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两条微头条说起

　　这两天，一个身份显示为“退休教师”的网友“高Ａ山”在网络上以《三星堆与中原文明不在一个档次上》为题发表了一些关于三星堆的言论，引起了大量网友的围观。这位网友说（括号内文字为笔者补充及修订）：

三星堆博物馆

　　1、三星堆博物馆己（已）证实，三星堆进入青铜器（时代）比中原晚500年，看明白了没有。

　　2、三星堆没有文字，还是文盲，与中原文字文明相比，不在一个等级上。

　　3、铜器再精致，也就是个优秀铜匠。一个文盲铜匠，再优秀，能与文人相比吗？

　　4、不要老纠缠于表面现象，要洞察事物本质。青铜器是手工艺品，是人类对世界的低等级的感性认知，而文字是思维的工具，是思维的直接现实。有了文字，才有可靠的记忆，才可能进行复杂的推理，才能深刻的、全面的、历史的认识世界。文字是具象到抽象的飞跃、是感性到理性的飞跃、是有限认知到无限认知的飞跃。

　　5、只有掌握了文字，动物才真正进化为人，才是真正的“文明”！中华民族才从远古走到今天，并将继续走问（向）星辰、大海！

　　这条材料原为该网友对笔者发布的一条微头条的留言，但因其言论中包含着大量的常识性错误，难以简单答复，故笔者并没有打算回复他。从这位网友发布的信息以及引发的网友关注来看，笔者意识到，网络对三星堆的关注度在保持很高的同时，也存在大量需要澄清的认识。基于此，笔者写下此文，以为答复。

殷墟甲骨文标志中国进入成文时代

二、微头条的一面：学术界的“中原中心观”

　　先来谈一下笔者最初发布的那条微头条。该条内容主要来自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金正耀教授的《中国铅同位素考古》一书。为了方便大家理解，我现在先把原文引在下面：

　　自灿烂的殷商青铜文明为世人认识以来，在学术界的主流意识中，很长时期认为它只是繁盛于黄河流域中心地带方圆几百公里的文明。安阳出土的甲骨卜辞中有很多记录商人活动所及地区的地名，很少研究者的眼光能移到中原地区以外去寻找其具体方位。直到20世纪80年代上半叶，中国学术界在这一问题上似乎还没有完全摆脱两重束缚。

　　其中一重是来自历史的学术文化遗产的精神束缚。将中原地区看作华夏文明的正统和中心是由来已久的学术传统，可以上溯到汉代甚至更前。因此，像所谓的商文化“南不过长江”之类的说法，便钉死了商文化的南方疆界。

　　另一重束缚则来自现代西方学术研究的冲击，是源于民族情感的一种束缚。很多西方学者认为，殷商文明是由近东两河流域的青铜文明经欧亚草原地区传播而来。因为这类看法大多缺乏中间环节的证明，并且常常夹杂着非学术的因素，使得中国学者的民族情感受到很大刺激。因此，中国北方燕山南北地区也成了一个敏感地区。这样一南一北，就大大限制了人们对殷文明存在空间的认识眼界。也因此，有的研究者竭尽全力在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寻找铜锡矿地，想要由此证明中国青铜文化非外来。（《中国铅同位素考古》，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1-22页。）

商代地图（顾颉刚、章巽：《中国历史地图集》）

　　金正耀教授之所以有这些言论，是因为他在对出土于偃师商城、郑州商城、殷墟遗址的大量青铜器进行铅同位素分析后发现，中原地区出土的早期青铜器大量使用了来自西南地区的一种含“高放射性成因铅”的特殊矿。笔者在长期研究三星堆的过程中，其实存在着和金正耀教授类似的这种观察，因而读到金教授的这段文字时颇有感触，便转发了这些文字的主要内容，并随手附上了一句话：

　　今天的三星堆，是不是也正在遭受同样的窘况呢？

　　实际上，受“中原中心观”的影响，学术界在对不少考古文化进行历史定位时都发生了偏差。反映到中原地区的考古文化，其结果是要么对一些考古文化的历史地位估计过低，要么估计过高；反映到中原地区以外的考古文化，更是大面积地存在低估现象。这种低估现象不但影响了对中国文明早期发展进程的整体判断，也影响了对早期中国与域外文化交流深度的判断，从而间接地拉低了中国早期文化在世界文明史上的地位。

