 非军队移民
非军队移民，在明代天津移民中不占主流，这恐怕与天津城是一个军事驻地不无关系。但是，随着军队移民的增加，非军队移民也有不断增加的趋势，虽因文献资料匮乏，这种趋势无法用量化的形式表示，不过有二点是肯定的：
第一，商人移民不断增加。
“天津弹丸之地，民居鲜少”，而“津门商民多居东北二关。“民居鲜少”，指卫城内而言。居民多居于城外东北二关，是因这二关距河最近。
从这二句话中可以了解到，天津居民以商民为多。在商人中，以盐商与粮商居多。
明初，长芦运司设批验所于大直沽，于是盐商在天津海河东岸买地筑坨存盐，以备查验待运。
万历三十八年(1610)，定“两盐制”，盐坨面积增大。可肯定，随批验所在天津之建立以及天津水陆运输之便利，盐商会大量移入天津。
明代，天津既是漕粮转运中心，同时也是粮食贸易中心，这势必造成粮商大量移民天津，如高三凤、柳永祯、沈如鲁、舒应魁等即是。
第二，船户及匠人之移民不断增加。
“津门海运以海船五十只为一帮”，每帮有号，据不完全了解，有鲜字号、天字号、地字号、久字号等12个字号，船户有64户。
天津卫变天津城
自永乐二年天津开始建卫以后，于整个明朝，卫制在天津保持不变。如所周知，卫是一军事单位，但这个性质在渐渐发生变化，在向经济之性质、商业之性质变化。造成这种渐变的根本原因，在于人口性质的渐变。
1.三卫屯田军夫性质之变化
明初，天津三卫军士即已分散于沧州、兴济、南皮、静海等地，设屯堡屯田，此时的屯田数目不可考，兵士为完成纳粮任务，弃军事而不顾，以致防务几成儿戏。
清代农民
天津三卫军士则表现更甚。他们分春秋二班两营，“每营上班三月，在于蓟门修工，下班之日则散归乡里，各力本业”。所谓本业，即是屯田，而真正之本业——军事，则成了副业。与其说他们是军人，勿宁说他们已渐渐变为农民。
2.漕运军夫性质之变化
洪熙元年，仁宗下令：“官军运粮，远道勤劳，寒暑暴露，昼夜不息，既有盘浅之费，粮米耗折，所司又责其赔补，朕甚怜之。今后除运正粮外，附载自己物件，官司毋得阻当。”
这是官方认可漕运官军可附载私货之始。
从史料看，漕运官军每每突破官方所规定的附载私货数量之限制，并附搭客商的货物，由此可言，随漕运私货不断增加，私货贸易量的增大，漕运军夫的商贩身份愈益浓厚，而军人身份则成为他们贩运私货的便利条件。
3.造船运军身份之变化
明初，天津三卫为完成漕运任务，需各造船只。按天津卫库粮册，万历年间，天津造船运军共计36名。但从明末在天津造船200多只这个数量来看，天津造船运军数量恐怕要多于36名之数。造船历史在天津的延续，造就了一批有专门技术的军人，这些军人不但开创了天津造船业的历史，而且带动了天津民间造船业之发展。
据此，也可以说，这部分人之身份也发生了变化，即由军人向掌握了一定技能的匠人转变。
4.天津商人与商业
天津地处要冲，扼水陆之咽喉，握南北之枢纽，天然地理环境不但为天津商业发展提供了便利条件，也促使大量商人移入天津，他们的商业活动，可用下列史实证明。
唐头寨距天津九百余里，系山东“乐安属通商处所，山东人、辽东人、永平人、天津人，二、三、四、五月间贩运布匹、米豆、麦去块、鱼虾”。
海上行船需用水手，然水手并不多见，只登莱、淮扬有行海之人，对此只能实行召募。“胶莱商贩募淮人开洋直抵交卸，一往一来每人工食银二两七钱，仍每人日给米一升。青莱、天津商贩少减”。
上述两条史实说明天津商人的商业活动早已通过水运扩展到其它地区，这对于沟通商品流通，繁荣天津商品市场起到了促进作用。天津何时设有店税，史无明载，而万历年间天津店租规模之大，以致设有中官领税，却是事实。这说明，天津店铺不在少数，商人也不在少数。
5.其它各业人口之性质
天津运输业人口是随着天津商业发展而出现并发展起来的。
前文已经谈及，明代在天津，每50只海船为一帮，大致有12帮，这仅是一个不完全的数字。从下面的例子，可进一步窥知明代天津运输能力之巨大，可见操此业人口之众多。
巨大的商业流转量，使以装卸物品为职业之人口也大量存在。天启二年，天津异常霪雨，辽粮浸泡，天津巡抚毕自严为减少损失，“雇工搬移换囤”。
天津近代码头工人
明末，客兵、主兵集中于天津，在天津开局打造兵器，先后投入军费几千两，由此推测，明代以冶铁业为生之人在天津也不少。
综上所述，明代天津三卫军队人口，由于越来越多地从事其一种经济活动，他们的身份发生了变化，这是由军人向生产者的变化，经济活动越是深入及专业化，他们的职业性质变化就越彻底。
另一方面，天津特殊的地理环境，吸引了各行业人口移民天津，在天津从事经济活动。这样，天津人口的经济活动在其全部活动中所占比重日益增大，从而使天津逐渐从一个军事城堡向经济的、商业的新型城市转变。
李邦华于天启二年被委以天津巡抚，到任伊始，环视城外，城外已是“商贾辐辏，骈填逼侧”，而城中却是“屋瓦萧条，半为蒿莱”，二者相较说明了天津商业发展之面貌。
而前任巡抚毕自严说得更为直白，“天津之为卫久已，名存而实亡矣”。这些不正说明天津已经冲军事要塞，变成了百行聚集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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