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9年一月，在意大利都靈的幽靜街頭，一位中年男子突然抱住馬頸失聲痛哭，隨後被人送去精神病院治療。
在當時人的眼裡，他無疑是個瘋子；可如今，他是世人眼中最富盛名的哲學家——弗里德里希·威廉·尼采。
一位哲學家最後意識錯亂，也許你會認為，他並不是瘋子，只是如他的書名所寫那樣，在進行「不合時宜的沉思」。
尼采畢生沉思，猛烈批判現代以來的理性「成果」；可在1889年之後，精神病院將理性「成果」悉數施於他身，像是治療，又像是受刑。
▲1889年之後精神崩潰的尼采
尼采精神世界的真相究竟是什麼樣的，我們不得而知。他在《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中有句名言：
「不會說謊的人，也不懂得什麼是真相。」
真相如同謊言，尼采對笛卡爾以來現代理性所建構的「真相」嗤之以鼻，因為在這座虛無的「大廈」中，看不到人的第一天性。他尖銳的筆鋒，開創性地為後現代主義開闢出廣闊的土地。
半個多世紀以後，另一位哲學家沿著尼采的路，開始沉思「癲狂」的真相，以及醫院何以獲得治療病人的權力。
他就是米歇爾·福柯（Michel Foucault），法國哲學界的怪才。特立獨行的他在《規訓與懲罰》中，研究現代社會中無所不在的微觀權力，也即精神病院所擁有的權力形式，並通過挖掘塵封的歷史，探尋現代社會的演變歷程。
瘋子如何成為瘋子？
現代人又如何成為現代人？
福柯在慰藉尼采的同時，也給了我們一個不那麼舒適卻又難以反駁的答案。
▲1978年，米歇爾·福柯在巴黎的家中
01.
權力無處不在
在遊覽現代美術館時，你應該會有這樣一種感覺：20世紀以來的一些後現代主義藝術品，相較於古典藝術，變得不那麼精緻和優雅了。要麼是一堆磚石的隨意堆砌，要麼是在空蕩的佈景前面放置車輪，這些粗糙的作品，究竟在表達什麼藝術內涵呢？
後現代藝術家們想要表達的，是對古典審美的顛覆，是對「什麼樣的作品足以稱之為藝術品而被擺放在美術館」的挑戰。
因為古典藝術品掌握了定義「美」的權力，所以後現代藝術家要去揭示這樣一種權力的存在，這也是後現代主義對各種傳統的宏大敘事進行消解和抵制的一個例子。
當這樣一件後現代藝術作品和古典藝術同時陳列在美術館中時，看似後現代藝術作品也掌握了闡釋「美」的權力，然而決定一件東西是否為「藝術品」的權力，依然掌握在美術館的手中，它決定了什麼是「美」，也決定了我們能在美術館看到什麼。
這就是福柯的觀點：權力無處不在，它支配著我們如今的生活。從古代到現代，權力經歷了從宏觀到微觀的過程。
在《規訓與懲罰》中，福柯從兩種角度去解釋權力：一種是壓制性權力（repressive power），這也是我們熟知的一種。東西方的中古時代，權力最典型的表現就是王權與教權，擁有這兩種權力的人便可以翻手為雲，覆手為雨。只需翻一兩頁古代歷史便知道，那是一個被壓制性權力所支配的世界。
焚燒羅馬城、迫害基督徒的羅馬帝國暴君尼祿、後來又被羅馬天主教廷施加火刑的布魯諾......
在古代，壓制性權力以獲取和鞏固統治權力為核心，圍繞周圍的是暴力與施暴，服從與被服從。公開的刑罰活動是壓制性權力最典型的表現舞臺，用以彰顯君王的絕對權力。
▲浮雕《宗教裁判所火刑柱上的布魯諾》，1887年作者為Ettore Ferrari (1845–1929)。
瞭解了古代那麼多砍頭施刑的暴力行徑之後，我們慶幸自己生活在一個崇尚自由和平等的現代世界。我們抗拒權勢之人對弱者的迫害，便剝奪了他們所掌握的權力。可權力並沒有因此隱匿，它在現代世界依然在尋找自己的「宿主」。
在福柯看來，權力本質上就是用來對人的行為進行懲罰。自法國大革命以來，隨著各國君主權力的縮水和民主政體的建立，壓制性權力所施加的罪行懲罰逐漸從人們的視線中隱退，進入代表正義的司法審判。
然而，公開刑罰的廢止並不代表權力在日常生活中消失，相反，權力對人的懲罰更加細緻和擴大化了，並且以更加嚴密的方式控制著人們的生活。
這就是福柯所說的第二種權力，在現代社會中的無處不在的規訓性權力（normalizing power）。他認為，從古代到現代，權力經歷了從「被擁有」到「被運用」的轉變。
不同於明顯的壓制和強迫，規訓性權力通過約束、訓練，使人的行為趨於合理化和正常化。更重要一點，這是一種潛在的訓練，讓人們以為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發生的，亦或是個體自由選擇的結果。
回想一下，你在學校按時上下課，並認真準備考試，學校也以學習成績頒發學位；上班之後每天勞苦奔波，只為能趕到公司準時打卡；下班回家去買菜，超市裡的攝像頭記錄著你的一舉一動......
