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一生中最感念的先生恐怕有三位：壽鏡吾先生、藤野嚴九郎先生和章太炎先生。三人中，他從章太炎學習的時間最短，先生晚年編弟子名錄甚至未將他列入；但魯迅始終尊太炎為師。
1936年6月，太炎先生逝世，其時魯迅已病入膏肓；10月，他連寫兩文紀念，認為太炎先生從事民族革命時百折不撓的鬥爭精神，“才是先哲的精神、後生的楷範”。
對此，太炎的後人章念馳評論：“一個人在生命最後時刻，能把自己最後的光與熱獻給一個人，這個人對他來講是何等重要。”的確，當“魯迅”還未橫空出世，周樹人還在黑暗中摸索時，章太炎先生成為了他鬥爭精神最重要的啟蒙者。
“知道中國有太炎先生”
1902年，二十一歲的周樹人留學日本。1903年他寫下《自題小像》：
靈臺無計逃神矢，
風雨如磐暗故園。
寄意寒星荃不察，
我以我血薦軒轅。
離鄉去國，愛國之心愈發熾熱。如何去愛？能為風雨如磐的國家做什麼？他嘗試學醫；當意識到療救國民精神更重要，他毅然棄醫從文。可是，他想與人合辦文學雜誌《新生》，雜誌還未誕生便因合作者的放棄而流產；他與弟弟周作人譯介外國小說，編成《域外小說集》，讀者卻寥寥可數。 一石未如他們所希冀的激起千層浪，反而沉入水底，無聲無息。
一個人的力量，果真如此微弱？
當“知道中國有太炎先生”那一刻，青年周樹人的眼睛一定亮了起來。因為這位人送綽號“章瘋子”、比他大十二歲的浙江同鄉，正是憑著一己之力震動了全中國。
1903年，三十一歲的章太炎為鄒容的《革命軍》作序，大力宣揚民族革命。同時，他在《蘇報》發表《駁康有為論革命書》，申明以革命驅逐滿人、爭取民族獨立的立場；文中最有名的，則是他罵光緒皇帝的八個字——“載湉小丑，不辨菽麥”。
如此自然為清廷所不容；然當時清廷無法直接拘捕他，只能命當地縣令做代表，將章太炎等告到會審公廨，由會審委員及英國領事裁決。太炎求之不得，當庭與之辯論，一時間名揚天下。 可想而知，無論審判結果如何，清廷都已經輸了，因為他們居然已不能理所當然地對“大逆不道者”治罪，而只能與之做平等辯論。清廷之不堪一擊從此為天下知，革命黨人士氣大漲。
章太炎為此付出的代價是三年艱苦牢獄生活和時刻面臨的生命危險。然而他毫不後悔，他在獄中給鄒容寫詩：
鄒容吾小弟，被髮下瀛州。
快剪刀除辮，幹牛肉作餱。
英雄一入獄，天地亦悲秋。
臨命須摻手，乾坤只兩頭！
當聽說另一位反清義士沈禹希被捕，在獄中被杖殺時，他悲憤作詩，詩的最後兩句是—— “中陰當待我，南北幾新墳”。
周樹人在日本讀到這些詩，非常感動，一生沒有忘記，在他去世前所寫的紀念章太炎的文章中，原封不動地抄錄了這兩首詩。
“我愛看這《民報》”
周樹人沒有想到，1906年11月，章太炎出獄後來到日本東京，應孫中山之邀主持《民報》，發表了大量文章，繼續宣傳民族革命。
心目中的英雄，忽然與自己在同一個城市。 他如飢似渴地閱讀《民報》上章太炎的文章。在這些文字中，他愈發感到太炎先生是一位真正的戰鬥者，他不光在為民族革命戰鬥，更在為反對一切虛偽、黑暗而戰。
他與主張保皇的梁啟超鬥爭，這是關於主義的鬥爭；他與“以《紅樓夢》為成佛之要道”的藍公武鬥爭，這是關於學術的鬥爭；他與《蘇報》一案中積極向清廷獻策、出賣同志的吳稚暉鬥爭，這是關於人品的鬥爭……筆力之健，鋒芒之盛，令對手幾無還手餘地。
周樹人去世前回憶，說他愛讀這些文章，全都剪下來珍重收藏，因為太炎先生的戰鬥文字“所向披靡，令人神旺（注：原文為“旺”而非“往”——筆者）”。
遙想一個世紀前，年輕的周樹人君捧讀太炎文章時眼中的笑意——他們都是極聰明的人，天生就能夠毫不費力地看穿一切虛偽矯飾——或許周樹人還更聰明些。 章太炎向周樹人展示了一個戰鬥者、一支筆力量的極限，後者的心中因此種下了戰鬥的種子。
然而，周樹人還是沒有想到，他和太炎先生竟然還可以更親近一些——在一室之內，親自聆聽教誨。
章太炎自1906年到東京，主持《民報》之餘便開始講學。他是經學大師俞樾的弟子，學養深厚；他相信傳播國粹能夠增進人們的愛國熱腸，開課講學自然義不容辭。無論是零散演講，還是每週兩次的定期講學，他都不辭辛苦，全力以赴。
