題記
梭羅的生平和著作
文丨張愛玲
亨利·大衛·梭羅（Henry David Thoreau）在一八一七年七月十二日生於麻薩諸塞州的康考特（Concord）。康考特是美國文學史上很有名的一個地方，它除了孕育過梭羅這位天才之外，還產生了兩位文壇巨人──愛默森和霍桑。梭羅一向頗以自己生得其地，生逢其辰而欣悅。他時常對人說：“我只要想到自己既然生在全世界最可敬的地點（康考特亦為美國獨立戰爭爆發之處），而且時間也巧合，就會覺得萬分榮幸！”
他生於一個從事手工業的小康之家，子女四人，他排行第三。唸完中學後，他考入哈佛大學攻修文科。雖然他天資甚高，而且終日手不釋卷，可是在這著名學府中他並不見得如何出人頭地，也許那是因為他只潛心鑽研自己心愛的讀物，對校中課程和分數成績卻漠不關心的緣故。一八三七年畢業，他曾經有一個短時期在一所私立學校裡教書，但是為了校方所提倡的體罰制度與他做人的宗旨恰巧背道而馳，他不久就辭職不幹了。
一八三九年間，他和他的哥哥約翰作過一次回味無窮的旅行，十年後出版的《康考特與梅里麥河畔一週》（A Week on the Concord and Merrimack River）就是記載這次旅行的一本遊記。全書分為七章，每章繪述一天的生活──包括天氣的變化，情緒的起落，和讀書心得等，描寫細膩，絲絲入扣，可以說是一本情文並茂的傑作。這時他們兄弟二人同時暗戀著一位名叫愛倫·西華爾（Ellen Sewall）的小姐，而且先後都嚐到了失戀的滋味，因此這本書的創作過程中還隱藏著不少痛苦的回憶。
梭羅素性好動，為了追求新鮮的刺激，他不時改變著生活方式。一八四〇年後的那幾年，他有時在自己家中幫助他父親製造鉛筆；有時住在愛默森家裡做零碎的工作，有時為日晷季刊（The Dial）撰稿；有時到各處去講學，還當過一個時期家庭教師。一八四五年的七月四日，他開始在康考特的瓦爾登（Walden）畔的一所木屋中隱居了二十六個月，過著類似魯濱遜漂流荒島的生活，這是美國文學史上非常有名的一件事。他這樣做，是要證明一項理論：人可以生活得更簡單，更從容，不必為著追求物質文明的發達，而喪失了人是萬物之靈的崇高地位。他要試驗一種返回原始的生活，多和大自然接近，去發展人類的最高天性。不過他雖然隱居於林野之間，仍時常到附近的村莊上去，並在湖濱接見訪客，有時也在康考特各處幹著他擅長的雜活，例如：測量、做木匠、髹漆房屋、做園丁、築籬笆等。兩年後，他認為試驗已經成功，就在一八四七年九月六日離開了瓦爾登，嘗試另一種新的生活方式。這兩年的生活，後來結晶成一八五四年出版的《湖濱散記》（Walden, or Life in the Woods）。這書的中心部分是述說超越論的經濟論，號召生活的返璞歸真；但同時也是研究大自然所得豐富經驗的不朽記錄，可以說是梭羅的代表作。
梭羅非但愛自然，他也愛自由，因此絕對不能容忍人與人間的某些不公道的束縛──例如當時美國南部的蓄奴制度。當他住在瓦爾登期間他就曾因拒絕付稅而被捕，那時美國正和墨西哥作戰，但他認為這只是美國南部蓄奴區域的地主們的戰事，因此拒付國稅以示抗議，結果遭受拘捕，在獄中過了一宵。這次坐監的滋味使他不禁聯想到個人和國家的關係。他認為政府應該“無為而治”，不可干涉到人民的自由；而當政府施用壓力，強迫人民做違反良心的事情的時候，人民應有消極反抗的權利，後來他還寫了《消極反抗》（Civil Disobedience，一八四九年出版）一書來闡明這一套政治主張。
