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30年代末，上海淪陷以後，在偽政府的文化管控下，文化界“抗戰”與“救亡”之聲被迫消隱，而通俗文學卻得以在這片孤島上大放異彩。
淪陷區的上海，有三名通俗文學女作家最是炙手可熱，分別是潘柳黛、蘇青和張愛玲。
當時上海最著名的漫畫家文亭，曾為三人畫了一組畫像，挾取三人最著名的特點進行描摹，因為潘柳黛有“丈夫如蛇，即使人人說他有毒，也要成為第一流的蛇舞者”的雄論，而被文亭稱為“弄蛇者潘柳黛”，蘇青因為熱衷於參加婦女運動，而被稱為“輯務繁忙的蘇青”，而張愛玲則是因為對奇裝異服的摯愛，被文亭稱為“奇裝炫人”。
青年時期的張愛玲敏於思而訥於言，然而被迫參與各種活動時，卻不會因為不善交際而被忽略，正因為她驚世駭俗的衣著，能讓她於無言中咄咄逼人。而在孤島上海，最能以穿著上頭版頭條的，不是各路電影明星，卻是作家張愛玲。
在作品《對照記》中，張愛玲稱自己為“衣服狂”，從她一生的經歷中，我們也能看出她對服飾有著超出尋常人的熱衷，作為中國古典文學的繼承者，張愛玲的作品，也像《紅樓夢》、《金瓶梅》等古典小說一樣，戀戀於各種服飾的描摹，而弗洛伊德、象徵主義等歐洲文化教育，則讓她作品中的服飾描寫成為種種隱喻。
一、張愛玲的一生與服飾
張愛玲一生執著於服飾，並且精於服飾描寫，可能是高門巨族的出身使然，張愛玲的祖父張佩綸是同治年間的進士，晚清名臣，李鴻章對其十分賞識，還將自己最心愛的幼女李菊耦許給他為妻，曾樸的《孽海花》就是以張佩綸和李菊耦的愛情故事為藍本。
張愛玲童年之際，張家家產仍是十分可觀，父親張志沂坐擁大量房產田產，生活十分奢靡，家中僕傭成群，經常購買最新款的汽車，嫖妓、養姨太太、賭錢、抽鴉片，凡是紈絝子弟的享樂無所不沾，家中依稀保持著昔年相府的金粉繁華，後來張愛玲在《私語》中回憶自己的童年時光，也說自己的童年是“非常侉氣而快樂，粉紅地子的洋紗衫褲上飛著藍蝴蝶”，那是一種“累累的珠紅的快樂”。
而張愛玲的母親黃逸梵，則是出身顯赫的美婦人，時髦西派，精於修飾，善於交際，更是熱衷於購置華服裝飾，導致張志沂經常咕噥：“一個人又不是衣服架子！”在《童言無忌》中，張愛玲說自己童年最初的回憶，就是“母親立在鏡子跟前，在綠襖裳別上翡翠胸針，我在旁邊仰臉看著，羨慕萬分”，家門出身，母親的薰陶，讓幼年的張愛玲立下宏志：“八歲我要梳愛司頭，十歲我要穿高跟鞋”，並且急切的想要長大。
然而真正長大之後，張愛玲卻沒有享受到服飾帶來的快樂，父親張志沂是封建遺老遺少，母親黃逸梵則是追求西方文化的時髦女性，兩人婚姻勉強維持幾年後，終於以母親執意離婚而告終。母親離開之後，父親不久續娶，雖然家中經濟實力尚可，繼母孫用蕃卻不捨得給前妻的孩子花錢，在物質上，青春期的張愛玲是貧乏的，《童言無忌》裡，張愛玲不無哀怨的寫道：
“有一個時期在繼母的治下生活著，揀她穿剩的衣服穿，永遠不能忘記一件黯紅的薄棉袍，碎牛肉的顏色，穿不完的穿著，就像渾身生了凍瘡，——是那樣的憎惡與羞恥，一大半是因為自慚形穢，中學生活是不愉快的，也很少交朋友。”
