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孙舍之，字子展。襄公十九年，当时正是外有晋、楚争霸，内有公族专权的年代，子展继专权的子孔后，成为郑国的执政者。
《左传》中有关子展的事迹记录不多，但是内容却很多元：在外交方面，无论是幕后的筹划，还是幕前的折冲，子展多能处置得宜；在军事方面，无论是讨伐外患，还是弭平内乱，子展都能克敌制胜；内政事务的处理亦是井然有序。
《左传》中的子展，俨然是位内外兼顾、文武兼备的执政者。
稳健理智，精思慎行
子展的首度登场，是在襄公八年，彼时他与子驷的对话，展现出他有清晰的思路。事实上，子展不仅言语条分缕析，行事亦井然有序。
《春秋左氏传》
郑国的贵族子明将要到晋国去，在旅途中抢了别人的妻子。后来，妻子被夺之人杀掉了子明。子展得知此消息，便废掉子明的儿子，立了太叔为国卿。
子展曰：“请舍子明之类。”
这桩贵族与平民的纠纷，如果不妥善处理，势必会留下后遗症。如果子展杀掉亡妻者，必会助长子明一族的嚣张气焰；如果任由子明逃亡，又会留下隐患。子展在这件事情的处理上，展现了思考周密之特质。
子展曰：“无昭恶也。”
这是子展对子明家族所说的话——不要宣扬邪恶了。“一请舍类，一无昭恶”，更让我们见识到子展稳健的行事风格，也彰显出子展维护平民利益、抑制豪强的勇气。
当国十年之后，子展这种自有定见、稳健踏实的行事作风依然。襄公二十九年，伯有针对子展“派遣印段去参加周天子葬礼”这件事，提出了质疑。
周灵王安葬时，郑国上卿有事不能亲自前往。而在伯有眼中，子展派出的印段太年轻了，恐怕无法承担如此重任。
子展曰：“与其莫往，弱不犹愈乎？《诗》云：‘王事靡盬，不遑启处’，东西南北，谁敢宁处？坚事晋、楚，以蕃王室也。王事无旷，何常之有？”
面对伯有的质问，子展以三次有力的反问和适时的引言，证明了自己行动的适当性。他毫不犹豫的态度，条理清晰的陈述，再次显示了成竹在胸的处事风格。
春秋战车作战画像
处理内政有条不紊的子展，面对诸侯国之间的事务亦是老练沉稳、有条有理。襄公二十五年，子展、子产带领七百辆兵车攻击陈国，夜里突然发动袭击，攻进城内。
《左传》云：“子展命师无入公宫……执絷而见，再拜稽首，承饮而进献……乃还。”
对于能战而不战，战则适可而收兵者，《左传》常常详细地记载其事以褒扬之。子展入陈——战则适可而收兵，正是其武德之表现。从废掉子明儿子，到派印段出使成周，子展的行事作风显得积极而有主见，此次入陈，子展则展现出进退有据、行事沉稳的特质。
《左传》先记录陈国军队的粗暴无礼，再叙述郑国军队之纪律严明，作者巧妙地运用了“映衬法”，突显出郑国军队“王者之师”的风范。对臣服之国的君主表现出应有的尊重，对臣服之国的人民亦提供了安全的保障，子展不仅行事有条，进退之间尤其展现出知礼、守礼的文明风度。
《东周列国·春秋篇》楚国战车剧照
襄公二十六年，楚王兴兵攻打郑国，郑国上下准备抵御进攻。子产分析到：“晋、楚两国将要媾和，楚王贸然来这里，我们不如让他逞个英雄。”那么，子产为何会这么说？
在玲珑看来，小人的本性就是——一有机会就表现血气之勇，并且在祸乱之中有所贪图，来满足他追求虚名的本性。这也是子展决定听从子产建议、不抵御敌人的原因。果不其然，楚军进入南里城，拆毁了城墙，俘虏了九个郑国人就撤退了。
楚王伐郑，原本打算拼死抵抗的子展，在听了子产之建议后，立即决定不与楚国对抗。他能战而不好战，虚心接受建议，客观评估现实，不作意气之争，及时作出让步。虽说郑国被楚国抓了九个俘虏，但免去了一场战争，维护了国家的利益，全拜子展稳健理智、精思慎行之赐。
能言善道，对应得宜
上文提起过子展在《左传》中的首次登场。襄公八年，楚国子囊率军攻打郑国，郑国的重臣分成了两派：一派想要臣服于楚国，另一派想要等待晋国前来救援。为此，子展和子驷有一段精彩的对话。
这段文字说明了处于晋、楚两强之间的郑国，在外交方面的困境，也呈现出郑人在外交决策上悉心算计的情况。原文十分精彩，玲珑不便在此引用太多。
总而述之，玲珑认为子驷的观点是：姑且先臣服于楚国，缓和百姓的困难，等晋国来了，再顺从晋国，等待强大的国家来保护，这就是小国的本分。
