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次走访登相营，都遇到下雨。最近的一次是2013年9月1日，星期天，中午时分，一天的雨忽大忽小，没有撑雨伞，我从城门走进惟一的主街。两旁是低矮的土墙青瓦房，一些墙体的下半截是用石头堆砌而成，其上的土墙因此显得稳固；只是看得出来，历经风霜雨雪，墙体表面的斑驳和脱落，默默沉积时光的印记。有几户人家的房屋，则在外围砌起来高过一人的围墙；已经没有多少人居住了，即使置身其中，本该是一段热闹的时候，登相营里却十分安静，连一丝鸟鸣都没有。
如果不是四周显眼的城墙，这里就只是一个小山村。从喜德县往北方越西县方向编号为S208的省道，在一旁爬升。与此反差的是，离此地约50分钟车程的冕山镇，热闹非凡。一个丁字路口，把去喜德县城和越西方向的车辆和人们分流开，成了当地人称为的“交通枢纽”。
喜德县，成昆铁路穿城而过
传说，大名鼎鼎的诸葛亮南征时途经此地，并驻扎军队。他迎风而上，背着左手，伸出右手细心捋着下巴的胡须，疾步登高检视军情。登相营故此得名，当地人也称登相营石城、登相营古堡。
可以想象，有了走动的人群，连接在一条古道上古城，也有了许多生机和活力。
早在汉武帝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唐蒙通夜郎时，西夷邛、筰之君长就自愿比照南夷请求归顺汉朝。《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记载：“天子问相如，相如曰：‘邛、筰、冄、駹者近蜀，道亦易通，秦时尝通为郡县，至汉兴而罢。今诚复通，为置郡县，愈于南夷。’天子以为然，乃拜相如为中郎将，建节往使。……司马长卿便略定西夷，邛，筰、冄、駹、斯榆之君皆请为内臣。除边关，关益斥，西至沫、若水，南至牂牁为徼，通零关道，桥孙水以通邛都。还报天子，天子大说。”
从司马相如和汉武帝的谈话中知道，邛都（西昌）、笮都（沈黎）、冄駹（汉嘉）这一条路线，秦时就已经设置过郡县，道路也曾沟通，是秦末农民起义后，群雄割据时无人过问，这才放弃的，现在要恢复它，比通南夷容易。后来，司马相如出使西夷果然如其所言，即在邛都设置了“一都尉，领十余县，属蜀”。邛都的开辟与之同时。
西昌作为城市诞生的历史就这样可以追溯到汉代。但它实在是一个遥远的地方，一个在中华帝国西南方向的天空下面目模糊的地区。
尽管横断山东缘的群山叠嶂、江河湍急，形成重重阻隔，对外界事物的好奇一直是推动人类持续寻路与探索的原动力。只要你有过在连绵的山峦或者无垠的旷野目睹道路网络般的延伸，你就会对此深信无疑。
而当张骞听闻“大汉帝国”有一条并不知晓的“秘密通道”时，还是大吃一惊。
公元前139年，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准备联合大月氏共同夹击匈奴，由于坏境的恶劣和经验的缺乏，他在茫茫大漠中迷失了方向，不幸被匈奴俘虏，在那里娶妻生子。惨遭扣押十余年后他才成功出逃，来到大月氏，但此时的大月氏已经迁移到土地肥沃并且远离匈奴威胁的地方，因此不愿与大汉共同夹击匈奴。失落的张骞只好离开大月氏，顺道游历了大夏国（今阿富汗北部）。就在大夏国的一位友人家做客时，张骞意外看见了“蜀布”和“邛竹杖”，他仔细询问主人，得知道这些东西采购自身毒（今印度）。身毒的位置在大夏东南数千里，毗邻大河，当地人以大象作为战争中的坐骑。这些商品原产自中国，又怎么会从身毒贩卖过来呢？满脸的疑惑，让他思来想去……
公元前122年（汉元狩元年），终于归来的张骞向汉武帝报告了这条激动人心的消息。他估计，身毒距离西南不远，而且比受匈奴骚扰的丝绸之路也更安全。
汉武帝于是将扩张的战略转向了西南，打通蜀身毒道，则可以开辟一条新路通往大夏，进而遏制匈奴，断其“右臂”。另一方面，道路修通可以将中原文化向更远的地方传播，开疆拓土，使天子“威德遍于四海”。
但是，汉武帝派出的四支部队都受到周边被称作“西南夷”的部族阻挡。他们经常被部落首领们问到一个相同的问题——“汉孰与我大？”
寻路受阻，使汉武帝认识到要打通道路必须先收服西南夷诸部族，于是汉王朝连续向西南用兵，先后建立了武都、牂牁、越嶲、沈黎、汶山郡。在西南夷地区设置与中原所不同的边郡，分别对其首领和各级酋豪授予王、侯、君、长等称号和印缓，并赋予他们掌治其民的权力。为了实现对西南的有效控制，汉帝国重新整修了秦朝的五尺道，并向南经昭通、曲靖抵达滇池，把四川和云南现在的昆明地区连接起来。除此之外，由蜀往西南下有一条早已存在的古商道，称为零关道，大约是从今天的成都出发，经双流、新津、邛崃到雅安，向南经汉源，过甘洛、越西到达西昌后继续南行，从会理西南渡金沙江，过云南大姚、姚安、祥云抵达大理。
五尺道、灵关道，包括永昌道连在一起，便共同构成了蜀身毒道的国内部分。
零关古道上，马蹄印犹在
我供职的单位在西昌古城的中心，走不了几步，就是古城往昔最为繁华的四牌楼所在。当然，曾经辉煌一时的四牌楼早已灰飞烟灭，和许多小城故事一样，今天的古城往往意味着冷落甚至衰败。从北街向南经过一个十字街口来到南街，穿过大通门就算出城了。记不清多少次，当我从城门洞下经过，往往产生一种“时空穿越”的奇妙感觉。由于西昌所处的特殊位置，尽管偏居中国西南，从古至今却是许多条驿道、马道、公路、铁路的要地，形成地理上内陆与边缘的一个交汇点，也是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最早”的碰撞点之一。
事实上，我文字中表述的“点”并非单个数字的实指。借用历史学家许倬云的观点，汉朝“开发西南地区有一个特殊现象，就是行政单位叫作‘道’。道是一条直线，不是一个点，也不是一个面。从一条线，慢慢扩张，然后成为一个面，建立一个行政单位……汉帝国的扩充，是线状的扩充，线的扩充能够掌握一定的面时，才在那个地区建立郡县”。
现在，人们普遍把这条路称为“南方丝绸之路”或者“西南丝绸之路”。而“丝绸之路”的得名，来自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1877年他在《中国》一书中，把汉代中国与中亚南部、西部以及印度之间的交通路线，首次称作“丝绸之路”，意指这一交通路线是以丝绸为主要贸易内容的中西方商路。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南方丝绸之路与欧亚古代文明”首席专家、四川师范大学段渝教授，认为古代中国通往海外和西方的丝绸——南方丝绸之路、北方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和草原丝绸之路，早早地把中国与世界文明联系起来了。
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成为对外开放的象征
何万敏
资深媒体人，高级记者，凉山日报社副总编辑。专注凉山人文地理、历史文化写作，出版有《光闪烁在你的枝头》《住在凉山上》《凉山故事》（合著）等书。《一生最美的阅读笔记》分册《凉山日记》主编。
图文 | 何万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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