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從兩條微頭條說起

　　這兩天，一個身份顯示為“退休教師”的網友“高Ａ山”在網絡上以《三星堆與中原文明不在一個檔次上》為題發表了一些關於三星堆的言論，引起了大量網友的圍觀。這位網友說（括號內文字為筆者補充及修訂）：

三星堆博物館

　　1、三星堆博物館己（已）證實，三星堆進入青銅器（時代）比中原晚500年，看明白了沒有。

　　2、三星堆沒有文字，還是文盲，與中原文字文明相比，不在一個等級上。

　　3、銅器再精緻，也就是個優秀銅匠。一個文盲銅匠，再優秀，能與文人相比嗎？

　　4、不要老糾纏於表面現象，要洞察事物本質。青銅器是手工藝品，是人類對世界的低等級的感性認知，而文字是思維的工具，是思維的直接現實。有了文字，才有可靠的記憶，才可能進行復雜的推理，才能深刻的、全面的、歷史的認識世界。文字是具象到抽象的飛躍、是感性到理性的飛躍、是有限認知到無限認知的飛躍。

　　5、只有掌握了文字，動物才真正進化為人，才是真正的“文明”！中華民族才從遠古走到今天，並將繼續走問（向）星辰、大海！

　　這條材料原為該網友對筆者發佈的一條微頭條的留言，但因其言論中包含著大量的常識性錯誤，難以簡單答覆，故筆者並沒有打算回覆他。從這位網友發佈的信息以及引發的網友關注來看，筆者意識到，網絡對三星堆的關注度在保持很高的同時，也存在大量需要澄清的認識。基於此，筆者寫下此文，以為答覆。

殷墟甲骨文標誌中國進入成文時代

二、微頭條的一面：學術界的“中原中心觀”

　　先來談一下筆者最初發布的那條微頭條。該條內容主要來自中國科學技術大學金正耀教授的《中國鉛同位素考古》一書。為了方便大家理解，我現在先把原文引在下面：

　　自燦爛的殷商青銅文明為世人認識以來，在學術界的主流意識中，很長時期認為它只是繁盛於黃河流域中心地帶方圓幾百公里的文明。安陽出土的甲骨卜辭中有很多記錄商人活動所及地區的地名，很少研究者的眼光能移到中原地區以外去尋找其具體方位。直到20世紀80年代上半葉，中國學術界在這一問題上似乎還沒有完全擺脫兩重束縛。

　　其中一重是來自歷史的學術文化遺產的精神束縛。將中原地區看作華夏文明的正統和中心是由來已久的學術傳統，可以上溯到漢代甚至更前。因此，像所謂的商文化“南不過長江”之類的說法，便釘死了商文化的南方疆界。

　　另一重束縛則來自現代西方學術研究的衝擊，是源於民族情感的一種束縛。很多西方學者認為，殷商文明是由近東兩河流域的青銅文明經歐亞草原地區傳播而來。因為這類看法大多缺乏中間環節的證明，並且常常夾雜著非學術的因素，使得中國學者的民族情感受到很大刺激。因此，中國北方燕山南北地區也成了一個敏感地區。這樣一南一北，就大大限制了人們對殷文明存在空間的認識眼界。也因此，有的研究者竭盡全力在黃河流域的中原地區尋找銅錫礦地，想要由此證明中國青銅文化非外來。（《中國鉛同位素考古》，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21-22頁。）

商代地圖（顧頡剛、章巽：《中國歷史地圖集》）

　　金正耀教授之所以有這些言論，是因為他在對出土於偃師商城、鄭州商城、殷墟遺址的大量青銅器進行鉛同位素分析後發現，中原地區出土的早期青銅器大量使用了來自西南地區的一種含“高放射性成因鉛”的特殊礦。筆者在長期研究三星堆的過程中，其實存在著和金正耀教授類似的這種觀察，因而讀到金教授的這段文字時頗有感觸，便轉發了這些文字的主要內容，並隨手附上了一句話：

　　今天的三星堆，是不是也正在遭受同樣的窘況呢？

　　實際上，受“中原中心觀”的影響，學術界在對不少考古文化進行歷史定位時都發生了偏差。反映到中原地區的考古文化，其結果是要麼對一些考古文化的歷史地位估計過低，要麼估計過高；反映到中原地區以外的考古文化，更是大面積地存在低估現象。這種低估現象不但影響了對中國文明早期發展進程的整體判斷，也影響了對早期中國與域外文化交流深度的判斷，從而間接地拉低了中國早期文化在世界文明史上的地位。