從父親家裡出逃，投奔母親之後，張愛玲的物質條件並沒有得到改善，黃逸梵當年與張志沂離婚，並沒有分得張家的財產，只帶走了自己當年的嫁妝，而這筆嫁妝也因為她多次出國、頻繁交際已經去了大半，母親黃逸梵給了張愛玲兩個選擇，一個是“裝扮自己”，成為“女結婚員”，另一個是“繼續讀書”，權衡之下，張愛玲選擇了後者，就此成為香港大學最窮的學生。
張愛玲幼年“梳愛司頭”“穿高跟鞋”這些侉氣的服飾夢，直到自己在上海成名之後才得以實現，被壓抑了數十年後，一旦爆發就不可收拾，一舉成為全上海文明的“衣服狂”。據張愛玲的弟弟張子靜回憶，張愛玲一個朋友的哥哥結婚，她穿著前清的老樣子繡花襖褲去賀喜，滿座賓客都為之驚奇，而後來與張愛玲交惡的潘柳黛也曾不無醋意寫道：“（張愛玲）為出版《傳奇》，到印刷廠去校稿樣，穿著奇裝異服，使整個印刷廠的工人都停了工。”
面對這些對她服飾的非議，張愛玲卻從來坦然，直言道：“我既不是美女，又沒什麼特點，不用這些來招搖，怎麼引得起別人的注意？”然而跟胡蘭成的婚姻破裂之後，心境黯然的張愛玲，徹底失去了奇裝炫人的興致；移居美國之後，張愛玲的生活日漸清寒，跟常年有病的賴雅結婚之後，甚至達到了溫飽尚且不暇的地步，於服飾裝扮上更是捉襟見肘了，小說《同學少年都不賤》裡，就反映了張愛玲人過中年之後的窘迫。
《同學少年都不賤》是以張愛玲自己和好友炎櫻為原型的一部小說，分別多年，人過中年之後，兩位好友在美國見面，一人發達到穿著通體熨帖的名牌服裝，雖然是豔綠色，卻也不會顯得過嬌，而另一人卻落魄江湖，兀自要強撐門面，“買了幾尺碧紗，對摺了一折，胡亂縫上一道直線——她補襪子都是利用指甲油——人鑽進這圓筒，左肩裳打了個結，袒露右肩……買的高跟鞋雖然不太時式，顏色也不大對，好在長裙曳地，也看不清楚，下襬根本沒縫過。”而張愛玲這一落魄，便到了晚年。
二、中西合璧，張愛玲服飾描寫中的隱喻
張愛玲不僅在生活中對服飾裝扮念茲在茲的喜愛，她的作品中也有大量的服飾描寫，而她之所以能夠成為《紅樓夢》之後，閨閣衣飾描寫的第一人，不僅是她本人的熱愛所在，更是因為她是中國古典文學中經驗的繼承者。不管是《紅樓夢》《金瓶梅》，還是《孽海花》、《楊家將演義》，凡是重要人物出場，都會專門有一段描寫他的服飾和風姿，作者和讀者都會戀戀其中，認為這是好的作品的應有之義 。
五四之後，西化文人如陳獨秀、錢玄同等，都曾疾言厲色的貶斥中國古代文學，胡適和俞平伯是當時最著名的兩大紅學家，卻都認為《紅樓夢》不過是一部“尚可”的作品，“在世界文學中位置是不很高的”，而魯迅甚至公開喊話中國青年，“不要讀中國書，一本也不要讀”。在這種時風之下，讚美中國古典文學都是冒天下之大不韙，據胡蘭成《今生今世》中回憶，自己不喜歡西洋文學，卻從來不敢在公開場合指摘一句，有次大著膽子在張愛玲面前講了一句，覺得《戰爭與和平》、《浮士德》不及《紅樓夢》和《西遊記》，張愛玲卻淡淡的說了一句，當然不及。可以說不管是從家學淵源還是閱讀經驗上看，張愛玲在根底上是一個古典文人。
古典文學的根底讓張愛玲熱衷於服飾描寫，完整的西式教育卻讓張愛玲對服飾的描寫沒有侷限在古典小說的經驗之中，在弗洛伊德、象徵主義等歐洲文化教育的影響下，張愛玲作品中的服飾描寫甚至成為了一種戲劇化的隱喻，就像她在《童言無忌》裡說的那樣：“對於不會說話的人，衣服是一種語言，隨身帶著的一種袖珍戲劇。”衣服狂張愛玲顯然精於此道。
