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鎬
蘇軾一生宦海沉浮，屢遭打擊，但貶黜生涯並未使他哀傷自憐，而是使他更深刻地理解社會和人生。
蘇軾自省與自嘲的形成原因及影響：第一，蘇軾深受儒道思想的影響，儒家濟世救民的思想使蘇軾有深厚的責任感與使命感，同時藉助道家精神來應對人生的苦難遭遇和巨大挫折，表現出超然物外的樂觀；第二，佛學思想的深刻影響，藉助佛老思想中的啟悟，超脫物外，坦然面對厄運，在幽默自嘲中自得其樂。第三，良好的家庭教育，影響了蘇軾的一生，使他從小就打下了堅實的儒學基礎。
蘇軾之所以具有強烈的自省意識，並在逆境中，敢於反省自我，勇於嘲笑自我，並保持坦然樂觀的心態，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儒道思想的影響
蘇東坡八歲到十歲之間，他父親進京趕考，落第之後，到江淮一帶遊歷。母親在家教孩子，而此時教的正是《後漢書範傍傳》，蘇軾為範傍的勇敢無畏所感動，在敬仰之餘立下了不與流俗苟合，做有氣節的剛直之士的決心， “奮厲有當世志”。因此，在蘇軾一生的政治生涯中，既不得志於熙寧、元豐新黨、又不見容於元佑舊黨，同時被兩種敵對勢力所不容，並遭到無情的打擊和迫害，但他並不因此緘口不語，而依舊是遇事敢言，剛正嫉惡，長以“忘軀犯顏之士”自居，懷著對現實的憂患與堅守正道的自信，傲然獨立於世，真正做到了像範傍一樣堅貞不屈。
成年後，“博通經史，屬文日數千言，好賈誼、陸贄書”，可見他從青少年時期，便熟讀經史，打下了堅實的儒學根底，而對賈、陸、孟、韓之文的酷好，為他樹立了仁人愛民之心，經世濟民的儒家思想在他心裡奠定了深深的根基，成為他一生的思想核心。後22歲應進士之舉，他作《刑賞忠厚之志論》，以仁人愛民之心，論刑賞皆不應失忠厚，突出了儒家忠恕仁義的治世思想。
儒家濟世救民的思想使蘇軾有深厚的責任感與使命感，《江城子密州出獵》，最明顯地表現了他的濟世思想。“持節雲中，何日遣馮唐？會挽雕弓如滿月，西北望，射天狼”，對被貶密州，蘇軾並沒有頹廢不振，就連出獵這件小事，他也沒忘記報效國家。在密州，他從儒家高度的責任感出發，對人民的疾苦表現出深深的關懷和深切的歉疚，“秋禾不滿眼，宿麥種亦稀。永潰此邦人，芒刺在肌膚。平生五千卷，一字不救飢。”在黃州，他冒死“復言天下事”，說自己“宿昔之心掃除未盡”，詢問“西事得其詳乎？雖廢志，未忘國家慮也。君子憂道不憂貧”。他還寫下了這樣的詩句：“君命重，臣節在，新思猶可覦，舊學終難改”，（《千秋歲次韻少遊》）表達了他不忘自己的使命，雖歷經磨難仍不改其“當世志”。他在給李常的信中說：“吾儕雖老且窮，而道理貫心肝，忠義填骨髓，直須談笑於死生之際。……雖懷坎壈於時，遇事有可遵主澤民者，便忘軀為之，禍福得喪，付與造物。”自被貶後，他自喜不為人識，混於漁樵之中。朋友為他的遭遇而傷感，而他卻不以為然，認為國家有錯就應當批評，即使是非曲直忠奸善惡都被扭曲，他也敢發出挑戰，甚至可以大義凜然地為道義、為百姓，甚至為朝廷、為皇帝捐軀。對於此，蘇轍的評價最為精到：“其於人，見善稱之，如恐不及；見惡斥之，如恐不盡；見義勇於敢為，而不顧身害，用此數困於數，然終不以為恨。”“臨事必以正，不能俯仰隨俗。”雖仕途坎坷，但深厚的責任感與使命感使其志願、理想、操守始終如一，真正實現了“居廟堂之高則憂其君，處江湖之遠則憂其民”。
蘇軾一生才高行世，卻宦海沉浮，歷經磨難，九死一生，但他始終以儒家積極入世的思想，坦然面對挫折與壓力，排遣個人抑鬱，並深刻自省，樂觀豁達地關心民生疾苦和國家命運。即使被貶海南，他也說：“海南萬里真吾鄉”，自嘲地把貶逐之地作為磨練自己意志的場所。在這裡，他的人格得到了真正意義的昇華，處厄無怨，深刻自省，這是一種難得的儒家士君子風度。
蘇軾小時候曾跟著眉山道士張易簡學習了三年，以道士為師，道家思想無不潛移默化地影響他。他的祖父蘇序頗有些道家氣質，他疏達不羈，兼而好施，又胸襟開闊，純厚正直，對兒子蘇洵少年時不好學，並不加責怪，而是堅信其能痛改前非。祖父身上深藏不露的智慧才華沒有被兒子蘇洵繼承，卻在孫子蘇東坡的身上光輝燦爛地盛放了。 蘇轍在論及蘇軾之學時說：“初好賈誼、陸贄書，論古今治世，不為空言，既而讀《莊子》，喟然嘆息曰：“吾昔有見於中，口未能言，今見《莊子》，得吾心矣。……”。蘇軾少年起便深受儒道思想的影響，以儒學為治世之本，為他從事功業做好準備，但其天性與莊子相近。因此，莊子深得其心。如《三峽》：“塵勞世方病，侷促我何堪。盡解林泉好，多為富貴酣。試看鳥飛樂，高遁此心甘。”這就是蘇軾深得於心的莊子思想的無意識流露，在他渴求功名投身仕途時與儒家觀念同時出現。
