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期，周朝的封建制度开始崩溃，而这种情况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各诸侯国开始不停地互相兼并和攻伐。众所周知，身处春秋末期的孔子，他对这种现象十分不满，并用“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的言论，表达出了自己厌战的情绪。

以现在的观点来看，春秋时期“礼崩乐坏”，诸侯国之间的战争确实是“邪恶”的。但是对于我们来说，研究和分析那个时期的战争，是很有必要的，因为这样做，既可以发人深省，也可以让我们引以为戒。

说到春秋时期的战争，那就不得不提《左传》。

《左传》——相传是春秋末期鲁国左丘明所著

春秋时代的战争，《左传》里皆有比较详细的描述。事实上，《左传》长于战争的描述，而且特别长于大型战役的描述，这已是大多数史学家的定论。

在阅读《左传》时，我们都会不由自主地产生一个疑问，那就是——作者在记载这些战争时，所持的态度为何？

如果我们要了解《左传》作者对战争的看法，最为简单的办法，就是分析那些叙事较长的战役，通过研究战役中人物的行动、言语，探索这些言行与战争结果的关系，那么，或许可以找出作者所持观点的“蛛丝马迹”。

那么，就让笔者“管中窥豹”，分析一下《左传》中较为经典的两场战役，并试图揣测出《左传》作者对战争所持的态度。

“道德”——《左传》中的太阳

太阳散发出的光芒，是明亮而又猛烈的，这就像《左传》中的“道德”，无论作者如何用“微言大义”的手法隐藏，最终“道德”还是会从字里行间里显露出来，正如阳光必然可以从缝隙中照射进来一样。

笔者借由《左传》中的一个“神奇”的故事，来进行说明和分析：

晋国大臣狐突遇到已经去世的太子申生，申生表示“帝许我罚有罪矣，敝于韩”。

《东周列国·春秋篇》太子申生剧照

这段故事，不仅指出了四年后晋国所要遭遇的战争原因——“夷吾无礼”，还指出了交战对象——秦国、交战地点——韩原，以及交战结果——晋败秦胜。令人惊奇的是，更指出了决定此次战役胜负的人——上帝。四年后，晋、秦两国爆发了“韩原之战”，而申生的预言，竟然被一一验证了。

由此可以看出，《左传》传达了这样一个信息：事情的发展有其客观规律，无礼者有罪，必将在事情发展中遭到厄运，而决定并推动此事发展的，是一只无形之手。

观照“申生妖梦事件”，表面上看，“上帝”就是这只无形之手，但实则不然。《左传》中所提到的太子申生的“妖梦”和“上帝”，在之后的描述中，再也没有出现过了，这是为何？。

欲解答这个问题，我们得先来看看“韩原之战”中秦国这方的情况。

《左传》用秦穆公与大臣们的对话，来说明秦国攻击晋国的原因，以及秦国胜利的理由。这年，晋国发生饥荒，晋惠公派人向秦国请求购买粮食。秦国大夫公孙支以“利害”的观点，向秦穆公谏言：“无众，必败”；与此同时，百里奚站在“人道主义”的立场表示了赞同：“行道，有福”。

表面上，这是秦国君臣之间就事情的利弊和收益，各抒己见，但实际上，《左传》的作者表达出了自己的观点——道德一定会有现实上的利益。

不仅如此，《左传》中还有一个关于这场“韩原之战”的预言：“秋八月辛卯，沙鹿崩”。对于春秋时期的人民来说，他们自然会把“沙鹿山崩塌”这种自然现象，与国家的状况联系起来。果不其然，次年秋天，预言又被验证了。《左传》由此事件，欲传达出的信息是：事情的发展，是可以被预先知晓的，这种发展看似与自然界的异象有关，但实际上取决于民心。

我们都知道，在晋国饥荒后，秦国紧接着也发生了饥荒，所以秦穆公才派人向晋国购买粮食。

那么，对于晋惠公拒绝向秦国伸出援手的行为，《左传》是怎么评价的呢？

《东周列国·春秋篇》晋惠公剧照

《左传》借庆郑之口，道出了“四德皆失，何以守国”。可见晋惠公此举，不仅是“不人道”的，也是“背信弃义”，他不仅丧失了“四德”，而且对迫在眉睫的危难也没有丝毫的察觉，在《左传》作者眼中，晋惠公的失败是注定的。果不其然，晋惠公在“韩原之战”中被秦国俘虏。