張愛玲的處女作《沉香屑.第一爐香》，表面上講得是一個女性“墮落”的故事，實際上卻是一場以服飾為武器的戰爭，交戰的雙方便是葛薇龍和她的姑媽梁太太。和20世紀初的很多女學生一樣，葛薇龍想要憑藉讀書改變自己的命運，小說開始，她來到姑媽家就是想向身為富豪遺孀的姑媽，討些生活費，完成自己的學業，然而不到三個月，梁太太便用一件件華美的服飾，將葛薇龍徹底俘獲，讓她成為跟自己一樣，成為用身體和美色換取金錢的人。
薇龍自以為清醒精明，但姑媽卻比她老練得多，不動聲色的讓這涉世未深的女孩子中了自己設下圈套。進門的第一回合，葛薇龍便已敗北，姑媽笑她學校的網球服“老長的燈籠褲子，怪模怪樣”，讓她穿了自己的鵝黃絲質襯衫，鴿灰色短褲，就這短暫的一試，高檔服飾柔滑的質感和嬌嫩的顏色便在葛薇龍心中紮根，再見到自家穿著藍竹布罩衫的傭人陳媽，薇龍便覺得“殺氣騰騰”、“上不得檯盤”。
在梁家住的第一個晚上，葛薇龍更是一頭扎進梁太太精心設計的圈套——一個金翠輝煌的衣櫥之中，只見這衣櫥中紗的、綢的、軟緞的、披風、浴衣、夜禮服、晚餐服，色色俱全，衣服下還都掛著白緞子小荷包，裝著丁香花末子，滿櫥噴香。薇龍理智尚在抵抗，潛意識卻徹底敗了，心中想著“這跟堂子買進一個討人，有什麼分別”，夢境裡卻控制不住把那些華美的衣服試了一夜，終於決定安心的住下來，“看看也好”。
就這樣一發不可收拾，葛薇龍成了幫姑媽吸引年輕人的幌子，三個月的功夫便對這裡的生活上了癮，她得到了更多的衣服，晚宴、茶會、音樂會、牌局，普通女孩憧憬的一切她都嘗試到了，她的意志也被完全腐蝕，“好好讀書”的打算被“活到哪裡算哪裡”所替代。
她和姑媽梁太太，和送她衣服首飾的男人，成為同夥，跟他們一起踐踏自己的身體、青春和尊嚴，直到一無所有。
在張愛玲筆下，普通人眼中潔白美麗的婚紗，也被賦予了特殊的寓意，小說《鴻鸞禧》全篇都是圍繞婚禮、婚服而寫，然而我們卻感受不到絲毫喜慶之氣，幫忙辦事的香夥像黑白無常，半閉著眼睛的新娘像還沒醒來的屍首，婚紗平扁僵硬，倒像是裹屍布，新娘單獨拍的婚紗照，彷彿是“無意中拍進去了一個冤鬼的影子。”
而這種描寫正是暗合了張愛玲的婚姻觀，女性由“女”變為“婦”是自身的喪失，豪華的婚禮不過是一場華麗的殉葬。生活裡是“衣服狂”，作品裡更是“衣服狂”，在專門論述“服飾”的作品《更衣記》裡，張愛玲不無哲理的寫道：“各自生活在各自的衣服裡”，服飾是張愛玲用來表達自我的方式，更是張愛玲用來講故事的方式，葛薇龍、梁太太、白流蘇、王嬌蕊、曹七巧、鄭川娥，包括張愛玲自己，都在藉著衣飾，講述著自己一生的繁華與蒼涼。
參考書目
張均：《月光下的悲涼：張愛玲傳》，花城出版社
餘斌：《張愛玲傳》，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於青：《張愛玲傳：從李鴻章曾外孫到現代曹雪芹》，臺北世界書局
司馬新：《張愛玲在美國：婚姻與晚年》，上海文藝出版社
夏志清：《中國現代小說史》，耶魯大學出版社
王德威：《落地的麥子不死：張愛玲與“張派”傳人》，山東畫報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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