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大學的成果庫裡取出一個專利進行轉化，要給學校多少轉讓費？站在國有資產管理角度，科技成果定價是一件矛盾的事。為迴避國資管理風險，大學和科研院所往往先和意向合作方協商初步價格，再聘請第三方機構進行評估。
怎樣讓更多科研人員利用學校科技成果開展創業活動？就得打破條框不走尋常路！比如，上海交通大學積極探索科研團隊主導成果轉化的新機制，創造性地趟出了“分割轉讓+成果評估”的轉化新路徑。即，通過協議約定將知識產權按1元名義價格進行分割，確定學校和科研人員共有成果所有權，而後再委託評估確定轉化價值。
“在科技成果轉化行為發生時，將知識產權的一部分所有權以一元名義價格轉讓給科研人員，達到‘從1到100’的獎勵激勵效果。”上海交通大學先進產業技術研究院院長助理劉群彥解釋說，當然，1元名義價格的分割，只是一個過渡性的轉讓流程安排，科研人員在成果評估後再按照30%比例向學校支付。
“不管是《科技進步法》還是《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法》，所涉的‘利益分配’均屬於成果轉化後的激勵機制。是否可將‘事後激勵’轉為‘事前權屬激勵’抑或‘事中權屬激勵’？”中科院大學知識產權學院副教授唐素琴認為，事前、事中權屬激勵模式已在我國科技成果活躍的地區試點探索，理論界將其概括為“西南交大模式”和“上海交大模式”。
分割轉讓+成果評估，紙上專利“變現”
自2015年—2019年，上海交通大學通過“分割轉讓+成果評估”轉化模式，全部或部分轉讓給科研人員的職務科技成果超過200項，轉讓後的評估價格超過6億元，用於教師創辦的企業接近40個，帶動社會投資超過20億元。
數字的背後是示範效應的放大。在上海交大帶動下，上海大學、上海海事大學等高校逐漸接受這種成果轉化方式，開始試驗和探索，以促進教職工的創新創業活動。
2018年雙創週上，北京術銳技術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北京術銳）的智能手術系統現場演示縫葡萄皮等精巧操作，讓不少人感嘆不已。2019年，該公司完成融資額約為6000萬元的A輪融資，融資主要用來擴充研發團隊、專利全球佈局、拓展適應症範圍和開展臨床研究。
“兩年來，北京術銳之所以能快速達到融資目標，得益於‘分割轉讓+成果評估’的轉化方式，將科技成果向科研團隊轉讓，是團隊以知識產權增資方式投資北京術銳的必要條件。”劉群彥說，這一成果轉化過程可分解為四步。
第一步，上海交大將“智能手術系統”科技成果以“1元名義價格”，按70%比例向上海交大機械與動力工程學院徐凱教授團隊轉讓。第二步，上海交大和徐凱委託第三方評估機構，確定職務科技成果市場價格。第三步，學校通過掛牌交易方式，向徐凱團隊轉讓剩餘科技成果（30%）所有權。第四步，徐凱團隊獲得科技成果的全部所有權後，將其出資給北京術銳。至於學校的收益，上海交大允許科研團隊在5年內，向學校分期按照30%的比例支付轉讓費。
職務成果轉化和創業，面臨三道坎
值得關注的是，科研人員利用高校、科研院所等的職務科技成果進行作價投資，實現成果轉化和科技創業活動，是科技成果轉化為現實生產力最直接、最有效的方式。在我國科技成果轉化的實踐中，社會投資者期望與科研人員“捆綁銷售”，科研人員則希望將像“自己孩子一樣”的科技成果，作為資本用於企業生產經營。
“由於科技成果與有形國有資產在管理上的同等性，高校、科研院所往往無法向科研人員直接轉讓職務科技成果。”在劉群彥看來，產生的不利後果表現在三方面：其一，科研人員自辦企業較少向單位申報，或即便申報也不被認可，導致“地下創業企業”大量存在；其二，科研人員創業過程中，大多數將職務成果由企業申請專利，導致職務科技成果的“界面模糊”；其三，創業企業出現規模效益後往往融資困難，不利於企業擴大再生產。
榮獲2019年度“求是傑出青年學者獎”的上海交大特別研究員盧策吾，也是利用科技成果創業的教師之一，他感慨：“這種方式讓成果轉化成為可能，幸虧當初我回國時選擇了上海交大！”
“在尊重創新規律與市場規律的前提下，打破科研成果轉化中不合理的條框，將職務科技成果交由科研人員直接創辦企業，成為上海交大幾年來成果轉化探索的重要內容之一。”劉群彥說，這一模式產生的社會意義在於，通過科技成果所有權的賦予，使得科研人員實現科技成果創業目標。
突破現有管理規定，事中權利激勵
“上海交大的‘事中權利激勵’模式，不是普遍賦予科研人員科技成果所有權，而是通過職務發明人或團隊主動表達轉化意願來啟動協議談判。”唐素琴坦言，在這種背景下，科技成果的成熟度和科研人員轉化熱情相對較高，轉化組織能力相對完善，成果轉化有針對性且效果可能更明顯。同時，藉助評估價格，即通過協議明確單位獲取轉讓費數額的做法，也部分消除了人們對國有資產流失的擔憂。
“職務科技成果轉化前，大多以知識產權為表現形式，放在櫃子裡不進行轉化的‘成果’無非是紙面上的權利。”劉群彥認為，這種以“事中權利激勵”為特點的改革實現了所有權激勵的突破。
在現行國有資產管理法律和政策下，高校職務科技成果被歸結為無形國有資產。2019年《事業單位國有資產管理辦法》修訂後，向他人（包括科研人員）轉讓時應當由單位通過文件，自行決定是否按照評估價格進行轉讓。國有事業單位為了迴避風險，往往規定按照評估價格轉讓。
劉群彥介紹，上海交大以“一元定價”方式，將部分所有權向科研人員協議轉讓，然後由學校和科研人員共同評估，學校享有部分（30%）採用掛牌交易方式實施。該做法突破了修訂後的《事業單位國有資產管理辦法》。
而在“事中獎勵”探索上，上海交大向科研人員轉讓所有權的模式，將70%的獎勵“前置”到科技成果所有權獎勵，這一做法突破了《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法》對科研人員的現金和股份不低於50%的“事後物質獎勵”模式。
在唐素琴看來，“上海交大模式”儘管相對合理，但“一元”基礎轉讓費的確定依據、成果評估價格高低，以及個人與單位之間的分割比例等問題的合理性和正當性，還需通過理論和實踐進一步驗證。
如何打破國有資產管理對科技成果轉化的桎梏？“根本上還需對國有科技成果的財產屬性和管理模式進行突破。財政部近日通過的國資管理新規定，進一步加大授權力度，釋放了科技成果靈活運用的新信號。”唐素琴指出。
“上海交大賦予科研人員職務科技成果所有權的實踐，證明有利於促進科研人員以科技成果從事創辦企業活動，且不損害國家科技創新的公共利益。”劉群彥建議，希望國家能允許高校、科研院所等國有事業單位，將職務科技成果所有權向科研人員協議轉讓。同時，從法律和政策上要區分科技成果和國有有形資產的性質，並啟動相關法律和政策的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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