“烏臺詩案”後，大難不死的蘇軾，深深感受到了現實的無情和理想的破滅。道家思想正切合他的境遇和精神要求，為飽受磨難的心靈提供了精神的解脫，被貶後的他，終於可以跳出世俗的羈絆，靜觀人生百態，體悟道的存在和逍遙的境界，並在道家思想中得到了慰藉。他細和陶詩便是在實踐道家的理論，同時也在精神上找到了知己。可以充分體現蘇軾對道家思想領悟的是他在《寶繪堂記》中的一段話：“君子可寓意物，而不可留意於物；寓意於物，雖尤物不足以為病；留意於物，雖微物足以為病，雖尤物不足以為樂。”這就是道家學說倡導的超功利，遠利害，不計得失。“無所駐心”的逍遙境界。蘇軾藉助道家精神中的曠達飄逸、澄明無滯來應對人生的苦難遭遇和巨大挫折，表現出超然物外的樂觀。他被貶嶺南，氣候不適，風俗殊異，仍然自我解嘲地高唱；“日啖荔枝三百顆，不辭長作嶺南人”。
從此，他由當初“奮厲有當世志”、“致君堯舜”轉變為“聊從造物遊”的曠達人生，由追求社會公認的人生價值，轉向探求心靈和宇宙的奧秘
二、佛學思想的深刻影響
蘇軾從小便受到佛教思想的影響，他的家鄉四川眉州境內的峨眉山是著名的佛教文化勝地，他的母親是一位虔誠的佛教徒，父親與禪僧交往密切，加之宋代文人大都潛心佛典，蘇軾一生又與大量的禪僧有過交往。因此，佛學思想對他的影響無處不在。
及至被貶黃州，蘇軾在遭遇了人生的鉅變和理想的衝突後，決意轉向老莊和禪宗尋求對現實的超越和精神的寄託。在靜心獨處的時間裡，他逐漸加深了對佛學思想的認識，開始認真研讀佛書，參之孔、老、洗心思過，並身體力行的做出了表率，手抄《金剛經》便是證明。但他對佛學思想的吸收不是全部，而是有所取捨的。在給友人的信中說：“學佛老者，本期於靜而達。靜似懶，達似放。”靜而達，是可取得，流於懶散和放誕就不好了。他還說，他對“佛書舊亦常看，但暗塞不能通其妙，獨時取其粗淺假說以自洗濯。”可見，他並不是要吸取佛老的全部玄奧教義，而只是取其中能幫助自己保持樂觀人生態度的部分。
在安國寺時，他結識了該寺住持繼蓮。從此，“間一二日輒焚香默坐，深自省察，則物我兩忘，身心皆忘。”由此看出，通過對佛老義理的理解，他已逐步擺脫了遭貶的痛苦，進而隨緣自適。如《觀棋》中所說：“勝固欣然，敗亦可喜。優哉遊哉，卿復爾耳。”他把勝敗、是非、貴賤、榮辱、得失看得毫無差別。顯然，東坡的這一觀點來自莊子的“齊物論”，破除了事物之間絕對的差異性，同時也啟發人變換角度來看問題，故而不偏執一端，自陷其中。因此，這種態度不是消沉，而是在屢次遭貶中所建立的樂觀不屈的精神信念，也是東坡處憂患，善於排解，善於調整心態，坦然自若，無望而不樂的思想基礎。
被貶黃州後，隨著他對佛理的深入參透，人生無常、世事變幻的空幻色彩在他的作品中愈發顯得濃厚，如《西江月》：“世事一場大夢，人生幾度秋涼。夜來風葉已鳴廓，看取眉頭鬢上。”感嘆人生虛幻與短暫，透露出一種慷慨悲涼的人生幻滅感。在他看來，生命有限、時光無情、世間萬事皆為夢境，不論榮辱得失，還是富貴貧賤，都只不過是過眼雲煙。既然如此，人世間的紛紛擾擾自然更不必耿耿於懷了。他在《與吳秀才三首》其二中說:子野一見僕，便於出世間法……近者南遷，過真、揚間，見子野無一語及得喪休慼事，獨謂僕曰：“邯鄲之夢，猶足以破妄而歸真，子今目見而身履之，亦不可以少悟矣。”夫南方雖號為瘴癘地，然死生有命，初不由南北也……定居之後，杜門燒香，閉目清塵，深念五十九年之非耳。……
東坡對他五十九年的生活，作了深刻反省，運用佛老思想中的人生智慧，堪破生死，了悟榮華富貴，坎坷憂患、榮辱得失均是虛幻，不必因之喜悲，死生由命，不分南北之地。又如《定風波》： 莫聽穿林打葉聲，何妨吟嘯且徐行，竹杖芒鞋輕勝馬，誰怕？一蓑煙雨任平生。料峭春風吹酒醒，微冷，山頭斜照卻相迎。回首向來蕭瑟處，歸去，也無風雨也無晴。
面對突如其來的大雨，同行人因為沒帶雨具而唉聲嘆氣，惟有蘇軾從容不迫，坦然視之。尤其是最後兩句飽含人生哲理意味，鮮明地道出了蘇軾在大自然微妙瞬間所獲得頓悟與啟示，自然界的風雨陰晴既屬尋常又毫無差別，社會生活中的政治風雲，榮辱得失又何足掛齒？表現出一種超然於利害得失之上的超脫、坦然、樂觀、無所畏懼的獨特人格魅力。至此他參禪學道，細和陶詩，實質上都是為我所用，他擯棄了禪宗“廢學而徒思”，產生出了“無人”、“無言”、“無為”的自由思想，進而能夠隨遇而安。並在佛學思想的影響下，省之又省，最終達到任性逍遙，隨緣自曠。