结合以上所有叙述，可以看到《左传》把秦、晋两国交战的近因、远因全部呈现出来了。

纵观《左传》对整个战事的描述，从头到尾都在呈现双方言行的道德品质。由此，笔者认为，《左传》作者眼中的战争胜负的关键因素，就是“道德”。至于战争的其他因素，如两国的国力、战略、布阵、地势等，《左传》的作者都未加以考虑。

由此，我们可以了解到《左传》作者的历史观了，这就是——只从“道德”一面来诠释人事。作者一笔带过了“申生妖梦事件”，在这之后，作者想要强调的是“行道，有福”、“无众，必败”等较为抽象的道德规律，意图以此来说明，人遵守道德，就会有好报；违背道德，必遭祸患。

最终，我们得到了上述一系列问题的答案——“道德”就是这只无形之手，推动着历史的车轮不断前进；“道德”也正如太阳一般，温暖了君子，刺伤了小人。

“道德功利性”——《左传》中的“日斑”

太阳上会有斑点，即“日斑”，这是太阳还在活动的标志。正如《左传》作者的“道德功利性”，它的存在即是合理的。

在分析“道德功利性”前，我们先提出一个问题：既然《左传》作者用“道德”作为自己的立场，来诠释战役的胜利，那又怎么解释晋文公在“城濮之战”中的胜利呢？

我们都知道，孔子指责晋文公“谲而不正”，其实就是在影射“城濮之战”。

《左传》在记叙“城濮之战”两军交战前，借楚成王之口说出“天之所置，其可废乎”，就此认定晋文公是“有德”之人，“不可敌”。不仅如此，《左传》在记叙晋文公“退避三舍”的事情时，借狐偃之口说出“师直为壮，曲为老”，说明晋国退军，正是报答当年楚王之恩惠，晋军如此礼让，如果楚国仍不退兵，“曲”就在楚了。由此可见，作者把晋军立于“道德”的一面，而把楚军立于“不道德”的一面。

《东周列国·春秋篇》晋文公剧照

《左传》的作者用如此明显的手法，表达了自己的观点——晋、楚两国在道德品质上的差异，是这场战役胜负的关键。不仅如此，在“城濮之战”记录结束后，还特别以“君子曰”来赞扬晋文公：“晋于是役也，能以德攻”，我们都知道，这样包含有“君子曰”的记载，在左传中并不多见，可见，《左传》对晋文公的举动非常赞赏，借由君子之口说他合乎“道德”。

然而，了解“城濮之战”的人都知道，实际上，在这场战争的发展过程中，对结果影响最大的因素，是晋国所采取的“狡诈”的战略和战术，这也是孔子指责晋文公“谲而不正”的原因。可是，我们可以明显地感觉到，《左传》并没有取这个观点。

《左传》作者总结这场战役胜负的关键，在于晋文公能“以德攻”，而且当事者的“德”，在战前就已经决定了整体战事的发展和结局。

另一方面，如果以《左传》中道德观念的反面——“不道德者必会失败”来进行论证，那么可以断定晋文公所采取的阴谋诡计，是不合道德的，那为什么《左传》对晋文公一点微词都没有呢？

笔者认为，晋文公战胜了，这是历史的事实，《左传》无法改变真实的历史，晋文公的行事，或许有道德的一面，或许有诡谲的一面，但无论如何，在春秋历史上，晋文公都是值得大书特书的霸主。在《左传》作者眼中，晋文公的所作所为，是最能彰显其信念的，也是为他“以史传道”的最佳模板。

在笔者看来，正是《左传》作者对晋文公的偏爱，和他的“道德功利性”，使他松懈了自己的批判力，这是可以理解的，毕竟，他是史学家，而不是道德家。孔子是“形而上学”的道德家，所以他可以无视历史的胜负，去毫无顾忌的批判晋文公。

但笔者认为，我们不必赞同孔子的说法。辛运的是，借由这件事，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左传》在道德方面有“功利”的一面。

《左传》作者的“道德功利性”，就像太阳“日斑”，依附于“道德”这个耀眼的太阳之上。“日斑”是磁场聚集的地方，而“道德功利性”也是作者心中真实想法的集中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