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9月8日，張愛玲去世。在民國那一代的作家中，張愛玲是個異數。不僅僅是她讀者群眾多，幾乎成為“顯學”，更在於她不容於世俗的、前衛的思想。
正如在《造人》這一篇中，張愛玲便有著如此驚世駭俗的話：“自我犧牲的母愛是美德，可是這種美德是我們的獸祖先遺傳下來的，我們的家畜也同樣具有的……”
是的，父母與子女的關係，在現代社會中已經開始被更加理性地重新審視。如果說在封建社會中宣揚的子女盲目為了父母犧牲的故事是為“愚孝”，反過來說，父母就必須有義務為了子女而犧牲自己嗎？結合當下的社會熱點，不禁令人唏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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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人
我一向是對於年紀大一點的人感到親切，對於和自己差不多歲數的人稍微有點看不起，對於小孩則是尊重與恐懼，完全敬而遠之。倒不是因這“後生可畏”。多半他們長大成人之後也都是很平凡的，還不如我們這一代也說不定。
小孩是從生命的泉源裡分出來的一點新的力量，所以可敬，可怖。
小孩不像我們想象的那麼糊塗。父母大都不懂得子女，而子女往往看穿了父母的為人。我記得很清楚，小時候怎樣渴望把我所知道的全部吐露出來，把長輩們大大地嚇唬一下。青年的特點是善忘，才過了兒童時代便把兒童心理忘得於乾淨淨，直到老年，又漸漸和兒童接近起來，中間隔了一個時期，俗障最深，與孩子們完全失去接觸——剛巧這便是生孩子的時候。
無怪生孩子的可以生了又生。他們把小孩看做有趣的小傻子，可笑又可愛的累贅。他們不覺得孩子的眼睛的可怕——那麼認真的眼睛，像末日審判的時候，天使的眼睛。
憑空製造出這樣一雙眼睛，這樣的有評判力的腦子，這樣的身體，知道最細緻的痛苦也知道快樂，憑空製造了一個人，然後半飢半飽半明半昧地養大他……造人是危險的工作。做父母的不是上帝而被迫處於神的地位。即使你慎重從事，生孩子以前把一切都給他籌備好了，還保不定他會成為何等樣的人物。若是他還沒下地之前，一切的環境就是於他不利的，那他是絕少成功的機會——註定了。
當然哪，環境越艱難，越顯出父母之愛的偉大。父母子女之間，處處需要犧牲，因而養成了克己的美德。
自我犧牲的母愛是美德，可是這種美德是我們的獸祖先遺傳下來的，我們的家畜也同樣具有的——我們似乎不能引以自傲。本能的仁愛只是獸性的善。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並不在此。人之所以為人，全在乎高一等的知覺，高一等的理解力。此種論調或者會被認為過於理智化，過於冷淡，總之，缺乏“人性”——其實例是比較“人性”的，因為是對於獸性的善的標準表示不滿。
獸類有天生的慈愛，也有天生的殘酷，於是在血肉淋漓的生存競爭中一代一代活了下來。“自然”這東西是神秘偉大不可思議的，但是我們不能“止於自然”。自然的作風是驚人的浪費——一條魚產下幾百萬魚子，被其他的水族吞噬之下，單剩下不多的幾個僥倖孵成小魚。為什麼我們也要這樣地浪費我們的骨血呢？文明人是相當值錢的動物，餵養，教養，處處需要巨大的耗費。我們的精力有限，在世的時間也有限，可做，該做的事又有那麼多——憑什麼我們要大量製造一批遲早要被淘汰的廢物？
我們的天性是要人種滋長繁殖，多多的生，生了又生。我們自己是要死的，可是我們的種子遍佈於大地。然而，是什麼樣的不幸的種子，仇恨的種子！
原刊1944年5月《天地》月刊第7—8期合刊
Photo@Nishe
錢
不知道“抓周”這風俗是否普及各地。我週歲的時候循例在一隻漆盤裡揀選一件東西，以卜將來志向所趨。我拿的是錢——好像是個小金鎊吧。我妨姑記得是如此。還有一個女傭堅持說我拿的是筆，不知哪一說比較可靠。但是無論如何，從小似乎我就很喜歡錢。
我母親非常詫異地發現這一層，一來就搖頭道：“他們這一代的人……”我母親是個清高的人，有錢的時候固然絕口不提錢，即至後來為錢逼迫得很厲害的時候也還把錢看得很輕。這種一塵不染的態度很引起我的反感，激我走到對面去。因此，一學會了“拜金主義”這名詞，我就堅持我是拜金主義者。
我喜歡錢，因為我沒吃過錢的苦——小苦雖然經驗到一些，和人家真吃地苦的比起來實在不算什麼——不知道錢的壞處，只知道錢的好處。
在家裡過活的時候，衣食無憂，學費、醫藥費、娛樂費，全用不著操心，可是自己手裡從來沒有錢。因為怕小孩買零嘴吃，我們的壓歲錢總是放在枕頭底下過了年便繳還給父親的，我們也從來沒有想到反抗。直到十六歲我沒有單獨到店裡買過東西，沒有習慣，也就沒有慾望。
看了電影出來，像巡捕房招領的孩子一般，立在街沿上，等候家裡的汽車伕把我認回去（我沒法子找他，因為老是記不得家裡汽車的號碼），這是我回憶中唯一的豪華的感覺。