三、家庭文化、時代精神的影響
蘇軾的家庭極富文學傳統，祖父蘇序生性曠達，豪放不羈，父親蘇洵是古文名家唐宋八大家之一，母親程氏是大理寺丞程文應的女兒，有很高的文化素養，弟弟蘇轍亦精於文章，也是唐宋八大家之一，這一濃厚的文化氛圍必然使他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蘊，並在此基礎上形成極高的文化情操與修養，因而他能夠站在比別人更高的地方，全方位、高層次地審視著社會與人生。
蘇家在眉山算得上個小康之家，家境較優裕，但程夫人並不嬌慣孩子。相反，為了培養蘇軾兄弟的吃苦精神，程夫人曾有意識地讓兄弟二人“日享三白”，即每天飯菜只是一撮鹽、一碟生蘿蔔、一碗米飯。因為三樣都是白色的，故稱“三白飯”。後來，蘇軾謫居嶺南時，能夠津津有味地大嚼粗糧做成的胡餅；流放海南時，又能夠忍受缺糧少米的苦行僧生活，還應說受益於他少年時的“日享三白”的經歷，這些都為他身處逆境，而能坦然受之，樂天知命的積極心態提供了物質基礎。 良好的家庭教育，影響了蘇軾的一生，使他從小就打下了堅實的儒學基礎。步入政壇後，一身正氣，忠心為國，敢於直抒政見，不隨波逐流，不希和權貴，九死一生，卻又不改初衷，難怪《宋史》本傳評價說：“（蘇軾）自為舉子至出入侍從，必以愛君為本，忠歸讜論，挺挺大節，群臣無出左右。”他早年以儒家“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的思想為人生信條，又從小師從於道士，深受道家思想影響。在遭貶不得志時，轉而向道家尋求心靈的平衡，提取道家樂天知命。隨遇而安，萬物齊一的思想，以擺脫內心求而不得的痛苦。多年坎坷曲折的仕途經歷，使他深刻體會到世道的艱難，宦海沉浮的無常以及人情的冷暖。進而需要一種能夠調適內心不平與孤憤，使自己在生活中能夠順其自然，隨遇而安，而又始終保持通達樂觀，外物無芥於心的精神思想，佛教無疑成為首選。這與他生在一個崇佛的家庭文化氛圍之中有著密切的聯繫。他學佛並不深陷其中，而只是為了裨補人生，求得內心的平靜與安適，超脫外界多災多難的困苦，以隨緣自適、曠達從容的人生態度來自我反省，自我解嘲。
蘇軾自覺不自覺地從家庭教育中的儒道佛思想中汲取營養，始終以儒家思想作為自己的立身準則，不忘記自己肩負的使命，不斷自我反省。在面對挫折與磨難時，藉助佛老思想中的啟悟，超脫物外，坦然面對厄運，在幽默自嘲中自得其樂。
蘇軾是北宋時期士大夫的代表，他的家庭是北宋社會的縮影，他的思想反映著那個時代，也是那個時代的縮影。宋代以崇文抑武為基本國策，並始終貫穿如一，而以“士大夫論天下”為士大夫提供政治特權，大力開科舉之門，推崇儒學，崇文之風昌盛。這就使得文人士大夫的地位得以提升，社會責任高漲，國家主人翁精神增加。統治者對文人採取恩威並施的政策，一方面鼓勵他們讀書、考科舉、做官，並給予優厚的俸祿，設御史臺，讓他們暢所欲言；另一方面又加強思想控制、監督、考核。士大夫往往因文字所累，而屢遭貶黜。因此，接受儒道釋三教合一的思想成為當時文人士大夫的一種潮流。蘇軾處於這樣一個三教合流的時代，當然也不能例外。同時，勃興的新儒學——理學，又使士大夫無不以理性的眼光關注社會現實和人生，故宋人多能以哲人的冷靜與理智調整心態，並泰然對待坎坷磨難。
他們一方面積極入仕參政，另一方面又能夠在這種積極入世中保持寧靜的心態，均受三教向內求的影響。他們把自我人生修養的完善，看做人生的最高目標，而文治武功不過是自己高尚人格的一種外在表現，是自己應當承擔的責任。生活在這個時代而又具有這個時代深厚文化底蘊的蘇軾，更是這個時代，這種思想最具有表現力的代表。他向外求建功立業，積極入世，但並不把這作為人生的唯一，他更多的是向自己的內心尋求一種提升。尤其是在遭遇不幸後，這個時代特有的儒釋道精神幫了蘇軾，他將其整合，提取對其化解苦難，擺脫抑鬱有用的那部分，加以融會貫通，形成曠達飄逸、澄明無滯、從容淡泊的文化性格，以一種倔強不屈、安靜祥和、樂觀通達的健康心態，坦然應對困厄。
