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鹹通九年四月十五日王玠為二親敬造普施”。

就是這18個字，第一次明確記載了世界上第一份雕版印刷物的確切日期，鹹通九年即公元868年。

這一行字刻在敦煌《金剛經》的卷尾。

研究者認為，這部雕版《金剛經》應該是在四川製作。而在這部雕版《金剛經》的背後，反映的是當時四川發達的雕版印刷活動。

作為中國雕版印刷業的起源地（或者說起源地之一），四川的雕版印刷術和印刷作品，通過蜀道走出四川，經由絲綢之路傳到了西域乃至更為廣大的地區。

雕版印刷術。

“佛教卷軸經卷的絕妙樣本”

公元1900年，敦煌莫高窟中發現了一個密閉的暗室，裡面藏有相當數量的唐代經籍文本，這就是敦煌藏經洞。

1907年，英國人斯坦因率考察隊來到敦煌，盜取了大量文獻，其中就有一部《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美國學者卡特說：“在這個已經封閉了將近九百年的古代圖書館所藏寫本中，發現了世界最古的雕版書。”

《金剛經》原件現藏倫敦大英圖書館，是世界上現存最早有紀年的雕版印刷書籍，被稱為“佛教卷軸經卷的絕妙樣本”。

這部《金剛經》由7張紙粘成一卷，全長488釐米，每張紙高76.3釐米，寬30.5釐米。

《金剛經》的首頁尤為精彩的。小小一方紙上刻印有十九位人物，特別是釋迦牟尼佛為須菩提說法的情形，躍然紙上，刻畫極精，刀法純熟，用墨老道。

雕版《金剛經》卷首圖像，刻工精細。

這部《金剛經》後來被大英圖書館的專家修復過，但遺憾的是，由於原卷很長，這部經卷被分成了幾段展出。

《金剛經》是佛教的重要典籍，傳入中國後，自東晉到唐朝共有六個中文譯本，其中有兩部流傳很廣。一是四世紀末年從新疆庫車來華的法師鳩摩羅什，一是七世紀中去印度求經的玄奘法師。

這本鹹通九年的《金剛經》為鳩摩羅什譯本。

這部金剛經卷，每行經文十九字，卷末題有：“鹹通九年四月十五日”。

鹹通九年，即公元868年，是唐朝第十七位皇帝唐懿宗李漼的年號。

李漼時代，佛教極為興盛。由此也帶動了佛經大規模的需求，從而推動了印刷術的發展。

這部雕版《金剛經》保存得狀態很好，刀法熟練，說明它不是868年才有，是走向雕版印刷術走向成熟的一部作品。

唐朝末年的馮贄在《雲仙散錄》中記載，貞觀十九年（公元645年）之後，“玄奘以回鋒紙印普賢像，施於四眾，每歲五馱無餘”。這是目前見到最早關於佛教印刷的記載，印刷品是一張佛像，從描述來看，當時每年的印量都很大，但目前沒有實物流傳下來。

由此來看，這部《金剛經》應該是經過一個很長時期演進的結果。

四川出現了“刻印作坊”

美國學者卡特說，這部《金剛經》是年代確切可考的最早的雕版書。在敦煌或其他地方所發現的沒有寫明年代的書，可能更早，但不能斷言。

卡特認為，卷末“鹹通九年四月十五日王玠為二親敬造普施’這句話表明，王玠是世界上有記錄的最早的刻書人。

雕版《金剛經》卷尾落款。

在敦煌曾聚集了大量的工匠，他們開鑿石窟、繪製壁畫，代表了那個時代的工匠精神。但是他們中的只有很小一部分人有幸在作品的某處角落留下一個姓名。對於其他更多的人，人們在今天只能通過這精美絕倫的石窟作品去想想他們勞作時的場景。

王玠也一樣，除了這個名字，我們只知道他是為父母而作的。

在當時，最通行的積德造福的方法是抄寫《金剛經》。武則天就曾組織人力為已逝父母做功德抄寫《金剛經》三千部，這在敦煌也出土了相關文獻。

因為對佛經的大量需求，需要找到一種能夠快速滿足需求的方式，雕版印刷無疑是當時最好的手段。

卡特認為，當時的有有錢人為了還願，習慣請人繪製把所繪製佛像。而力不足以繪像的人，似乎就需要有一種比較廉價就能製造的方式，刻印應之而起。

因此卡特認為“王玠”是刻書人，或有偏頗，因為刻書人極有可能是他人，王玠只是一個夠買雕版的人。

《除了這部有明確紀年的《金剛經》，在敦煌還發現過其他的刻印書卷，專家考證時間大致是九世紀和十世紀最初十年內。此外還有一些年代在947—983之間的單頁刻印文獻。

對比可以發現，這些單頁製品比長卷要簡陋得多，因此歷代均有學者認為，粗糙的單頁製品是在敦煌本地印製的，刻印的長卷印刷品是由外地輸入的，包括斯坦因就是這樣認為的。

卡特等中國學者認為，這個“外地”很有可能是四川。

在敦煌出土的文獻也能佐證這一觀點，其中有十多份“西川過家真印本”《金剛經》，他們的製作的時間均晚於鹹通九年。

從落款的文字看，說明當時的四川已經出來了出現了專門的“刻印作坊”，這是雕版印刷術成熟的一個標誌。

中國“印刷業的中心”

