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到中國在鴉片戰爭和鴉片戰爭之後的一系列失敗，我們一般會有這樣四種印象。第一種印象就是，奸臣當道，忠臣壯志難酬，林則徐後來被罷免發配就是最好的例子。第二種印象是，清政府目光短淺，腐敗無能，在戰場上一觸即潰，然後就一味地求和，甚至不惜割地賠款。第三種印象則是，中國的技術實在太落後了，只能用大刀長矛對付英國人的洋槍洋炮。第四種印象就是，英國人實在太帝國主義了，不光打了我們，還逼我們簽訂了一系列不平等條約。
這些印象不能說錯，但是這些結論實在流於表面。這些我們今天習以為常的論調，其實最早可以追溯到清朝末年。而1840年鴉片戰爭之後，不論是“洋務運動”的“師夷長技”，還是外交領域的苦苦支撐，都是在這些論調的籠罩之下，希望求一個賢臣良主、政治清明的局面。
但這種論調追求的局面，其實仍然是舊道德模式下的“忠良賢愚”。這也是為什麼茅海建把這本書叫“鴉片戰爭再研究”的原因。傳統中國統治崩潰的必然性已經孕育在東西方兩種體系的碰撞中。這就是晚清名臣李鴻章那個著名的形容——“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
我們先說，在純軍事領域，中國為什麼落後？
當然是技術落後，但中國的技術為什麼會落後？過去我們在回答這個問題的時候，總是習慣說當時的中國人沒有科學精神，科學不發達，所以造成技術不發達。但實際上，科學和技術是完全不同的兩個概念。在鴉片戰爭之前，現代意義上的科學思維，中國人確實是空白。但是在那個時代，科學水平和技術水平還沒有絕對的相關關係。
也就是說，沒有科學思維，技術上也不見得有那麼大的差距。沒有科學指導，中國古代史上也有輝煌的技術成就。所以，科學落後和技術落後不能混為一談。
具體到鴉片戰爭中，戰爭對陣雙方，也並不是熱武器的英國和冷兵器的中國之間的戰爭那麼簡單。要知道，中國的火器不僅發展得早，而且直到清代初葉也並不落後。鴉片戰爭的時候，中國軍隊也不是一支靠大刀長矛的冷兵器軍隊，他們是有火器的。
比如，明朝有一位名將叫戚繼光，是抗倭英雄，在他的軍隊裡就配備了一種叫“鳥銃”的火器。別看“鳥銃”這個名字聽起來有點土，實際上它就是葡萄牙的火繩槍，是當時最先進的槍械。而除了鳥銃之外，明朝還引進了小型的佛郎機炮和口徑130毫米的紅夷大炮，這種大型火器。清代的創始人努爾哈赤就在紅夷大炮下吃過大虧，直到清軍也成功地仿製了這些火器之後，才把戰場上的劣勢扳過來。
“鳥銃”
在鴉片戰爭以前，中國火器技術的巔峰，是清代康熙年間。當時，清軍掌握著最先進的武器裝備。清軍在和葛爾丹作戰的時候，葛爾丹就用一萬隻駱駝布了一座“駱駝城”，原本是想防止清軍的衝鋒，沒想到讓清軍的一頓火炮給轟成了渣。你想，那得是多大的場面。雖然說，這些武器都不是中國人自己發明的，但是當時的中國已經完全掌握了這些技術，而且從明朝末年到清代康熙年間，中國的火器技術一直在發展。
中國武器技術真正開始落後，是在清代初年平定葛爾丹、吳三桂這些大亂之後。
平定大亂之後，軍事技術就沒有直接的發展需求了，由於清朝並沒有大規模向外擴張的意圖，整體上傾向於國內治理，所以整個國家對於武器的熱情也不高，經費、人力都沒有向這方面傾斜。
由於重心在對內，清政府對於武器技術，除了不思進取，還加重了對技術的封閉。簡單地說就是嚴防死守、秘不外傳。清政府從這個時間起，對武器的態度就成了“天下太平以後就封起刀槍。”