宋代的理性精神很典型的體現在蘇東坡身上，尤其是在他因烏臺詩案而遭仕途挫折之後的人生態度的轉變中。如《哨遍》詞雲：“雲出無心，鳥倦知還，本非有意，噫歸去來兮，我今忘我兼忘世。”他按自己的方式走自己的路，完全無功利之心，不計較利害得失，甚至達到兼忘我兼忘世的審美境界。其實蘇軾的這種超脫曠達，是對社會和人生深層次執著的表現，是建立在豐厚理性精神的智者和大覺悟的表現。
宋人長於理性思考，注重志氣節概，面對苦難打擊，能以理性與隱忍的態度處之，而正是這種典型的士大夫情操，給了蘇軾精神上的激勵，是他身處困境時，能夠理智、平靜的思考人生，進而深刻反省。在儒釋道的幫助下，超越現實苦難，以一種獨立不懼、直道而行的獨立人格，達到後人難以企及的“天地境界”。
蘇軾一生宦海沉浮，屢遭打擊，但貶黜生涯並未使他哀傷自憐，而是使他更深刻地理解社會和人生。他的那種獨立危行、窮達如一、隨緣自適、樂天知命的人生態度以及雍容曠達、進退自如的文化精神，無論是在他生前還是死後，不管是對當時文人還是後世文人都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和魅力尤其得到士大夫喜愛。宋王闢之（澠水燕談錄）雲： 子瞻文章議論，獨出當世，風格高邁，真請仙人也。至於書畫，亦皆精絕。故其簡筆，才落手即為人藏去，有得真跡者，重於珠玉。子晗雖才高行世，而遇人溫厚，有片善可取者，輒與人傾盡城府，論辯唱酬，間以談謔，以是尤為士大夫所愛。
此論揭示了蘇軾人格魅力之所在。他不僅才華橫溢，詩詞文章書畫傑出於世，而且品格高邁，超然於世，卻又不恃才傲物，遇人溫厚，平易近人。又善於獎掖後進之士，心胸開闊，襟懷坦蕩，待人坦誠。再加上風趣幽默的談吐，風流瀟灑的氣度，傾倒了無數文人士大夫。
蘇軾的影響與魅力不獨感召文人士大夫，也贏得了廣大平民的喜愛。元符三年六月，蘇軾從海南歸來，坐船到常州時，暑疾病容，戴小帽，袒露半臂，坐於船中，運河兩岸，千萬人圍觀，爭相一睹東坡的風采。東坡就笑著對同船的人說：“莫看殺軾否？”很難想象九死蠻荒、漂泊海外、白首歸來的他竟以這樣詼諧的方式來表達自己莫大的滿足於欣慰。人民對他的歡迎與愛戴，也使他對此地依依不捨，悲喜交加的心情進而化作了平淡而意味深長的一笑。蘇軾生前雖不斷遭受打擊，但他的人格文章卻被四海傳誦，一代又一代，如插地而生的柳枝，如循繼而開的花朵，以一種崇高的精神為後世所景仰。正如南宋孝宗皇帝趙昚所言：成一代之文章，必能立天下之大節。立天下之大節，非其氣足以高天下者，未之能焉。孔子曰：“臨大節而不可奪，君子人歟！”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蓋存之於身謂之氣，見之於事謂之節。節也，氣也，合而言之，道也。以是成文，剛而無餒，故能參天地之化，開盛衰之運。不然，則雕蟲篆刻，童子之事耳，焉足與論一代之文章哉！故贈太師、諡文忠蘇軾，忠言讜論，立朝大節，一時廷臣，無出其右。負其豪氣，志在行其所學。放浪嶺海，文不少衰。力斡造化，元氣淋漓。窮理盡性，貫通天人。山川風雲，草木華實，千匯萬狀，可喜可愕，有感於中，一寓之於文。雄視百代，自作一家，渾涵光芒，至是而大成矣。
蘇軾的文章是宋代文章的代表，在整個文學史上，自成一家，雄視百代。其內容深厚豐富，集百代之大成，具有陽剛博大之美，無衰憊之氣，囊括宇宙，包羅萬象。而其人格氣高天下，凜凜大節。亦如王國維所言：“三代以下之詩人，無過於屈子、淵明、子美、子瞻者。此四子者苟無文學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
蘇軾一生坎坷曲折，晚年竟被貶至海外，但朝廷萬萬未曾想到，正是發配南荒的御批，點化了民族的精靈；正是命運多舛的坎坷造就了一代大文豪。而在他自省與自嘲的人生中，始終保持著傲骨與睿智，勃湧著一種披肝瀝膽，九死未悔的大丈夫情懷，而又那樣純樸、詼諧、安詳、靜穆，激勵後世文人，保持自信與傲氣，促使華夏文明，不至全然黯喑。
蘇軾身上的自省與自嘲正是當下知識分子最重要也是最不容易忽視的一點。作為二十一世紀的新型知識分子，我們繼承了從屈原“上下求索”到顧炎武“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的傳統文化薰陶，形成了強烈的參政意識與主人翁意識，更有責任肩負起思想啟蒙和精神創造的使命。這就要求我們堅持獨立的學術人格，強烈的自省意識和頑強的自嘲精神，並在新時代學習蘇軾深刻自省、樂觀曠達的態度。同時賦予“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以新的涵義。並將其“作為一種認識自我，發展自我，顯揚自我的理論根據和精神支柱，從而實現對傳統儒道兩種人格的超越，建立一種執著現實又超越現實、追求心靈自由而又不逃避人生的新的士大夫人格。