妇好墓玉器

　　比如，我们知道，殷墟妇好墓出土了大量原料来自和田的玉器（《殷墟妇好墓》，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显然，如果我们不对中原地区与西域地区的早期交流做充分地研究，就必然会对商文化的活动能力产生低估。

　　再比如，我们知道二里头遗址的面积约3平方公里，城址为0.1平方公里。单以城址论，比二里头更早的石家河古城面积达1.2平方公里，陶寺古城达2.8平方公里，良渚古城达3平方公里，石峁古城达4.2平方公里。城址的大小是衡量一个考古文化动员能力、人口规模、社会管理复杂程度的重要指标，显然，二里头与这几个古城的规模相比是相当逊色的。有的学者强调二里头的青铜器形成了礼制组合，实际上这种观点也非常可疑。原因是二里头出土的青铜器就六十来件，数量太少。而且在这数量不多的青铜器中，还有凿、锥、鱼钩、锛等生活用器，也有戈、戚、箭镞、刀等兵器，至于爵、觚、斝等酒器究竟属于礼器还是生活实用器，恐怕也是需要再讨论的。正因如此，郭静云教授才会说：二里头的“青铜器不多且零碎，很难看到组合群”（《积石峡洪水与大禹治水无关》，《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年11月8日 ）。由此可见，如果说我们对商文化的活动能力可能存在低估，那么对二里头文化的影响可能就存在高估的情形。

二里头遗址

　　至于因“中原中心观”对中原以外文化造成的低估，笔者认为三星堆堪为这方面的代表。三星堆两个祭祀坑自1986年发现以来，就震惊了世界，人们多用世界第九大奇迹来称呼三星堆。比如，英国不列颠博物馆首席中国考古学家杰西卡·罗森就认为三星堆“比有名的中国兵马俑更加不同凡响”，童恩正教授则直称三星堆为“世界奇迹”（见肖平《古蜀文明与三星堆文化》，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李学勤教授也多次在不同场合强调三星堆可以和特洛伊、尼尼微相比，其重大价值还没有得到充分估计（见《三星堆研究》第二辑）。2009年，李先生再次在其新出版的《李学勤说先秦》中说：

　　可以断言，如果没有对巴蜀文化的深入研究，便不能构成中国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完整图像。考虑到巴蜀文化本身的特色，以及其与中原、西部、南方各古代文化间具有的种种关系，中国文明研究中的不少问题，恐怕必须由巴蜀文化求得解决。

三星堆青铜人首鸟身像

　　与上述评价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当今的许多学者在实际研究中往往预先把三星堆推定为古代文献中的“蜀”（奇怪的是，学术界又多不承认甲骨文中的蜀在四川，详见拙作：《 》），把它看成一个区域文化，视角不敢放大，一些学者甚至有意识地强调三星堆文化落后（三星堆大城崛起时，成都平原的其他古城全部被摧毁），发表三星堆没有良渚、石峁文化发达等自相矛盾的言论。笔者认为，这种现象的发生不能不说与”中原中心观“思维束缚无关。当然，以上笔者的这些认识是否正确，大家可以讨论。

三、微头条的另一面：网络上的“中原中心观”

　　从上面的介绍可以看出，笔者发布该微头条是针对学术界的“中原中心观”而言的。有趣的是，这一位网友的留言及其微头条则反映着网络上普通网友的“中原中心思维”。从这个角度来说，笔者倒真觉得有回应的必要。遗憾的是，这位网友的言论却极度地缺乏常识，甚至让人贻笑大方。概括地说，这位网友的言论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第一，缺乏人类社会发展史的常识。该网友说：“只有掌握了文字，动物才真正进化为人。”如果这位网友真的是一位“退休教师”，那就实在让笔者错愕了。因为，我们从中学时代就知道，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史观告诉我们：“劳动创造了人。”如果说是掌握了文字才算为人，那中国传说中的黄帝时代岂不也是一个动物世界？

马克思主义：劳动创造人

　　第二，缺乏人类学常识。该网友说：“三星堆没有文字，还是文盲，与中原文字文明相比，不在一个等级上。”显然，这位网友并没有弄懂文字的本质是一种交流工具。费孝通教授《乡土中国》甚至认为文字“是个不太完善的工具”。大量的研究表明，文字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就是巫师用来通神的一种工具。正是因为如此，四川大学的何崝教授才在《中国文字起源研究》中提出了“巫师文字”的概念。