1908年，在幾個朋友的請求下，太炎先生欣然為許壽裳、錢玄同、周氏兄弟、朱希祖、朱宗萊、龔寶銓、錢家治八人開了一個小班，每週日上午8點到12點，講解段玉裁的《說文解字注》和郝懿行的《爾雅義疏》，地點就在《民報》社。 為什麼講這個呢？因為語言文字為一國最具特色的傳統。
風雨飄搖中的中國，尤需有人將這國粹傳承下去。
清晨的陽光灑進這一間簡陋的和室，周樹人、朋友們、太炎先生圍著一張小桌席地而坐。太炎光著膀子，只穿一件長背心，留起一小撮鬍鬚，一口餘杭口音，笑眯眯地開講段玉裁《說文解字注》和郝懿行的《爾雅義疏》。
講解之中，不時旁徵博引，兼談論時事，4個小時的時間過得飛快。
眼前的章太炎，哪裡是印象中金剛怒目的革命者？用周作人的話說，分明是一尊慈眉善目的“哈喇菩薩”。
一個真正的戰士，內心必定有赤誠的愛。章太炎對民族、對國學的愛，對青年人的愛、對學生的愛，使周樹人感佩。
“他是有學問的革命家”
周樹人對於國學本有根底：他出身書香世家，又受多年嚴格的私塾教育，熟悉經史，能作很好的舊體詩、文言文。此外，他更愛“楚辭和溫李的詩，六朝的文”。他東京房間的抽屜裡，滿滿的外文書中，還有一本《離騷》。
他很愛《離騷》，認為是傑作；“寄意寒星荃不察”的感慨，正與屈原同一胸懷。
周樹人所愛的古典文學作品，大多寄寓良深而文辭難解。古文字學是古典文學的基石，清楚字的源流演變，有助於理解古典文學的原貌。因此這次聽講《說文解字》，周樹人抱著極認真的態度前往。
這次學習使他“從根本上認識了漢字……眼界大開，其用處與發見了外國文學相似”。 他此後的一生中，雖以白話文寫作，並且提倡進行漢字改革，卻從來沒有停止過對古文字學的嚴謹研究。
辛亥革命後到五四運動前，周樹人花了很大的精力整理古碑、古籍，他臨摹碑帖文字，也研究篆印文字，在《南齊跋》中，他對古代“隋”字的考證，糾正了長期以來的幾種錯誤說法。
他一生持續購買古文字學專著和帖拓，並一再對友人談起，希望能夠撰寫一部《中國字體變遷史》；其後雖未能如願，卻以一篇長文《門外文談》簡述了中國古文字的源流發展以及當前的漢字改革應該走向何方。
以古文字學的研究為基礎，他又輯錄了《文士傳》、《眾家文章記錄》、《後漢書》、《晉書》等多種古籍；精心校刊了《嵇康集》；後來更進一步研究整個古典文學，寫成了《中國小說史略》、《漢文學史綱要》……
有意思的是，周樹人後來是這樣回憶這段經歷的：
“前去聽講也在這時候，但又並非因為他是學者，卻為了他是有學問的革命家，所以直到現在，先生的音容笑貌，還在目前，而所講的《說文解字》，卻一句也不記得了。”
的確，章太炎最震動周樹人的，還並非淵博的學識，而是明知不可為而為之、雖千萬人吾往矣的戰鬥精神。
“並世無第二人”
1912年，周樹人進入南京臨時政府教育部做部員，不久隨政府到北京，任教育部部員、社會教育司第一科科長，獨自住在宣武門外的紹興會館裡。
其時袁世凱欲竊國，周樹人目睹人人自危，以恬淡無爭標榜以求自保，與辛亥革命後所見的紹興情況相印證，不由得對於民族革命的成果大為失望。而昔日在東京辦雜誌的失敗、翻譯小說的無人問津，又令他深感個人能力的有限—— “我決不是一個振臂一呼應者雲集的英雄。”
昔日誓言“我以我血薦軒轅”的青年、現在的教育部職員周樹人的一天是這樣的：“上午九十點鐘起床，梳洗後直接去部裡辦公，到黃昏時返回會館。吃過晚飯，八點鐘開始抄碑，看佛經，讀墓誌，常常要到半夜一兩點鐘。”
如此一過就是好幾年。三十出頭的周樹人給自己取了一個號，“俟堂”。“俟”是等待，等待什麼呢？等待死—— “古碑中也遇不到什麼問題和主義，而我的生命卻居然暗暗的消去了，這也就是我惟一的願望。”
就在此時，周樹人與他的老師章太炎又見面了。
人稱“章瘋子”的太炎先生，又幹了一件震動朝野、大快人心的事。1913年7月，孫中山、黃興發動“二次革命”討伐袁世凱，失敗後往日本避難。其時袁世凱氣焰正盛，“攜雷霆萬鈞之勢”。 而章太炎偏要在此時入京——他抱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之決心，希望借共和黨之力遏制袁世凱。
然甫一進京，他便遭軟禁。太炎屢次要求面見袁世凱，袁都不理。1914年初，袁世凱解散國會。太炎意欲強行離京，結果在車站被攔下。 他激憤難當，竟日在寓所牆壁上大書“死”字，並手書“章太炎之墓”交人保存。
5月，袁世凱改內閣製為總統制，竊國在即，而萬眾齊喑，無人敢言。