當約翰·勃朗事件發生時（注：一八五九年勃朗等突襲維基尼亞州的哈卜斯渡口，企圖解放並武裝當地的黑奴，引起軒然大波，勃朗終於被判絞刑），梭羅還以實際行動來積極支持這位思想激烈的“叛徒”。在死刑宣佈後，他曾在康考特市會堂發表演說“為約翰·勃朗請願”。甚至在勃朗死後，由於當地市政府拒絕舉行特別追悼會，梭羅還膽敢親自跑去敲鳴市會堂的大鐘，召集民眾開會。此外，他也幫助過一個黑奴逃犯，瞞過警方耳目，逃到加拿大去（詳見梭羅日記──Journal，一八五一年十月一日）。由此可見他不但是一個“追求個人內心和諧”的思想家，還是一個言行一致，敢作敢為的實踐者。
梭羅生平極喜歡旅行，他曾三度遠足遊歷緬因森林（Maine Woods），四度遊歷麻州的科德角（Cape Cod），也常去遊新罕姆什州的白嶺（White Mountains）和蒙納德諾克山（Monadnock）等風景區。這些旅行供給他豐富的寫作材料，後來收集成冊的有《旅行散記》（Excursions），《緬因森林》和《科德角》等書。一八六一年間他還不顧肺結核症的纏繞，扶病到明尼蘇達州去遊歷一番。那時他的身體己經非常虛弱，次年五月六日他就病逝於他最心愛的故鄉──康考特。
梭羅的著作有三十九卷之多，可是在他的生前只出版過兩本，而且是自費。他死後的半個世紀中，一般讀者只把他看作愛默森的一個平庸的及門弟子，一個行為乖張的怪人。一直要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他的聲譽才逐漸增高。因此，他之獲得如今在美國文學史上的崇高地位，還只是近三四十年間的事。
梭羅一向是一個言行一致的人，所以在他生前和死後，大多數人把他看成一位自然主義者或博物學家。他的文名很容易被他的人格所掩蓋。一直要到近幾十年，他被公認為第一流的散文家，並且有他獨特的風格。可是梭羅的詩，和他的散文著作相形之下，可以說真正的“生不逢時”。因為梭羅的詩作有好有壞，而且他的朋友們都認為詩歌並非他所長，散文才是他的理想表現工具，勸他不要分心去創作詩歌，不如集中精力去寫作散文。這些朋友中包括愛默森在內，而愛默森的忠告對他是極其有分量的。可是誰也沒有想到，這些朋友們好意的勸告可能使美國詩壇蒙受相當嚴重的損失。一直到了一九二五年前後，大家才重新發現梭羅的詩的價值。有不少人認為梭羅的詩並不屬於過去，而是屬於現在。他的詩有一種大膽的，故意與眾不同的獨立性格，使他與他同時的那幾位模仿傳統的公式詩人迥然不同。有一位批評家甚至進一步說：“梭羅，同狄金森一樣，是二十世紀詩歌的前驅；從他的作品中可以預先領略到現代詩歌中的大膽的象徵手法，深刻的現實主義和一種不甘心於求安定的矛盾心理。”
我們雖然不應該把這種做翻案文章的心理變本加厲，可是我們至少應該指出梭羅的詩作中充滿了意象，有一股天然的勁道和不假借人工修飾的美。就好像我們中國古時的文人畫家一樣，梭羅並不是一個以工筆見勝的畫匠，可是他胸懷中自有山水，寥寥幾筆，隨手畫來，便有一種掃清俗氣的風度。技術上雖未必完美，可是格調卻是高的。又像中國古時的忠臣良將，例如岳飛和文天祥，平日就有一種治國平天下的凌雲壯志，根本無意於為文，可是等到機會來臨，隨意寫來，便是千古至文，令人心折。我們至少可以說梭羅的詩比當時人所想象要高明得多，如果他沒有接受愛默森的勸告而繼續從事詩的創作的話，他可能有很高的成就。不過照詩論詩，那麼有很多人一定也會同意愛默森對梭羅的按語：“黃金是有了，可是並不是純金，裡面還有渣澱。鮮花是採來了，可是還沒有釀成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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