生平第一次賺錢，是在中學時代，畫了一張漫畫投到英文《大美晚報》上，報館裡給了我五塊錢，我立刻去買了一支小號的丹琪唇膏。我母親怪我不把那張鈔票留著做個紀念，可是我不像她那麼富於情感。對於我，錢就是錢，可以買到各種我所要的東西。
有些東西我覺得是應當為我所有的，因為我較別人更會享受它，因為它給我無比的喜悅。眠思夢想地計劃著一件衣裳，臨到買的時候還得再三考慮著，那考慮的工程，於痛苦中也有著喜悅。錢太多了，就用不著考慮了；完全沒有錢，也用不著考慮了。我這種拘拘束束的苦樂是屬於小資產階級的。每一次看到“小市民”的字樣我就侷促地想到自己，彷彿胸前佩著這樣的紅綢字條。
這一年來我是個自食其力的小市民。關於職業女性，蘇青說過這樣的話：“我自己看看，房間裡每一樣東西，連一粒釘，也是我自己買的。可是，這又有什麼快樂可官呢？”這是至理名言，多回昧幾遍，方才覺得其中的蒼涼。
又聽見一位女士挺著胸脯子說：“我從十七歲起養活我自己，到今年三十一歲，沒用過一個男人的錢。”彷彿是很值得自傲的，然而也近於負氣吧？
到現在為止，我還是充分享受著自給的快樂的，也許因為我於這還是新鮮的事，我不能夠忘記小時候怎樣向父親要錢去付鋼琴教師的薪水。我立在煙鋪跟前，許久，許久，得不到回答。後來我離開了父親，跟著母親住了。問母親要錢，起初是親切有味的事，因為我一直是用一種羅曼蒂克的愛來愛著我母親的。
她是位美麗敏感的女人，而且我很少機會和她接觸，我四歲的時候她就出洋去了，幾次回來了又走了。在孩子的眼裡她是遼遠而神秘的。有兩趟她領我出去，穿過馬路的時候，偶爾拉住我的手，便覺得一種生疏的刺激性。可是後來，在她的窘境中三天兩天伸手問她拿錢，為她的脾氣磨難著，為自己的忘思負義磨難著，那些瑣屑的難堪，一點點的毀了我的愛。
能夠愛一個人愛到問他拿零用錢的程度，那是嚴格的試驗。
苦雖苦一點，我喜歡我的職業。“學成文武藝，賣與帝王家”；從前的文人是靠著統治階級吃飯的，現在情形略有不同，我很高興我的衣食父母不是“帝王家”面是買雜誌的大眾。不是拍大眾的馬屁的話——大眾實在是最可愛的顧主，不那麼反覆無常，“天威莫測”；不搭架子，真心待人，為了你的一點好處會記得你到五年十年之久。而且大眾是抽象的。如果必須要一個主人的話。當然情願要一個抽象的。
嫌的錢雖不夠用，我也還圖了點貨，去年聽見一個朋友預言說：近年來老是沒有銷路的喬琪絨，不久一定要入時了，因為今日的上海，女人的時裝翻不出什麼新花樣來，勢必向五年前的回憶裡去找尋靈感。於是我省下幾百元來買了一件喬琪絨衣料。囤到現在，在市面上看見有喬琪絨出現了，把它送到寄售店裡去，卻又希望賣不掉，可以自己留下它。
就是這樣充滿了矛盾，上街買菜去，大約是帶有一種落難公子的浪漫的態度吧？然而最近，一個賣萊的老頭稱了菜裝進我的網袋的時候，把網袋的絆子銜在嘴裡銜了一會兒。我拎著那溼濡的絆子，並沒有什麼異樣的感覺。自己發現與前不同的地方，心裡很高興——好像是一點踏實的進步，也說不出是為什麼。
Photo@Dagarslani
打人
在外灘看見一個警察打人，沒有緣故，只是一時興起，捱打的是個十五六歲的穿得相當乾淨的孩子，棉襖棉褲，腰間繫帶。警察用的鞭，沒看仔細，好像就是警棍頭上的繩圈。
“嗚！”抽下去，一下又一下，把孩子逼在牆根。孩子很可以跑而不跑，仰頭望著他，皺著臉，眯著眼，就像鄉下人在田野的太陽裡睜不開眼睛的樣子，彷彿還帶著點笑。事情來得太突兀了，缺乏舞臺經驗的人往往來不及調整面部表情。
我向來很少有正義感。我不願意看見什麼，就有本事看不見。然而這一回，我忍不住屢屢回過頭去望，氣塞胸膛，打一下，就覺得我的心收縮一下。打完之後，警察朝這邊踱了過來。我惡狠狠盯住他看，恨不得眼睛裡飛出小刀子，很希望我能夠表達出充分的鄙夷與憤怒，對於一個麻風病患者的憎怖。然而他只覺得有人在注意他，得意洋洋緊了一緊腰間的皮帶。他是個長臉大嘴的北方人，生得不難看。
他走到公眾廁所的門前，順手揪過一個穿長袍而帶寒酸相的，並不立即動手打，只定晴看他，一手按著棍子。那人於張煌氣惱之中還想講笑話，問道：“阿是為仔我要登坑老？”
大約因為我的思想沒受過訓練之故，這時候我並不想起階級革命，一氣之下，只想去做官，或是做主席夫人，可以走上前給那警察兩個耳刮子。
在民初李涵秋*的小說裡，這時候就應當跳出一個仗義的西洋傳教師，或是保安局長的姨太太，（女主角的手帕交，男主角的舊情人。）偶爾天真一下還不要緊，那樣有系統地天真下去，到底不大好。
*李涵秋（1873—1923），近代小說家、鴛鴦蝴蝶派代表人物之一。著有章回小說三十餘種，代表作《廣陵湖》曾風靡一時。
原刊1944年6月《天地》月刊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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