婦好墓玉器

　　比如，我們知道，殷墟婦好墓出土了大量原料來自和田的玉器（《殷墟婦好墓》，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顯然，如果我們不對中原地區與西域地區的早期交流做充分地研究，就必然會對商文化的活動能力產生低估。

　　再比如，我們知道二里頭遺址的面積約3平方公里，城址為0.1平方公里。單以城址論，比二里頭更早的石家河古城面積達1.2平方公里，陶寺古城達2.8平方公里，良渚古城達3平方公里，石峁古城達4.2平方公里。城址的大小是衡量一個考古文化動員能力、人口規模、社會管理複雜程度的重要指標，顯然，二里頭與這幾個古城的規模相比是相當遜色的。有的學者強調二里頭的青銅器形成了禮制組合，實際上這種觀點也非常可疑。原因是二里頭出土的青銅器就六十來件，數量太少。而且在這數量不多的青銅器中，還有鑿、錐、魚鉤、錛等生活用器，也有戈、戚、箭鏃、刀等兵器，至於爵、觚、斝等酒器究竟屬於禮器還是生活實用器，恐怕也是需要再討論的。正因如此，郭靜雲教授才會說：二里頭的“青銅器不多且零碎，很難看到組合群”（《積石峽洪水與大禹治水無關》，《中國社會科學報》2016年11月8日 ）。由此可見，如果說我們對商文化的活動能力可能存在低估，那麼對二里頭文化的影響可能就存在高估的情形。

二里頭遺址

　　至於因“中原中心觀”對中原以外文化造成的低估，筆者認為三星堆堪為這方面的代表。三星堆兩個祭祀坑自1986年發現以來，就震驚了世界，人們多用世界第九大奇蹟來稱呼三星堆。比如，英國不列顛博物館首席中國考古學家傑西卡·羅森就認為三星堆“比有名的中國兵馬俑更加不同凡響”，童恩正教授則直稱三星堆為“世界奇蹟”（見肖平《古蜀文明與三星堆文化》，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李學勤教授也多次在不同場合強調三星堆可以和特洛伊、尼尼微相比，其重大價值還沒有得到充分估計（見《三星堆研究》第二輯）。2009年，李先生再次在其新出版的《李學勤說先秦》中說：

　　可以斷言，如果沒有對巴蜀文化的深入研究，便不能構成中國文明起源和發展的完整圖像。考慮到巴蜀文化本身的特色，以及其與中原、西部、南方各古代文化間具有的種種關係，中國文明研究中的不少問題，恐怕必須由巴蜀文化求得解決。

三星堆青銅人首鳥身像

　　與上述評價形成強烈反差的是，當今的許多學者在實際研究中往往預先把三星堆推定為古代文獻中的“蜀”（奇怪的是，學術界又多不承認甲骨文中的蜀在四川，詳見拙作：《 》），把它看成一個區域文化，視角不敢放大，一些學者甚至有意識地強調三星堆文化落後（三星堆大城崛起時，成都平原的其他古城全部被摧毀），發表三星堆沒有良渚、石峁文化發達等自相矛盾的言論。筆者認為，這種現象的發生不能不說與”中原中心觀“思維束縛無關。當然，以上筆者的這些認識是否正確，大家可以討論。

三、微頭條的另一面：網絡上的“中原中心觀”

　　從上面的介紹可以看出，筆者發佈該微頭條是針對學術界的“中原中心觀”而言的。有趣的是，這一位網友的留言及其微頭條則反映著網絡上普通網友的“中原中心思維”。從這個角度來說，筆者倒真覺得有回應的必要。遺憾的是，這位網友的言論卻極度地缺乏常識，甚至讓人貽笑大方。概括地說，這位網友的言論主要存在以下問題：

　　第一，缺乏人類社會發展史的常識。該網友說：“只有掌握了文字，動物才真正進化為人。”如果這位網友真的是一位“退休教師”，那就實在讓筆者錯愕了。因為，我們從中學時代就知道，馬克思主義的社會發展史觀告訴我們：“勞動創造了人。”如果說是掌握了文字才算為人，那中國傳說中的黃帝時代豈不也是一個動物世界？

馬克思主義：勞動創造人

　　第二，缺乏人類學常識。該網友說：“三星堆沒有文字，還是文盲，與中原文字文明相比，不在一個等級上。”顯然，這位網友並沒有弄懂文字的本質是一種交流工具。費孝通教授《鄉土中國》甚至認為文字“是個不太完善的工具”。大量的研究表明，文字在相當長一個時期，就是巫師用來通神的一種工具。正是因為如此，四川大學的何崝教授才在《中國文字起源研究》中提出了“巫師文字”的概念。

