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通九年四月十五日王玠为二亲敬造普施”。

就是这18个字，第一次明确记载了世界上第一份雕版印刷物的确切日期，咸通九年即公元868年。

这一行字刻在敦煌《金刚经》的卷尾。

研究者认为，这部雕版《金刚经》应该是在四川制作。而在这部雕版《金刚经》的背后，反映的是当时四川发达的雕版印刷活动。

作为中国雕版印刷业的起源地（或者说起源地之一），四川的雕版印刷术和印刷作品，通过蜀道走出四川，经由丝绸之路传到了西域乃至更为广大的地区。

雕版印刷术。

“佛教卷轴经卷的绝妙样本”

公元1900年，敦煌莫高窟中发现了一个密闭的暗室，里面藏有相当数量的唐代经籍文本，这就是敦煌藏经洞。

1907年，英国人斯坦因率考察队来到敦煌，盗取了大量文献，其中就有一部《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美国学者卡特说：“在这个已经封闭了将近九百年的古代图书馆所藏写本中，发现了世界最古的雕版书。”

《金刚经》原件现藏伦敦大英图书馆，是世界上现存最早有纪年的雕版印刷书籍，被称为“佛教卷轴经卷的绝妙样本”。

这部《金刚经》由7张纸粘成一卷，全长488厘米，每张纸高76.3厘米，宽30.5厘米。

《金刚经》的首页尤为精彩的。小小一方纸上刻印有十九位人物，特别是释迦牟尼佛为须菩提说法的情形，跃然纸上，刻画极精，刀法纯熟，用墨老道。

雕版《金刚经》卷首图像，刻工精细。

这部《金刚经》后来被大英图书馆的专家修复过，但遗憾的是，由于原卷很长，这部经卷被分成了几段展出。

《金刚经》是佛教的重要典籍，传入中国后，自东晋到唐朝共有六个中文译本，其中有两部流传很广。一是四世纪末年从新疆库车来华的法师鸠摩罗什，一是七世纪中去印度求经的玄奘法师。

这本咸通九年的《金刚经》为鸠摩罗什译本。

这部金刚经卷，每行经文十九字，卷末题有：“咸通九年四月十五日”。

咸通九年，即公元868年，是唐朝第十七位皇帝唐懿宗李漼的年号。

李漼时代，佛教极为兴盛。由此也带动了佛经大规模的需求，从而推动了印刷术的发展。

这部雕版《金刚经》保存得状态很好，刀法熟练，说明它不是868年才有，是走向雕版印刷术走向成熟的一部作品。

唐朝末年的冯贽在《云仙散录》中记载，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之后，“玄奘以回锋纸印普贤像，施于四众，每岁五驮无余”。这是目前见到最早关于佛教印刷的记载，印刷品是一张佛像，从描述来看，当时每年的印量都很大，但目前没有实物流传下来。

由此来看，这部《金刚经》应该是经过一个很长时期演进的结果。

四川出现了“刻印作坊”

美国学者卡特说，这部《金刚经》是年代确切可考的最早的雕版书。在敦煌或其他地方所发现的没有写明年代的书，可能更早，但不能断言。

卡特认为，卷末“咸通九年四月十五日王玠为二亲敬造普施’这句话表明，王玠是世界上有记录的最早的刻书人。

雕版《金刚经》卷尾落款。

在敦煌曾聚集了大量的工匠，他们开凿石窟、绘制壁画，代表了那个时代的工匠精神。但是他们中的只有很小一部分人有幸在作品的某处角落留下一个姓名。对于其他更多的人，人们在今天只能通过这精美绝伦的石窟作品去想想他们劳作时的场景。

王玠也一样，除了这个名字，我们只知道他是为父母而作的。

在当时，最通行的积德造福的方法是抄写《金刚经》。武则天就曾组织人力为已逝父母做功德抄写《金刚经》三千部，这在敦煌也出土了相关文献。

因为对佛经的大量需求，需要找到一种能够快速满足需求的方式，雕版印刷无疑是当时最好的手段。

卡特认为，当时的有有钱人为了还愿，习惯请人绘制把所绘制佛像。而力不足以绘像的人，似乎就需要有一种比较廉价就能制造的方式，刻印应之而起。

因此卡特认为“王玠”是刻书人，或有偏颇，因为刻书人极有可能是他人，王玠只是一个够买雕版的人。

《除了这部有明确纪年的《金刚经》，在敦煌还发现过其他的刻印书卷，专家考证时间大致是九世纪和十世纪最初十年内。此外还有一些年代在947—983之间的单页刻印文献。

对比可以发现，这些单页制品比长卷要简陋得多，因此历代均有学者认为，粗糙的单页制品是在敦煌本地印制的，刻印的长卷印刷品是由外地输入的，包括斯坦因就是这样认为的。

卡特等中国学者认为，这个“外地”很有可能是四川。

在敦煌出土的文献也能佐证这一观点，其中有十多份“西川过家真印本”《金刚经》，他们的制作的时间均晚于咸通九年。

从落款的文字看，说明当时的四川已经出来了出现了专门的“刻印作坊”，这是雕版印刷术成熟的一个标志。

中国“印刷业的中心”