7月的一個清晨，太炎先生身穿藍布長袍，手執羽扇，以袁世凱為籠絡他所頒的“勳二位”章（相當於二等勳章，僅次於建國元勳的“勳一位”）為扇墜，前往新華門總統府要求面見袁世凱。
袁世凱不見，太炎在招待室歷數袁世凱罪狀，放聲痛罵。傍晚，袁不得不派人將他騙出門，軟禁於他處。直到兩年後袁世凱身亡，太炎才重獲自由。
太炎的戰鬥精神給對現實絕望的周樹人以震撼，他這樣寫道——“以大勳章作扇墜，臨總統府之門，大詬袁世凱的包藏禍心者，並世無第二人”。軟禁期間，太炎先生在京弟子多往探望，周樹人自然更不例外。他多次前去，有時至晚方回。
“活在戰鬥者的心中”
1918年5月，周樹人在《新青年》發表《狂人日記》，署名“魯迅”。小說中最著名的句子是：
“我翻開歷史一查，這歷史沒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葉上都寫著‘仁義道德’幾個字。我橫豎睡不著，仔細看了半夜，才從字縫裡看出字來，滿本都寫著兩個字是‘吃人’！”
如果說章太炎是為民族獨立而戰，那麼魯迅就是為民族精神自新而戰。他將鬥爭的矛頭指向貧弱麻木的國民精神，犀利、堅決的風格與太炎先生相比有過之無不及。此後，他“對於國民性劣點的研究，揭發，攻擊，肅清，終身不懈，三十年如一日，真可謂‘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太炎先生的戰鬥也並未停止。1927年起，他批評國民黨，遭到兩次通緝；1931年“九一八”事變東北淪陷後，他不斷譴責當局，籌建“中華民國國難救濟會”，創辦第十九傷兵醫院，冒著炮火北上見張學良呼籲抗日，並在北京、青島、蘇州、上海公開講學，宣傳抗日； 晚年更在蘇州成立“章氏國學講習會”，積極講學，要“保國學於一線”，親自上課直到生命最後一天。
魯迅與章太炎自北京一別再未謀面。然而他始終關注著自己的老師。也許是愛之深責之切，他對章太炎晚年與軍閥來往頗為不滿，1934年，他在《趨時與復古》裡不無失望地說：
“孫傳芳大帥也來請太炎先生投壺了。（太炎先生）原是拉車前進的好身手，腿肚大，臂膊也粗，這回還是請他拉，拉還是拉，然而是拉車屁股向後，這裡只好用古文，‘嗚呼哀哉，尚饗’了。”
時過境遷，1936年太炎先生去世，國民黨予以“國葬”，宣傳他為國學大師，對於太炎先生一生的戰鬥卻緘口不提。魯迅對太炎先生縱有些微不滿，卻也絕不認同此種蓋棺論定，這不認同簡直如鯁在喉，不吐不快。
於他強撐病體，於病中回顧先生生平，作慷慨文字：
“（太炎先生）後來的參與投壺，接收饋贈，遂每為論者所不滿，但這也不過白圭之玷，並非晚節不終。 考其生平，以大勳章作扇墜，臨總統府之門，大詬袁世凱的包藏禍心者，並世無第二人；七被追捕，三入牢獄，而革命之志，終不屈撓者，並世亦無第二人：這才是先哲的精神，後生的楷範。”
此語分量極重，擲地作金石聲。而魯迅還要強調：
“戰鬥的文章，乃是先生一生中最大，最久的業績，假使未備，我以為是應該一一輯錄，校印，使先生和後生相印，活在戰鬥者的心中的。”
魯迅依然言猶未盡。就在生前最後兩天，他連拿一張紙的力氣都沒有了，卻還要再為太炎寫一篇文章——《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他在裡頭提到先生早年如何與出賣同志、虛情矯飾的吳稚暉筆戰，如何令吳三十年後猶怨毒非常。他惋惜太炎手定的《章氏叢書》裡沒有收錄這些文字，他說，太炎恐怕自汙其著述，但 “由我看來，其實是吃虧，上當的，此種醇風，正使物能遁形，貽患千古”。
今日讀者在瞭解魯迅生平、文章後，再讀他這段文字，必能感受到，他不僅是在紀念太炎先生，更是在回顧自己生命的根本價值並昭示來者——戰鬥。在無數次絕望、彷徨、求索之後，被啟蒙者確定了自己與啟蒙者的精神聯繫：
唯有與專制、虛偽、邪惡做百折不撓的戰鬥，才能為民族點燃希望的火炬。正如章念馳所說，“這樣評價也是魯迅先生自我心情的寫照， 他以英雄許人，也以英雄自許。”
一代鴻儒章太炎的最得意弟子也怕只有非魯迅莫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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