雕版印刷術是中國古代最偉大的發明之一。

有關印刷術出現記載，出現較早。第一次明確提到雕版書，則是在唐中和三年（883年）。

柳玭是朝中官員，在唐末隨唐僖宗避難入川。據《柳氏家訓序》記載：“中和三年癸卯夏（883年），鑾輿在蜀之三年，餘為中書舍人。旬休，閱書於重城之東南，其書多陰陽、雜記、占夢、相宅、九宮、五緯之流，又有字書、小學，率雕版印紙浸染，不可盡曉”。

柳玭是一位藏書家，所以會在家訓中如此鄭重記上當時這一書市體驗。

883年，這個時間是在《金剛經》刻印後的15年，兩者相差的時間並不遠。

據《蜀中廣記·安居縣》記載：“志雲：縣太平裡有唐柳玭墓。”安居縣就是現在的四川遂寧安居區。

雕版印刷圖書，帶動了文化在民間的普及。

從柳玭的這段記述中，可以發現諸多隱含的豐富內容。卡特認為，雕版印刷書記的出現，是為了刻印佛經以外的作品，供應初學和平民所用的書籍；新方法的經濟價廉，對普通人特別具有吸引力。同時也很明確，道士和佛教徒也都利用了這種新的技術。

詩人元稹為白居易《長慶集》寫的序文中說道，有人拿白紙的寫本在街頭叫賣或者換取酒茶。到文宗太和年間，四川和江淮一帶民間已經每歲“以板印歷日”，在市場出售，以致不等朝廷頒佈下來新曆，“其印歷已滿天下”。可見在唐後期雕版印刷已經相當發達。

在柳玭之後，宋朝學者朱翌還在一段筆記中記載：“雕版文字，唐以前無之。唐末，益州始有墨板。”《宋·國史志》中也提到：“唐末，益州始有墨板，多術數、字書、小學。”

此外，四川還滿足雕版印刷的另一項重要條件——紙張。

英國學者李約瑟在《中國科學技術史》一書中認為：“四川從唐代起就是造紙中心。”

因為滿足以上種種條件，在學者嚴重，四川是唐宋時期中國“印刷業的中心”。

目前，關於雕版印刷在中國的具體起源地有所爭論，但四川（成都）毫無疑問應該是起源地之一。

沿著絲綢之路進入敦煌，傳向世界

交通和需求帶動了科技、文化的交流。

對於這部最早的雕版《金剛經》，可以想象，在四川做好後，通過蜀道經河西走廊，沿著絲綢之路進入敦煌，從而為中國的科技、文化、宗教史留下極為重要的“一印”。

在前一段時間熱播的《長安十二時辰》中，為觀眾展現了一個偉大的唐朝國都——長安，這是帝國的中心，來自各國的使者、留學者、商人帶來各種文化，在這裡碰撞，那是一個無比絢麗的時代。

世界珍寶雕版《金剛經》。

到了唐朝末期，經過安史之亂，特別是在唐僖宗公元881年避難四川，中國的文化中心開始向西轉移。

公元907年唐朝滅亡，當年曾接待過僖宗的四川將領王建建立“蜀國”。此後的中國進入歷史上最為動盪的五代時期。

古諺有云，天下未治蜀先治。在中原大地互相攻伐不斷的時候，四川盆地內保持了基本的穩定，成為中國最殷富，也是文化最發達的一個區域。

作為研究雕版印刷的大學和，卡特還指出，在敦煌發現的《切韻》殘卷，應當視為當時四川世俗方面早期印刷活動的產物。它們沒有確切的年代，法國人伯希和斷定為約在900年左右，“它們是敦煌和吐魯番地區發現的唯一的佛教經文以外的印刷物。”

《切韻》是現今可考最早的韻書，成書與隋代。

“這顯示了四川在宗教領域以外印刷使用勃興的開端。”卡特說，“正是這些字書、小學，為下一世紀的偉大進步——刻印經典書籍開了先路。”

在公元965年，迎來科技更為發大的宋朝。在大宋朝廷的支持下，那些原在蜀境內流行的刻本，通行於全國。

作為當時的起源地（或者說之一），四川雕版印刷的影響也隨著絲路上的交往，向中國本土乃至外域擴散，以後逐漸傳遍了全世界，對世界文化做出了偉大貢獻。

絲綢之路，帶動了科技、文化的大交流和發繁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