雕版印刷术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发明之一。

有关印刷术出现记载，出现较早。第一次明确提到雕版书，则是在唐中和三年（883年）。

柳玭是朝中官员，在唐末随唐僖宗避难入川。据《柳氏家训序》记载：“中和三年癸卯夏（883年），銮舆在蜀之三年，余为中书舍人。旬休，阅书于重城之东南，其书多阴阳、杂记、占梦、相宅、九宫、五纬之流，又有字书、小学，率雕版印纸浸染，不可尽晓”。

柳玭是一位藏书家，所以会在家训中如此郑重记上当时这一书市体验。

883年，这个时间是在《金刚经》刻印后的15年，两者相差的时间并不远。

据《蜀中广记·安居县》记载：“志云：县太平里有唐柳玭墓。”安居县就是现在的四川遂宁安居区。

雕版印刷图书，带动了文化在民间的普及。

从柳玭的这段记述中，可以发现诸多隐含的丰富内容。卡特认为，雕版印刷书记的出现，是为了刻印佛经以外的作品，供应初学和平民所用的书籍；新方法的经济价廉，对普通人特别具有吸引力。同时也很明确，道士和佛教徒也都利用了这种新的技术。

诗人元稹为白居易《长庆集》写的序文中说道，有人拿白纸的写本在街头叫卖或者换取酒茶。到文宗太和年间，四川和江淮一带民间已经每岁“以板印历日”，在市场出售，以致不等朝廷颁布下来新历，“其印历已满天下”。可见在唐后期雕版印刷已经相当发达。

在柳玭之后，宋朝学者朱翌还在一段笔记中记载：“雕版文字，唐以前无之。唐末，益州始有墨板。”《宋·国史志》中也提到：“唐末，益州始有墨板，多术数、字书、小学。”

此外，四川还满足雕版印刷的另一项重要条件——纸张。

英国学者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一书中认为：“四川从唐代起就是造纸中心。”

因为满足以上种种条件，在学者严重，四川是唐宋时期中国“印刷业的中心”。

目前，关于雕版印刷在中国的具体起源地有所争论，但四川（成都）毫无疑问应该是起源地之一。

沿着丝绸之路进入敦煌，传向世界

交通和需求带动了科技、文化的交流。

对于这部最早的雕版《金刚经》，可以想象，在四川做好后，通过蜀道经河西走廊，沿着丝绸之路进入敦煌，从而为中国的科技、文化、宗教史留下极为重要的“一印”。

在前一段时间热播的《长安十二时辰》中，为观众展现了一个伟大的唐朝国都——长安，这是帝国的中心，来自各国的使者、留学者、商人带来各种文化，在这里碰撞，那是一个无比绚丽的时代。

世界珍宝雕版《金刚经》。

到了唐朝末期，经过安史之乱，特别是在唐僖宗公元881年避难四川，中国的文化中心开始向西转移。

公元907年唐朝灭亡，当年曾接待过僖宗的四川将领王建建立“蜀国”。此后的中国进入历史上最为动荡的五代时期。

古谚有云，天下未治蜀先治。在中原大地互相攻伐不断的时候，四川盆地内保持了基本的稳定，成为中国最殷富，也是文化最发达的一个区域。

作为研究雕版印刷的大学和，卡特还指出，在敦煌发现的《切韵》残卷，应当视为当时四川世俗方面早期印刷活动的产物。它们没有确切的年代，法国人伯希和断定为约在900年左右，“它们是敦煌和吐鲁番地区发现的唯一的佛教经文以外的印刷物。”

《切韵》是现今可考最早的韵书，成书与隋代。

“这显示了四川在宗教领域以外印刷使用勃兴的开端。”卡特说，“正是这些字书、小学，为下一世纪的伟大进步——刻印经典书籍开了先路。”

在公元965年，迎来科技更为发大的宋朝。在大宋朝廷的支持下，那些原在蜀境内流行的刻本，通行于全国。

作为当时的起源地（或者说之一），四川雕版印刷的影响也随着丝路上的交往，向中国本土乃至外域扩散，以后逐渐传遍了全世界，对世界文化做出了伟大贡献。

丝绸之路，带动了科技、文化的大交流和发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