然而，子展却不同意。在玲珑眼中，子展的意思是：小国更要看重信用，如果一个国家没有信用，待战争到来之时，很快就会灭亡。不仅如此，子展还提出了解决方案：晋国君主贤明、臣子和睦、军队完备，不会丢弃郑国的，没有什么比信用更能依靠的，不如先整治守备、疲惫楚军，再等待晋国的到来。
关于子展与子驷的论说技巧，学界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在玲珑眼中，子驷偏颇、近利，子展正派、远视，但他们的说辞各有博采，都有高明严密的论说技巧。子驷的策略较投机取巧，亦有先求苟安之心态；相较于子驷，子展的外交政策则比较稳健谨慎，他的建议不但符合政治道德规范，也符合郑国的利益。
晋楚争霸
郑国的地理位置十分尴尬，处于晋、楚之间，因此需要善于外交辞令之人从中周旋应对。襄公九年，诸侯攻打郑国，郑人派人求和，由于郑国顺服，各诸侯便在戏地结盟。
晋国的盟书中记载：“郑国而不唯晋命是听”，可见大国逼人的气焰，郑国的盟书则先以哀兵姿态，大吐一番苦水，最后说：“不唯有礼与疆可以庇民者是从”，可见子驷想要以楚国压制晋国的势力，子展顺势说出：“昭大神要言焉。若可改也，大国亦可叛也。”晋国见状，便不再要求修改盟书。
我们都知道，子驷一向偏楚，子展一向亲晋，不过面对咄咄逼人的晋国，两人倒是一唱一和地配合无间，以致强晋终于让步。
除了一般言辞对话之外，子展也常以“赋诗”的方式与人协商或交际。襄公二十七年，宋盟结束，郑伯设享礼招待赵文子，赵文子要求郑七子赋诗明志，子展赋《草虫》，表层意义是称赞赵文子是君子，深层意义则是表达郑国对晋国的不二之心。事实上，子展还有一层意思，那就是体恤百姓、为国图存。子展赋诗的长才，不仅争取了晋人的信任，也赢得了赵文子的赞誉。
《赵氏孤儿》赵文子剧照
襄公二十六年，诸侯讨伐卫国，晋人囚禁了卫侯。同年，齐侯、郑伯为了卫侯之事到了晋国，晋侯设享礼招待他们。晋侯赋《嘉乐》，表示对两位国君的赞美和祝福；国景子作为齐侯的相礼者，赋《蓼萧》，表示晋、郑乃是兄弟之邦；子展作为郑伯的相礼者，赋《缁衣》，希望晋侯能准许齐侯、郑伯的请求——释放卫侯。
然而，晋侯并不想放人，所以叔向便佯装不解。之后，晋侯又列举了卫侯的罪状，国景子赋《辔之柔矣》，希望晋侯宽政以安诸侯；子展赋《将仲子兮》，表示卫侯虽然有过错，但大家都说晋国为臣下囚禁卫侯，人言可畏！最终，晋侯同意放人。
外交赋诗可以运用赋诗的诗章，委婉地表述己意，或请求、或威胁，以间接、暗示的方式进行沟通，此次卫侯能够顺利被释放，子展和国景子的赋诗功不可没。事后，叔向也以“郑七穆，罕氏其后亡也者也，子展俭而一”的评价，高度地肯定了子展能言善道、对应得宜的表现。
熟稔军事，善于谋略
襄公十八年，郑国子孔想要背叛晋国，然后发动楚国的军队来除掉大夫们，楚王闻讯派子庚前去支援，“二子（子展、子西）知子孔之谋，完守入保，子孔不敢会楚师”；次年，子孔执政独断专行，郑国国内人民都很担心，就追究“西宫之难”和“纯门之役”的罪责，子孔知道自己应该抵罪，便带领了甲士保护自己，“二子率国人伐之，杀子孔”。
襄公二十五年，“郑子展、子产帅车七百乘伐陈”，战车数量与当年“城濮之战”的晋国三军相当，展现出郑国军队强大的实力，亦展现出子展熟稔军事之特质。
由此可见，无论是弭平内乱，或是讨伐外患，子展都能迅速利落地完成任务，可见其深谙用兵之道。
“城濮之战”中晋文公剧照
除了在军事方面的特长，子展对于国家的外交策略亦自有主张。
襄公九年“戏地之盟”后，郑国人没有依照荀偃的要求修改盟约，晋国便带领诸侯进攻郑国。晋国攻击郑国三面城门，半月之后在阴阪渡河进攻郑国，驻扎在阴口准备返回。子孔见状，准备趁机攻击，然而子展却表示反对。
在玲珑看来，子展的行为是守信的表现。姑且不论子展是否为了信守盟书而拒绝出兵，依照当时各诸侯国之间的形势而言，小国与大国抗争是极具风险的，即使取得眼前的胜利，长期而言势必会付出沉重的代价。
《左传》里晋、楚交战写得较为详细的有三次，其中两次都与郑国有关，即“邲之战”和“鄢陵之战”。可见，郑国的向背，攸关晋、楚强弱。所以除了消极地避免与大国冲突、被动地顺从大国命令，子展也抓住这种利害关系，积极谋略，企图为郑国取得较为有利的情势，可见，他的确是善于谋略的。
閱讀更多 玲瓏文史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