歷史背影
蘇軾是有宋一代的豪放派鼻祖、領袖和集大成的巨峰！這無人可堪質疑！但在蘇軾眾多的豪放、樂觀、雄壯的詩詞中，不乏自省、自嘲的章節和文句，特別是與唐宋八大家之一的王安石論菊，更體現了蘇軾的執著（初時堅持自己的觀點，畢竟西南的四川難逢安石的菊舞）和坦蕩（謫行偶遇菊舞之美，立賦往昔之孤陋淺薄）。執著以遂行天地之悟，坦蕩以豐潤君子之腹！正因執著，乃成豪放之恢宏！正因坦蕩，乃遂領袖之涅槃！自省，方致腹中萬卷與時砥礪、飽蘊精華；自嘲，乃容天下百家世代流芳、暢舞驚豔！這正是蘇軾大家本色！究其根源，我們可以上溯至孔子的列國周遊和苦學百家，如請教祖籍資陽的萇弘、龍喻玄妙的老子等等！這些，沒有誰敢借此貶低孔子的偉大吧！蘇軾，正是繼承和發揚了孔子等先賢自省、自嘲的“大師”風範和心智底蘊，方遂豪放鼻祖、領袖和集大成的巨峰！由此，我們放眼當今社會的所謂大師、專家、明星等等，頤揚氣指、不可一世的醜態屢見文端！難道他們真的達成了自省、自嘲的聖賢之道嗎？難道真的自省、自嘲到了俯瞰芸芸眾生的大師境界嗎……不敢恭維！不敢恭維！！不敢恭維！！！因此，我們應該從蘇軾自省、自嘲中汲取點什麼……
碧潤曦霞
時光的年輪碾不滅蘇東坡的才華。縱觀唐宋兩代的大文豪，蘇東坡是首屈一指的。如果說唐詩中詩仙李白扛大旗，那麼宋詞中詞仙蘇東坡便是這扛旗之人了。
如果從詩詞的境界來看，在筆者心中，倒是覺得蘇東坡的造詣應該要比詩仙李白高。李白的詩更適合年輕人讀，而蘇軾的詩詞呢，其中的寓意和韻味更適合年長一些的人來讀。
就比如這句“小舟從此逝，江海寄餘生。”也只有經歷過滄桑的人才會讀懂吧！
蘇軾的才華世人皆知，筆者在此不再贅述。而蘇軾的自省和自嘲皆有原因。蘇軾的心態打小就豁達，這也是我們熟知的。
他幽默，他開朗，他直言不諱，他才華蓋世，同時他也孑然一身、出淤泥而不染。
但當時的歷史背景複雜多變。因為他的直言不諱和出淤泥不染的精神，讓他在官場上飽受打擊。
他有報國之心，但卻屢遭排擠，心中的抱負無處施展，也漸漸讓他明白了許多。
因為“烏臺詩”案，蘇軾險些喪命，之後他被貶黃州，從黃州開始，蘇軾看待人生的態度發生了巨大變化。
在黃州，蘇軾住在寺院，除了看書就是自省。
他自省的是為何自己才華橫溢，還會宦海多次沉浮？
為何會遭受排擠？為何多次被貶？
他自嘲的是自己空有才華，雖一心報國，心繫民生，以為可以得到朝廷的重用，卻屢遭陷害，差點丟掉性命！
經歷過生死，人總會看淡一切。
一己之力，難勝眾人。蘇軾明白這個道理。自“烏臺詩案”後，蘇軾便看淡了一切，性格上也改變了許多，用現在話講，就是圓滑了很多，也更加豁達了許多。
就如他的定風波中所言：
“一蓑煙雨任平生”，蘇軾如鳳凰一樣，在黃州浴火重生了。
而他寫給小兒子的一首七絕，更能體現他看淡名利的態度：
第二句蘇軾道出了自己被聰明誤了一生的事實，
這便是他的自省。
別人家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夠出人頭地，而蘇軾的這首七絕卻希望兒子笨一點，只願兒子平安就好。
這便是蘇軾對自己失敗人生的自嘲了。
以上為筆者的愚見，還望各位老師指正！
文/詩詞歌賦匯，如果喜歡，還請給個關注，支持一下，謝謝！
詩詞歌賦匯
一、深刻自省，正視自我，走向曠達
“自省”最早見於孔子《論語?里仁第四》之第十七篇，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意為：遇見賢人當思與之齊等，遇見不賢之人，當自反省莫與他一樣。《論語?學而第一》之第四篇，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與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後宋明理學家朱熹將其發展為“日三省其身，有則改之，無則加勉”，都是強調人要勇於自省，但人類最難認識的往往不是世間外物、神奇鬼怪，而是人類自身。一般人在不如意或不得志時，或憤憤不能自已，或慼慼不能自拔;總是明於察人，暗於察己;長於分析別人，短於解剖自我。於是，才有老子所說的“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能夠清醒認識自我的人，必是有非凡智慧的人，而蘇東坡正是這樣的一個人。