這些行為看上去跟懲罰毫無關係，可一旦你嘗試出格，違背那些普通的規定，小則人們會認為你特立獨行，大則認為你不正常，是個「瘋子」，進而把你與其他人隔離開來，甚至送往精神病院加以幽禁和治療。
現代世界的運作規則把每個人視為理性的，有道德的主體，可是他們並不知道自己是如何成為這樣的主體，因此福柯認為，精神病院的存在就是把那些失去「理性」和「道德」的人隔離開，使其他人意識到這兩者需要在所謂正常社會在場的證明。
正如福柯在《規訓與懲罰》中所說：
「在規訓性權力的體制中，懲罰藝術的目的既不是將功補過，也不是僅僅為了壓制......它把個人行動納入一個整體，後者既是一個比較領域，又是一個區分空間，還是一個必須遵循的準則。它根據一個通用的準則來區分個人，該準則應該是一個最低限度，一個必須考慮的平均標準或一個必須努力達到的適當標準......在規訓機構中無所不在、無時不在的無休止懲戒具有比較、區分、排列、同化、排斥的功能。總之，它具有規範功能。」
02.
精神病院內外
與其說福柯是哲學家，不如說他是發掘人的歷史的「考古學家」。以瘋人為例，他從一個之前沒有人關注過的角度去思考權力的演變，可以說改變甚至顛覆了傳統的詮釋。
福柯通過對歷史細節的研究發現，瘋人自古就有，只不過，在18世紀之前，他們還不被叫做精神病人，人們不會想到去治療他們，而是將他們放逐。因為瘋人處在理性和感性的混沌之中，相較於憐憫，人們對他們更是一種畏懼。
在「愚人船」中，瘋人們雖然遭到驅逐，但也因此成為最自由，最無拘無束的人。可到了現代，精神病院建立之後，對瘋癲的感性認識逐漸消失，正常人們只會認為瘋人是喪失理性的可憐人，並嘗試以科學的方式去治療他們，矯正他們。
這樣的變化是如何一步步發生的？
文藝復興以來，理性主義打破了中世紀的沉悶。18世紀之後，理性主義更是在解釋世界的過程中重塑了人們的頭腦，通過科學的發展擴張到了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並在某種程度上代表著真理。
人們崇尚科學，追逐理性，認為這代表著進步，代表著對未來世界的樂觀想象。
▲勒內·笛卡爾（René Descartes，1596－1650年），歐陸理性主義哲學的奠基人。©ISTOCK
可到了後來，理性大肆侵佔本該只屬於感性認識的領域，甚至人的精神世界也要加以科學分析。這種觀念必然會對瘋人，這個社會少數「非正常」群體格外關注。而想要去認識他們，首先就需要把他們邊緣化，並在運用科學手段的基礎上，將他們與正常人隔離開。
人是被歷史所創造的，而人對瘋癲的認識，也是被歷史所創造的。正是這樣一種對理性的過分強調，使人們在認識世界的過程中界定了正常與非正常、主體與他者。
1971年，福柯在荷蘭電視臺接受哲學家方斯·愛德絲（Fons Elders）的採訪時說：
「人們使瘋癲噤聲，從而認識了瘋癲；人們界定了他者，從而認識了他者。我們知識的普遍性是以對整個現實的排斥、禁令、拒絕、拋除為代價的，是以某種殘忍為代價的。」
規訓性權力規定了作為正常人的行為，也就因此對異於常人的精神病人進行限制。就像電影《飛越瘋人院》中，作為正常人的麥克墨菲因為不服從病院管教而被切除額葉一樣，即使不是精神病人，只要身處精神病院，任何人都要受到權力的限制。
這種限制無論是精神上還是身體上，這都算是一種懲罰，而且是一種更為隱秘和有效的懲罰。
▲電影《飛越瘋人院》劇照，主角麥克墨菲正從精神病院的鐵絲網牆上爬出去。
隨著指涉範圍的擴大，福柯進一步指出，這種懲罰不僅發生在精神病院裡，因為我們在接受理性主義所制定的這一套規則的時候，我們同樣地在接受著某種程度的「懲罰」。
03.
