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無用論”折射出社會公平和社會發展難題

“讀書無用論”折射出社會公平和社會發展難題

近年來，“讀書無用論”又以新的形式熱鬧起來。從中可以看到社會底層人群對於難以通過讀書改變命運的悲嘆。貧寒子弟們的讀書機會本就很難得，即便機會來了，農村孩子通過十年寒窗苦讀贏得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機遇，卻因支撐費用高昂而難以承受。即使讀了書之後，往往又很難獲得很好的發展。相較而言，“富二代”們所引發的討論，其實是對社會正義的某種形式的衝擊。這樣一來，原先那些振振有詞、大講“讀書有用”的人，忽然找不到方向了，想奮而反擊卻無處用力。實際上，讀書有用還是無用，不是問題的關鍵。全社會對於讀書（今天的語境包含了多樣化的知識獲取方式，如互聯網等）的有用性早已形成共識：讀書當然有用。但如何讀書，卻成了新問題。今天的“讀書無用論”，反映出的是誰能讀書，或怎樣讀書的問題。讀書早已成了眾所周知、天經地義的事情，但是，天經地義的事在實踐時依然存在重重難題。在中國社會發展不斷推進之時，這一難題又必須逐步去化解。化解之根本，已經不是觀念問題，而是要將觀念轉化為有效的操作，即形成有效的社會制度和人們的新共識。

泛泛討論讀書的“有用”與“無用”，意義並不大。我們要解決的是從“讀書無用”的觀念中折射出的社會公平和社會發展這個更大的難題。縱觀世界各國，教育公平程度差異很大。在基礎教育階段，這個問題基本看不出太大差異，等到了高等教育這一階段，問題便層出不窮，疏解之道也因而千差萬別。但無論怎樣，經濟發展狀況和社會發展水平都不能拿來作為解釋教育不公現象的說辭。實際上，越是發展中國家，越應該在國家根基之事上多做努力，為國家轉型和發展進步打牢基礎。

“讀書無用論”反映出人們對社會發展新要求，是一種情緒化表達方式

“讀書無用論”引發的關於讀書是否有用的討論，是從社會公平的角度提出的問題，但依然還是落在了有用無用這個點上，可見整個社會對於知識積累和文化的價值，還需要進一步提高認知水平，尤其是在國家行為層面上，更要有深刻的反思和更為前瞻性的認知，併為之做出相應的制度設計，從而付諸行動。社會發展進步的真正動力，來自於更為廣泛的社會人群，即具有相稱的能力去擔當的廣大人群，這群人需具有相當程度的知識水平。因此，沒有人天生更有資格去讀書，也沒有人應該為其自身的社會身份而被迫作出讀書、或者不讀書的選擇。

在中國的教育實踐中，為了提升全體國民的文化素養，改變教育機會不均等的現狀，有關部門做過大量的努力。比如新中國成立之初的全民掃盲識字運動，意在提升整體國民的勞動技能和文化水平。據1949年的數據統計，新中國初創時的文盲率高達80%，在文盲佔大多數的國家，要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是十分困難的。新中國的掃盲識字運動起于軍隊系統，原初動因是提高部隊官兵的文化素質，後來演化為改變國民文化素質低下的更大行動，從而在全國範圍內掀起了大規模的全民學習熱潮。經過多年的努力，我國基本解決了軍隊系統以至廣大工農大眾的掃盲識字難題。大眾文化程度的提高，為國家現代化建設提供了大量高素質勞動者，促進了社會的發展進步。