（一）自責言之過
蘇軾之所以能在屢遭挫折與磨難中，淡化痛苦，排遣壓抑，自我解脫，是因為他有強烈的自省意識，敢於批判自我，正視自我。在經歷“烏臺詩案”後，東坡對自己三十年來的所作所為做了深刻反省，他不止一次懊悔過他的少作：
“某少時好議論古人，即老，涉世更變，往往悔其言之過，故樂以此告君也。儒者之病，多空文而少實用？賈誼陸贄之學，殆不傳於世。老病且死，獨欲教子弟，豈意姻親中乃有王郎乎？”
從這可以看出蘇軾對文學的態度，極其嚴謹，容不得半點差池。對包括自己在內的儒士的通病“多空文而少實用”做了檢討和批評，同時還檢點了自己對新法的一些偏見。
吾儕新法之初，輒守偏見，至有異同之論。雖此心耿耿，歸於憂國，而所言差繆，少有中理者。今聖德日新，眾化大成，回視向之所執，益覺疏矣。若變志易守以求進取，固所不敢，若澆澆不已，則憂患愈深。
他早年覺得新法急功近利，故而一直反對。但在地方做官後，發現新法亦有可取之處，承認了自己反對新法的“差繆”，“少有中理”，言辭懇切。
（二）自知而後省
東坡制舉中程後，英宗皇帝即欲授知制誥。宰相韓琦認為“蘇軾之才，遠大之器也。他日自當為天下用，要在朝廷培養之，使天下之士，莫不畏慕降服，今驟用之，則天下之士，未必以為然，適足以累之也，乃授直史館。”東坡知後謂韓琦之意“乃古之所謂君子愛人以德者歟”。東坡少年便有“奮厲當世之志”，常以“天下為己任”，希望能夠得到重用，實現自己的理想。但被人阻止卻沒有心生怨恨，而是以“君子有愛人之德”來加以理解，這正是“有自知之明者，乃所以知人”。再加上他本豪氣縱橫之人，有容人之量，又氣度不凡。所以能在仕途受阻後，正視自我，但又不敢以一德自足。
（三）自省而後達
初貶黃州是蘇軾內心最痛苦的時期，徒然從高空落下，使他受到了近乎絕望的打擊，而這種打擊不僅來自尤為沉重的心靈傷害，而且還有功業未遂的價值失落。他第一次嚐到這種難言的失落感和挫敗感以及由此而生的屈辱感。這種屈辱感來自長期以來士人所尊崇的“士可殺不可辱”，是所有人在滿足基本需求後的更高追求。對蘇軾而言，從昔日的達官貴人變成如今的階下囚。經濟上，入不敷出;生活上，窮困潦倒;安全上，雖已出獄，但無形的鐐銬從身體轉向內心;交流上，“平生親友，無一字見及”，使得他的內心陷入孤獨寥落。表面上，嬉笑如常，可“無罪而見謗”的尊嚴傷害，使他將這種外部的侮辱和讒言轉化為自己內心的悔恨和悲怨。可想而知，他的靈魂經歷著怎樣的煎熬與掙扎。那闕著名的《卜算子》，就用極美的意境道盡了這種精神遭遇。
缺月掛疏桐，漏斷人初靜。誰見幽人獨往來？縹緲孤鴻影。驚起卻回頭，有恨無人省。揀盡寒枝不肯棲，寂寞沙洲冷。
正是這種難言的孤獨，使他徹底洗去了人生的喧鬧，他開始深思人生的意義，並在窮寂獨處之時，誠懇深刻地反省自己，品味其中的滋味。他在《答李方叔書》中說：“僕細思所以得禍患者，皆由名過其實，造物者所不能堪，與無功而受千鍾者其罪均也。”認為自己最大的毛病是才華外露，缺少自知之明，現在已自知“病之所在”，“得罪以來，深自閉塞，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間，與樵漁雜處，往往為醉人所推罵，輒自喜漸不為人識。”這裡“自喜”二字，正是東坡默自觀省、幽默自嘲、認識自我、解脫痛苦、精神飛躍的一個標誌。
貶惠州時，《與孫志康二首》雲：“禍福苦樂，念念遷逝，無足留胸者，又自省罪戾久積，理應如此，實甘樂之。”他在自知自省後，不怨天尤人，檢討自己罪戾久積，自知常理本該如此，對苦樂禍福已不放心上，胸無芥蒂，不為此憂戚，而且自甘此樂。“蘇東坡的這種自省，不是一種走向乖巧的心理調整，而是一種極其誠懇的自我剖析，目的是想找回一個真正的自己。他在無情地剝除自己身上每一點異己的成分，哪怕這些成分曾為他帶來過官職、榮譽和名聲。他漸漸迴歸於清純和空靈”。 二、屢次遭貶，超越自我，走向成熟
自嘲是自己的才能與理智達到足以否定自己理想與行事時的產物，一個人當他不是嘲笑別人，而是自嘲時，他便成熟了。蘇軾生性曠達，所以他在認清現實後，並不畏懼反而更加勇於面對，轉而向內心審視自我，以自嘲的方式超脫世俗，告別舊我。
（一）遭受冷遇