苯教經典文獻

　　中國雖然在殷墟時期創制了成熟的文字，但是甲骨文仍然帶有濃郁的巫術氣息。甲骨文大多是用於占卜的，記事刻辭所佔比例非常低，這是治商史者所習知的。殷墟甲骨文主要用於通神，而三星堆青銅文明則主要通過鑄造青銅人像、青銅神樹、青銅動物等並採用圖像敘事來達到通神的目的。從這個角度來說，二者達到通神的手段不同，因此，文字並非評判三星堆文明和殷墟文明高下的標準。

動物是古代常用的通天使者（圖為三星堆龍形器）

　　第三，缺乏文獻學常識。該網友說：“有了文字，才有可靠的記憶。”這種言論同樣是建立在錯誤地理解文字功能的前提下的，同時表明該網友缺乏文獻學常識。正如上文所說，甲骨文創制的功能就是為了通神（筆者在專文介紹甲骨文的形成時也談到過這個觀點），而不是為了輔助記憶。甲骨文中的“史”字可表達史、吏、事、使等含義，也常用來指一種神聖職務，這與後來作為“史籍”含義的“史”是有區別的。正如余英時《中國史學思想反思》說：殷商時代“史的職能明顯是宗教性的，‘史’不能解釋為‘撰史人’”。

　　同時，據吳銳研究員的《〈尚書〉——從口傳歷史到成文歷史》和徐中舒教授的《左傳選》等相關研究，像我們今天熟知的《尚書》、《詩經》和《左傳》等這些早期文獻，在文字已經產生後的相當長一段時間都仍然是靠口傳繼承下來的，其記錄為文字的時間都是偏晚的。顯然，今天我們並沒有說因為《詩經》、《尚書》、《左傳》在早期有一個口傳過程就去否定它的可靠性；反倒是像《五帝德》、《帝王世紀》、《路史》等進入成文時代之後出現的文獻因為作品滲入了作者太多的主觀意識而存在極大問題。

皇甫謐《帝王世紀》多有妄說臆斷

　　這些材料說明，文字是一種記憶手段，口傳也是一種記憶手段，從記錄形式來說文字固勝於口傳，但如果著者的主觀意識過強，反而會對記錄的可靠性造成更大的影響。事實上，目前學術界普遍對於口傳文化中的“述而不作”的嚴謹性還是認識不夠的。關於這一點，筆者以後也將做專文來介紹。

四、“三星堆不如中原文明”是一種混亂的中原中心觀

　　這位網友以《三星堆與中原文明不在一個檔次上》為題，拿“中原文明”這個概念與“三星堆”進行比較，反映了其思維的混亂。我們都知道，三星堆是一個具體的考古文化，而“中原”卻是一個區域概念；並且，“中原文明”是一個跨時空的概念，與三星堆文化是無法進行比較的。如果要比，顯然也應該具體地說拿中原地區的哪一個文化來比，比如說是殷墟，還是二里頭、或者鄭州商城、偃師商城，這樣才有討論的基礎。

　　此外，這位網友說：“三星堆博物館己（已）證實，三星堆進入青銅器（時代）比中原晚500年。”這條材料原本是一位有學術背景的網友（下稱網友Ａ）在與筆者討論時貼出來的，試圖以此反駁筆者的“三星堆為夏都”的觀點。由於當時筆者在另一處和這位朋友討論，故在該條信息下筆者未做過多回應。

　　事實上，三星堆進入青銅時代的時間比中原地區晚，包括三星堆一期相當於中原的龍山文化這些材料，都是基於考古材料說話，筆者也不可能去否認這些材料。網友Ａ之所以出示這條材料，原因在於該網友開始並沒有瞭解筆者的“三星堆為夏都”說是建立在一個與《史記》的三代年代框架完全不同的基礎上的。顯然，這一位操“中原中心論”的網友見到該條信息後，似乎自以為是拿到了尚方寶劍。殊不知，這些材料對於筆者的觀點卻並不構成任何駁難。

　　由此可見，這位網友因為受“中原中心觀”思維的矇蔽，不但變得缺乏常識、思維混亂，而且似乎也變得缺乏耐心瞭解原委了。而這一切，也正是當初筆者不願意回覆他的根本原因。總結一句話，筆者想說：“中原中心觀”是一種病，得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