苯教经典文献

　　中国虽然在殷墟时期创制了成熟的文字，但是甲骨文仍然带有浓郁的巫术气息。甲骨文大多是用于占卜的，记事刻辞所占比例非常低，这是治商史者所习知的。殷墟甲骨文主要用于通神，而三星堆青铜文明则主要通过铸造青铜人像、青铜神树、青铜动物等并采用图像叙事来达到通神的目的。从这个角度来说，二者达到通神的手段不同，因此，文字并非评判三星堆文明和殷墟文明高下的标准。

动物是古代常用的通天使者（图为三星堆龙形器）

　　第三，缺乏文献学常识。该网友说：“有了文字，才有可靠的记忆。”这种言论同样是建立在错误地理解文字功能的前提下的，同时表明该网友缺乏文献学常识。正如上文所说，甲骨文创制的功能就是为了通神（笔者在专文介绍甲骨文的形成时也谈到过这个观点），而不是为了辅助记忆。甲骨文中的“史”字可表达史、吏、事、使等含义，也常用来指一种神圣职务，这与后来作为“史籍”含义的“史”是有区别的。正如余英时《中国史学思想反思》说：殷商时代“史的职能明显是宗教性的，‘史’不能解释为‘撰史人’”。

　　同时，据吴锐研究员的《〈尚书〉——从口传历史到成文历史》和徐中舒教授的《左传选》等相关研究，像我们今天熟知的《尚书》、《诗经》和《左传》等这些早期文献，在文字已经产生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都仍然是靠口传继承下来的，其记录为文字的时间都是偏晚的。显然，今天我们并没有说因为《诗经》、《尚书》、《左传》在早期有一个口传过程就去否定它的可靠性；反倒是像《五帝德》、《帝王世纪》、《路史》等进入成文时代之后出现的文献因为作品渗入了作者太多的主观意识而存在极大问题。

皇甫谧《帝王世纪》多有妄说臆断

　　这些材料说明，文字是一种记忆手段，口传也是一种记忆手段，从记录形式来说文字固胜于口传，但如果著者的主观意识过强，反而会对记录的可靠性造成更大的影响。事实上，目前学术界普遍对于口传文化中的“述而不作”的严谨性还是认识不够的。关于这一点，笔者以后也将做专文来介绍。

四、“三星堆不如中原文明”是一种混乱的中原中心观

　　这位网友以《三星堆与中原文明不在一个档次上》为题，拿“中原文明”这个概念与“三星堆”进行比较，反映了其思维的混乱。我们都知道，三星堆是一个具体的考古文化，而“中原”却是一个区域概念；并且，“中原文明”是一个跨时空的概念，与三星堆文化是无法进行比较的。如果要比，显然也应该具体地说拿中原地区的哪一个文化来比，比如说是殷墟，还是二里头、或者郑州商城、偃师商城，这样才有讨论的基础。

　　此外，这位网友说：“三星堆博物馆己（已）证实，三星堆进入青铜器（时代）比中原晚500年。”这条材料原本是一位有学术背景的网友（下称网友Ａ）在与笔者讨论时贴出来的，试图以此反驳笔者的“三星堆为夏都”的观点。由于当时笔者在另一处和这位朋友讨论，故在该条信息下笔者未做过多回应。

　　事实上，三星堆进入青铜时代的时间比中原地区晚，包括三星堆一期相当于中原的龙山文化这些材料，都是基于考古材料说话，笔者也不可能去否认这些材料。网友Ａ之所以出示这条材料，原因在于该网友开始并没有了解笔者的“三星堆为夏都”说是建立在一个与《史记》的三代年代框架完全不同的基础上的。显然，这一位操“中原中心论”的网友见到该条信息后，似乎自以为是拿到了尚方宝剑。殊不知，这些材料对于笔者的观点却并不构成任何驳难。

　　由此可见，这位网友因为受“中原中心观”思维的蒙蔽，不但变得缺乏常识、思维混乱，而且似乎也变得缺乏耐心了解原委了。而这一切，也正是当初笔者不愿意回复他的根本原因。总结一句话，笔者想说：“中原中心观”是一种病，得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