蘇軾一生宦海沉浮，屢次遭貶。《初到黃州》雲：“自笑平生為口忙，老來事業轉荒涼。長江繞廓知魚美，好竹連山覺筍香。逐客不妨員外置，詩人例作水曹郎。只慚無補絲毫事，尚費官家壓酒囊。”自己為了敷口，一生忙忙碌碌，到頭來卻落得個檢校尚書，水部員外郎，充黃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簽署公事”，這是多麼荒唐可笑，但正好因禍得福，有時間欣賞長江的“魚美”，品味山中的“筍香”。表達了他對黃州自然環境的讚美，以及仍想有“補國事”的追求，但現實卻不允許。表面看是自慚尸位素餐，實際上既是詩人苦中作樂的自嘲，也是對朝中權貴的諷刺。而這僅僅是他遭受冷遇的第一站。
貶官惠州、儋州，較之黃州而言，更為偏遠。儋州，從根本上說既是一個人生命無法落腳的地方，又是中國文化藩籬之外的地方。元■黨人個個受到折磨，但只有蘇軾被貶此地。其中最為嚴重的打擊是：凡受貶謫的臣子，其親戚家族不得在其附近縣境任官職。蘇軾為此丟了南雄附近的官，一家人的生活越加貧困。在海船上，他的痔瘡又發，痛不欲生，加上生離死別，使他黯然神傷，寫下了“某垂老投荒，無復生還之望”的句子。感慨“海南連歲不熟，飲食百物艱難，有泉廣海船不至，藥物酢醬等皆無，厄窮至此，委命而以”的生活。但面對如此淒涼的處境，他並沒有被生活擊跨。依然本性不改，竟以黑色幽默的口吻自我解嘲：“問汝平生功業，黃州惠州儋州。”
但無論在黃州，還是嶺南，他都沒有真正賦閒，真正實現了他自己所說的“不以命廢志。”在黃州，他營東坡、建雪堂，盡力讓自己在最短的時間裡融入當地的生活中去。在嶺南，不放過一絲一毫的美，連最細小的事物在他眼裡也變成了有趣的。正是這樣艱苦的現實激發了他擺脫痛苦的強烈慾望，也正是生活的美和情趣給了他超越並消除痛苦的勇氣和力量，讓他全身心地投入生活。學會把平凡變成不平凡，並在日常的生活中，在大自然的高山流水、清風明月中發現美。同時，百姓的樸實生活與身體力行的勞動實踐成了他療傷的手段，在痛苦和寂寞裡徘徊一段時間後，他走出了陰鬱，並從苦難中蛻變。
（二）重塑新我
貶官黃州時，蘇軾杜門謝客，閉關自省。並告訴自己：“黜置方州，以勵風俗，往服寬典，勿忘自新”。並在《答李端叔書》中說“謫居無事，默自觀省，回視三十年所作所為，多其病者，足下所見皆故我，非今我也。”面對偏僻荒涼，物質條件匱乏的黃州，他不得不調整心態，磨礪自己，放棄舊我，重塑新我。在這個過程中必定要經過一次次的自我鬥爭。從心理學的角度來看，他是要把“不平則鳴”的本我壓制下去，與痛苦不堪的自我達成協議，最終走向超我。經過時間的療傷，他成功地從尊嚴受挫的沮喪中走出來，藉助詩文排遣難以剋制的抑鬱，並在這個時期達到文學創作的高峰。他最為有名的三詠赤壁便是在這一時期完成的。與其說是痛苦磨難激勵的成就，不如說是自省後的覺悟。
在飽受孤苦的煎熬和巨大的精神壓力之後，蘇軾最終完成了超越。所謂“解脫、超越，往往就是換一個角度看問題，變個思路理解對象，破執毋必毋固，從通常固有的美惡觀念跳出來，消除因事物差別而帶給人心裡的悲喜憂樂，以一種超然的態度對待事物，從而發現事物的美，獲得一份精神的愉悅。在官場方面，他淡然對待功名利祿，豁達看待宦海沉浮。超越的是對功名和仕途的執著，未棄的是對國家與人民責任;淡漠的是個人的榮辱得失，厭倦的是官場的明爭暗鬥。在人生方面，從“酒賤常愁客少，明月多被雲妨”（《西江月?黃州中秋》）到“也無風雨也無晴”（《定風波》）;從“誰見幽人獨往來”（《卜算子》）到“一蓑煙雨任平生”（《定風波》）;從“獨坐凍飲誰伴我，諧病目，捻蓑裘。”（《江城子》）到“誰道人生無再少，門前流水尚能西。”（《浣溪沙》），他的哀傷和痛苦，憂憤和激恨，逐漸被自己消融化解，從而變得開闊磊落，灑脫自然。同時，他的超越是對一切平凡的事物的熱愛，是最大限度地身心自適，是不背離人生，是不放棄理想而換來的內心平和，是從痛苦矛盾中掙扎出來，走向灑脫曠達的新自我。
（三）幽默自嘲
宗白華先生在其《悲劇的與幽默的人生態度》一文中認為，幽默“是以廣博的智慧照矚宇宙的複雜關係，以深摯的同情瞭解人生內部的矛盾衝突，以一種超越的笑，瞭解的笑，含淚的笑，惘然的笑，包容一切超脫一切，使灰色黯淡的人生也罩上一層柔和的金光。”蘇軾正是以其獨特的幽默，包容一切超脫一切的笑化解現實的痛苦，給自己飽經磨難的人生添上了一層柔和的金光。正如林語堂先生所說：蘇東坡這種解脫自由的生活引起他精神上的變化，這種變化逐漸表現在他的寫作上。他諷刺的奇酷，筆鋒的尖銳，以及緊張與憤怒，全已消失，化之而出現的，則是一種光輝溫暖，親切寬和的詼諧，醇甜而成熟，透徹而深入，倘若哲學有何用處，就是能使人自我嘲笑。