作為技術的權力
規訓性權力的厲害之處在於，它作為一種微觀權力，成功地將自己合理化，並潛移默化地進入了人們的日常生活，塑造著現代世界的景觀。
和壓制性權力的不同，規訓性權力是無主體的，也就是說，沒有人逼迫你去遵守它，而是你自以為自願地進入規訓性權力的場域。
規訓性權力的去中心化，讓整個現代社會成為一張遍及權力的關係網絡，所有人都身處其中，哪怕你掌握某個人的生殺大權，也同樣無法逃脫這種微觀權力的規訓。對此，福柯在訪談中說：
「權力從未確定位置，它從不在某些人手中，從不像財產或財富那樣被據為己有。權力運轉著......權力以網絡的形式運作在這個網上，個人不僅流動著，而且他們總是既處於服從的地位又同時運用權力。」
福柯認為，規訓性權力不是讓人們自上而下地臣服，在人人平等的現代社會，規訓性權力支配著個人的行為，並讓人自願地服從這個理性主義構建起來的世界。
▲位於荷蘭哈勒姆的一家監獄。©Dmitry Kostyukov 、The New York Times
即使是作為壓制性權力產物的監獄，其設計和構造也處處體現著規訓的力量。監獄裡的監控器、走廊、臺階，無一不是為了更好地控制人而設計的。
不難看出，規訓性權力之所以能夠讓懲罰更有效，是因為它藉助一些在現代社會才存在的手段，即科學知識與技術。
《規訓與懲罰》中，福柯認為技術的運用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層級監視、規範化裁決、檢查。
層級監視就是通過一些工具監控人的行為，這種源於英國哲學家邊沁（Bentham）提出的「全景監獄」到了現代，藉助於光學和建築等知識製造了更為精密的監視工具；而規範化裁決依靠的是紀律，紀律滲透進了幾乎所有法律觸及不到的微小領域。
檢查則結合了層級監視和規範化裁決，成為了規訓性權力最重要的技術手段。精神病醫院每日的查寢、學校定期的考試、公司對員工的績效考核等等，「檢查」藉助現代科學知識對人進行分配和分類，建立了一套所有人都願意服從的現代等級制度。
▲1844年的一份監獄監察長報告中出現的監獄等軸測圖。©The Architectural Review
不幸的是，我們此刻，就生活在所謂的「知識社會」之中。以色列歷史學家尤瓦爾·赫拉利（Yuval Noah Harari）在《人類簡史》中論述科學革命以來的世界時延續了福柯的觀點，他說道：
「對『知識』的考驗,不在於究竟是否真實,而在於是否能讓人類得到力量或權力。」
知識和權力的結合，使得我們只能通過所謂「正常」的方式才能認識世界。福柯對權力研究的目的就在於瓦解這種認識。
當康德提出「我是誰」之後，福柯沿著他的路線繼而提出「我是怎麼被塑造而變成我的」。我們對世界的認識從來都不是理所當然的，而處在永恆的變化之中。
福柯認為，在現代社會，外界權力和個體靈魂之間存在著無法調和的矛盾。一方面，現代社會提倡自由，自由又容易導致失控，只能藉助於理性，為個體生活提供規範化標準，這種標準反過來又會限制自由。
所以，一個看似自由的我，離瘋癲到底有多遠？
福柯只是對這一切進行了揭示，而沒有給出答案。
04.
自由在何處
在過度的理性主義侵蝕人的自由的時候，我們是否應該對「科學即真理」持以批判態度？
人們對世界的感性認識該如何迴歸？
迴歸之後規訓性權力是否依然存在？
最終，福柯想要說明的是，如果我們無法逃出這個被權力和知識塑造的世界，如何在避免失控的情況下活得更自由一點。
英國哲學家卡爾·波普爾在其著作《研究的邏輯》（The Logic of Scientific Discovery ）中說：
「我自己之所以愛好科學和哲學，只是因為我想研究我們生活於其中的世界之謎，研究人類對這個世界的知識之謎。我相信只有恢復對這些謎的興趣，才能使科學和哲學免於狹隘的專門化，免於對專家的專門技術、個人知識和權威的盲目信仰，這種信仰同我們這個『後理性主義』和『後批判』時代如此相稱，它正在悠然自得地致力於摧毀理性哲學的傳統以及理性思想本身。」
福柯認為知識即權力，波普爾認為知識應該是一種興趣。儘管他們是從兩種角度去探討「知識」，但依然能給我們一些啟示。福柯並不關注那些宏大的，主流的現代話語，比如社會正義、個人意志等等，而這恰恰是我們逃離福柯那個權力無處不在的世界的唯一出口。
▲《監視與懲罰》，作者：米歇爾·福柯，出版社：伽利瑪，出版時間：1975年
知識是什麼，關鍵在於它到底起到了什麼作用。
在福柯的視線之外，知識也能起到啟蒙的作用，這種啟蒙，不是教你科學技術的運用，在福柯看來，這種運用必然會成為一種權力技術。真正的啟蒙是對科學精神的喚醒，這種科學精神，正如波普爾所言，是對世界的神秘抱有永恆的興趣。
話說回來，你如果只看到了權力，便會覺得權力是在對你實施規訓和懲罰；如果因為只看到了權力便對其極端抗拒，則其實是另外一種懲罰，它們的邏輯有什麼區別嗎？
一個封閉的規訓社會和一個理想的，完美的烏托邦一樣，它最終殺死的，是一個人的生存價值。
關於自由，福柯不是要通過揭示權力的無處不在，來號召人們追求絕對的自由。福柯揭露出一個權力世界之後，並沒有給出任何答案，這不能不說是一個無比明智的決定。
正如他對那些宏大、主流的現代話語不置一詞一樣，福柯在揭示權力世界的同時毅然決然地跳出了那個權力世界，所以才有可能在思想上觸到真正的自由之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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