另一番努力是國民義務教育的逐漸普及。國民義務教育，是強制性教育，這是以國家行動推動教育發展的努力。從滿清政府1903年頒佈《奏定學堂章程》開始推行國民義務教育以來，到民國臨時政府1912年頒佈《學校系統令》，直至新中國成立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二十二次會議於2006年6月29日修訂通過、並於2006年9月1日起施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義務教育法》的公佈，中國為提高國民受教育水平走過了一百多年的艱難歲月。在1977年恢復高考招生制度時，全國報名考生為570萬，而錄取率僅為5%。到2018年，全國考生975萬，錄取率已經接近75%。高等教育的推進程度今非昔比。在報考高校的過程中，大家的目光更是集中到所謂“985”“211”院校，特別是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復旦大學、中國人民大學、浙江大學等名校更是成為考生和家長爭相投報的焦點。在對於能否上名校的焦慮中，社會情緒化的表現更為明顯，而對於名校資源稀缺的焦慮，則轉化為各種對教育不公的質疑，其中又有相當部分的情緒，再度轉化為“讀書無用論”。應該說，這裡的關於讀書是否有用的討論，是對社會發展的一種新要求，是一種情緒化的表達方式。

應對“讀書無用論”，需要全社會共同發力

首先，從國家層面來看，在教育文化資源的配置上，應更加註重國民義務教育的真正落實，持續提升全國範圍內的初中階段的教學質量。現在很多地區採取了以名校帶普通學校的方式，也不失為一種好的疏解之道。其次，在高中教育階段，應更好地貫徹教育公平的理念，向著十二年義務教育的普及不斷推進。在高等教育問題上，反而不要過度強調“公平”，因為過度強調公平，可能會產生對真正知識智慧發展規律的不尊重。所以，只有提高義務教育階段的教學質量，才會有更多的優秀中學生成為優秀高等學校的後備軍。高等教育本身，特別是“名校”擔負著趕超世界一流水平的名校的使命，過度強調公平，可能會降低本來應有的競爭力。

推動整個民族對人類知識的傳承和創新是一項重要使命。對於一個群體，如企業、單位、社群而言，完成知識積累和業務創新，也是提升競爭力的重要手段。於個人而言，生命本身的進化也要求我們去完成知識的學習、分析和內化的整個過程，這樣的生命體才有價值，才具備文化層面的意義。

所以，在我們強調國家責任的同時，也要提升每個人文明意識的自覺性。而文明意識的自覺，首先就源於對知識的積累和習得。國家要不斷地營造有利於知識傳播的整體氛圍和環境，提升國民教育水平。於社會，則需要更多地調動社會資源，形成全民學習的社會文化氛圍，給民眾以更多的文化學習機會、更多的文化選擇，激勵人們在新傳媒平臺、講習所、文化館、免費講座、文博展覽、圖書館等場所，找尋習得文化知識和技能的機會，在學習中提升社會認知水平，提高勞動能力，改善生存狀況，獲取更多的人生自信。這樣看，“讀書”就非常有用。在知識更新速度不斷加快的時代，要想接受更加複雜的社會挑戰，習得就顯得尤為重要。其實，無論是從提高生存質量的實利角度看，還是從實現更高的生命價值層面看，讀書都是必由之路，也是終身使命。縱觀那些期冀窮盡人類知識精華，欲邁上人類知識新高點的少數智者們，如牛頓、達爾文、愛因斯坦等，在讀書之上，完成了智慧層面的超越，走出了人類思想的新路，所以，他們是創造者。

但是，作為普通人的我們也應該明白，前人的勞動成果、智慧的思想積累，如果不去主動地學習，那麼在實踐中就很容易走彎路，我們更不能從零開始，棄所有前人的智慧積累，從刀耕火種，簡單的勞動技能重新開始摸索。同時，隨著今天科學技術水平的不斷髮展、新傳播工具不斷出現，人類的習得路徑更為方便多樣，也更加需要主動學習。在讀書過程中，個體生命對於讀書的感悟和總結最為重要。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人生目標，只有通過自覺地尋找目標知識，才能形成自己的讀書結構。對個體有用的讀書，都是經過了自己的總結和篩選，形成了對自身發展有益的系統知識。因此，我們該真正思考的是怎樣讀書和讀書應該怎樣與每個人建立適用性的問題。

（作者陳宇飛 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文史教研部教授）

來自：人民論壇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