如貶惠州期間，他在與子由第七簡中說到“鹽炙羊骨”，本是生活困苦，無肉可食，而他卻把一段心酸艱窘的生活說得津津有味，以其幽默自嘲自解自慰，表現了東坡化解痛苦舉重若輕的心力和智慧，以及在憂患人生中那一份對生活的理性認識與尊重，從中透出樂觀向上的積極人生態度，讓人覺得不遭貶謫，竟有些遺憾，不能親自品嚐此獨特風味與獨特之世味。
蘇軾總是把人生的悲涼與不幸看作生命中珍貴的財富。揚棄個人的悲哀與絕望，執著於充滿希望的人生。即使大難臨頭，也毫無懼色。“烏臺詩案”時，他被押解回京，全家驚惶失措，妻子痛哭不已。他便講述了杞人楊樸的故事，吟誦了《題楊樸妻詩》：“且休落拓貪杯酒，更莫猖狂愛詠詩。今日捉將官裡去，這回斷送老頭皮。”使妻子破涕為笑。面對這樣的人生災難以及生死未卜的命運，他竟能報以俏皮幽默的自嘲，，並將此發揚光大，成為超越苦難現實的人生智慧，並將人生辛酸化為詼諧風雅，到處快樂滿足。由此，我們從他的精神安然自在的談話中，體會到他那甘醇的詼諧美，以及獨特的人格魅力。
愈骨堂
蘇軾作為中國文學史上的曠世奇才,面對多舛的命運，並沒有在不堪重負的生活中日趨萎縮、曲意奉承,而是在深刻自省中正視自我,走向曠達;在屢次遭貶中超越自我,走向成熟。
坎坷曲折的經歷促使他反省涉世多艱的生活意義所在。
蘇軾的自省與自嘲對其人生態度的影響表現為:自責言之過;自知而後省;自省而後達。
FHZ付華珍
一個人的自省與自嘲憑個人的自信和勇氣。自省，則自我反省，檢查自己的言行是否有錯，每日修為。自嘲，自嘲笑自己，敢於向自己開刀，敢於解剖自己。這個人必須有自信才能敢於自嘲。歷史上，曾子是自省的典範。“吾日三省吾身"，修為自己；近代，魯迅先生是自嘲的典範，他解剖自多於解剖別人，敢於“脫衣露體"。如果不是自信怎敢自我暴露？自省自嘲，奇才都有自信，所以不隱瞞自己的缺點。
1號老爺子
“曠世奇才”與“自嘲”之間似乎沒有必然的關係。蘇軾的“才”，主要體現在詩文方面，例子不勝枚舉。作為中國文人，一個爭取仕途的文人，首先他是一個儒生，骨子裡有儒家的思想基因，如：“……吾日三省吾身……”，……吾善養浩然之氣……”，順境時的自信，逆境時的自省，困頓時的自嘲等等。中國文人的作品裡，自省、自信、自嘲從來都是慣用的題材。
作為曠世奇才的蘇軾，也常拿自己開涮。如：
《初到黃州》
自笑平生為口忙，老來事業轉荒唐。
長江繞郭知魚美，好竹連山覺筍香。
逐客不妨員外置，詩人例作水曹郎。
只慚無補絲毫事，尚費官家壓酒囊。
再如：《洗兒詩》
人皆養子望聰明，我被聰明誤一生。
惟願孩兒愚且魯，無災無難到公卿。
“詩窮而後工”
詩家往往在不如意、困頓潦倒、懷才不遇的情況下出精品，出佳作。蘇軾更是如此。
微史天水
蘇軾詩書畫三絕，才華千古一人……自省與自嘲更彰顯其品格，集才華與品格於一身，讓後學之人無地自容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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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軾，一門三傑啊，他作為代表人物，可以流傳千古。一個大家，公認的。一生也是坎坷不平，他憂鬱，主要是官場失意，幾次被貶，起起落落，但是，正是這樣的大起大落，才會有他無數的傳世佳作。一個人，在落難的時候，才會變得昇華，才會變得深刻。不然哪裡來的《赤壁懷古》，哪裡來的《琵琶行》。蘇軾為人其實非常豁達，喜歡寄情山水，喜歡美食，喜歡和朋友打打鬧鬧，也是一個性情中人，佛印說他“八風吹不動，一屁打過江”。本身蘇軾就是一個好廚師，“東坡肉”流傳至今，“蘇堤春曉”，也是一大政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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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軾的自省與自嘲有多種含義：
1.從個人才華上求進步；
2.從社會制度上抒發一種不滿的情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