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向主張寬容的胡適，為何不寬容馮友蘭？

根據史學家何炳棣在《讀史閱世六十年》記載：“1947年盛夏，馮先生從賓州大學過訪紐約，住在哥大附近一家旅館。我晚上去看他，長談中提及朋友見告，楊紹震夫人許亞芬(清華第六級1934年畢業)在斯密絲女校( Smith college)的碩土論文的題目是‘1927年以前胡適對中國文化界的影響’。馮先生聽了，急不能待，口吃地以極純極濃的河南腔說：‘這這……這個題目很……很……很好，因為過了1927,他也就沒……沒……沒得影響啦”

這個馮先生就是著名哲學家馮友蘭，馮友蘭說胡適過了1927年就沒有影響了，他是有資格說這個話的。因為自從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出版以後，學術界基本以此為範本了，很少提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在哲學界胡適的影響力自然減了不少。

1947年5月22日，中央研究院首屆院士選舉第一輪正式推舉前，胡適在哲學組推薦了吳稚暉、金嶽霖等三人。而當時已有“當代中國哲學第一人”之譽的馮友蘭卻沒能入胡適的眼。胡適對馮友蘭就是看不上，瞧不起，甚至刻薄嘲弄。

據錢穆在《師友雜憶》一書中回憶，胡適當時說：“天下蠢人恐無出芝生右者”，也就是說胡適認為馮友蘭是天下最蠢的人。50年代末，胡適在給史學家嚴耕望的一封信中，再次說到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他說：“馮書最便檢查。但不列原書所舉僧名，最為無識！”

胡適在日記裡說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實在太糟糕了”；胡適在致友人的書信裡稱“這種沒有歷史眼光的書，絕對夠不上權威的和綜合的敘述”。

1961年4月30日，胡適在與朋友交談中說：“在天主教辦的一個刊物上知道馮友蘭在那邊認過130次的錯，自己承認是無可救藥的資產階級。他（馮友蘭）本來是個會打算的人，在北平賣了不少的房地產。1950年在檀香山買了三個很大的冰箱帶回去，冰箱裡都裝滿東西，帶到大陸去做買賣，預備大賺一筆的。他平日留起長鬍子，也是不肯花剃鬍子的錢。”

何炳棣在1993年發表的一篇《胡適先生雜憶》的文章說：“適之先生一生最不公道的是他對馮友蘭先生性格和學術方面反覆的評譏與否定”。

胡適最為人稱道的一點便是他的容忍，有君子風度，郭沫若是他的政敵，胡適卻要推薦他進院士；魯迅痛罵過他，胡適不還嘴還要說魯迅是我們的人。胡適曾說過：“凡論一人，總須持平。愛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方是持平。”對於馮友蘭，胡適的風度和容忍突然消失了，好像是一個氣急敗壞咬牙切齒的人。

胡適為什麼如此輕視和嘲弄馮友蘭呢？文人相輕，胡適的嫉妒心作怪。

在中國現代哲學史上，胡適和馮友蘭是繞不過去的兩個名字，胡適是中國哲學史的開山者，馮友蘭就是治中國哲學史之集大成者。馮友蘭是後起之秀，在學術上的成就超越了胡適，這深深刺激了胡適的自尊心。

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當時出版轟動一時，後人稱《中國哲學史大綱》是具有示範、典型、典範、劃時代意義的書，這部書使中國史學開始具有了現代史學的基本觀念，為中國往後治哲學史的人提供了一個“典範”。

胡適說他在給彭學沛（字浩徐）的一封信中說道：我自信，治中國哲學史，我是開山的人，這一件事要算是中國一件大幸事。這一部書的功用能使中國哲學史變色。以後無論國內國外研究這一門學科的人都躲不了這一部書的影響。凡不能用這種方法和態度的，我可以斷言，休想站得住。

馮友蘭也承認，胡適創始之功，是不可埋沒的。馮友蘭晚年所寫的《三松堂自序》中，稱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捲上是“一部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書”。

但是馮友蘭的成就，使得胡適的光芒有點暗淡了。馮友蘭，被認為是中國現代哲學史上“最先具備哲學史家資格的學者”，對許多西方人來說，馮友蘭就是中國哲學，中國哲學就是馮友蘭，馮友蘭的《中國哲學簡史》是西方大學瞭解中國哲學的入門級教科書。

胡適與馮友蘭都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哲學博士，都是哲學家杜威的弟子，但杜威對胡適學業的評價不高，卻稱讚馮友蘭是“真正的學者材料”。

胡適比馮友蘭大四歲，但卻是他的老師輩人物。1917年，胡適到北京大學擔任教授的時候，馮友蘭還是北大三年級的學生。馮友蘭在去美國攻讀哲學前，特別諮詢胡適，胡問道：“你要學新哲學，還是學舊哲學？”馮友蘭表示他要學新哲學，胡適說：“那你就不要去哈佛大學，去哥倫比亞大學吧。”

胡適沒有想到，學生馮友蘭異軍突起，發表《中國哲學史》後的學術聲望超過了自己。學生超過了老師，對胡適來說有點不適應。胡適自立門派，“努力做學閥”，他可以容忍不同的意見，卻難以容忍自己被別人超越，尤其是自己的學生。

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只有上部沒有下部，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卻是上下全本。著名學者黃侃嘲諷胡適是著作監，只有上部沒有下部。

沒有完成中國哲學史，成了胡適一生最大的心結和遺憾。胡適在1950年1月5日的日記裡，一方面說馮友蘭的實在太糟了，另一方面又說我應該趕快把《中國思想史》寫完。1951年底，胡適又有60歲“生日決議案”，把未完成的《中國哲學史》作為為他這一生最大的一筆“債”，也是他此後努力的第一個目標。胡適一直到他死前三年，還耿耿以不能完成哲學史為憾。

胡適一輩子也沒有完成一部書，可是馮友蘭在完成《中國哲學史》以後，從1939年到1946年7年間馮友蘭連續出版了六本書，稱為“貞元之際所著書”：《新理學》、《新世訓》、《新事論》、《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通過“貞元六書”，馮友蘭創立了新理學思想體系，使他成為中國當時影響最大的哲學家。胡適不推薦馮友蘭當院士，可是馮友蘭還是當上院士了，因為馮友蘭的學術地位是公認的。

胡適是大師，不是聖人，也有小心眼，文人相輕，嫉妒心發作起來也很厲害。寬容別人的胡適，就是不寬容馮友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