當然，這個傳統從秦始皇時代就有。秦始皇就曾把天下所有的兵器都收繳起來，鑄成12個金人。在皇權看來，控制武器是防止內亂的最好方法。我掌握先進技術，但你沒有，我就能在軍事上壓制你。
秦始皇鑄的金人
這樣一來，清政府在武器技術上的重心，就不是研究，而是保密了。既然是保密，那就越少人參與越好，甚至越少人知道越好。比如，即使在軍隊之中，八旗軍隊配備的就是燧發槍，是比火繩槍更先進的槍械；而綠營，也就是漢人組成的軍隊，配備的還是鳥銃。這麼做的目的當然是保持滿族自己人的武力優勢，可是從鴉片戰爭開始，對外作戰的主力恰恰是裝備差的綠營軍隊。
而那些先進的火器，就因為長時間不使用，甚至被人遺忘了。比如，明朝末年的時候，中國就有爆破彈的技術，俗稱“開花炮彈”，殺傷力是很大的。但是因為保密體制，以至於到鴉片戰爭的時候，連林則徐都不知道“開花炮彈”是什麼東西，竟然又重新引進了一遍。
開花炮彈
即使是老的武器設備，在製造工藝上也有問題，這也有背後的制度原因。為了防止相應官員徇私舞弊，趁機貪汙，政府對武器生產進行嚴格的把控，甚至嚴到經費脫離實際的程度。一百年前批多少錢，現在還批多少錢，根本不考慮市場價的問題。在這樣的情況下，就出現了偷工減料的情況。
最典型的例子，是1835年，也就是鴉片戰爭五年之前，廣東為了加固虎門的防禦，鑄造了40門大炮。結果，這40門大炮在試炮的過程中，有10門火炮當場炸裂，還有5門不能使用，破損率竟然高達37%。注意，這可是破損率，剩下的雖然能使用，但究竟合格程度如何，還是不知道。為什麼火炮的報廢率這麼高，就是鐵的質量太差，炮管很難經得起炮彈的衝擊。據說，廣東那些炸裂的火炮中，炮身中的空洞居然可以裝下四碗水。
鑄鐵工藝達不到，只能想法彌補。第一種辦法，是改鐵炮為銅炮，這麼做工藝雖然達到了，但是中國銅礦少，銅炮不可能大規模裝配。還有一種辦法，就是給炮管加厚，這樣做雖然能保證炮不會炸裂，但是移動它卻成了難題，喪失了機動性。
火藥方面也是如此。我們都知道，火藥是中國的“四大發明”之一，很多人還會背火藥的配比公式“一硝二磺三木炭”，這可是中國人的驕傲啊。可是這只是一個大概比例，它只能讓火藥發生燃燒爆炸反應，卻不能讓它達到最好的爆炸狀態。
上面的內容說明，在軍事技術上，中國和西方的差距，還不僅僅是技術水平的差距，更重要的是社會協作網絡上的差距。任何一項技術都不可能單獨存在，支撐它的一定是一個複雜的協作網絡。清朝火器發展過程中，清政府設計的是一套保密體制。他這一保密，技術不斷重組的進程就被打斷了。不僅技術本身得不到發展和進步，甚至連火藥、鑄鐵這樣的上一級技術模塊，都因為沒有需求而消失了。
所以，中國軍隊在武器上落後，軍事實力差距大，不是因為當時的中國不懂如何製造火器，而是中國的政府制度嚴重限制了先進武器的生產和發揮。這才是中國在純軍事領域落後的主要原因。
但在具體戰爭過程中，清政府為什麼在戰略上搖擺不定，甚至錯誤百出。
熟悉鴉片戰爭的人都知道，在鴉片戰爭的整個過程中，清朝的戰略指揮可以說是一塌糊塗。比如說，三番四次地臨陣換將，從林則徐到琦善，到楊芳，再到奕山。戰爭態度，也在“戰”與“和”之間搖擺不定。甚至出現了，琦善私自和英國簽訂合約的情況。以至於，清政府既錯過了最佳戰機，也錯過了最佳的求和時機，最終只能被迫簽訂條件苛刻的《南京條約》，割地賠款。更荒唐的是，在鴉片戰爭期間的大部分時間裡，道光皇帝都以為我們在戰場上是佔優勢的。為什麼會這樣，因為面對具體的敵人，清政府的整個國家機器都出了問題。在體量上，清朝就是個巨人，這個巨人太大了，已經大到行動遲緩，手腳嚴重不協調的程度。
為什麼這麼說呢？
1840年的7月5號，英軍已經放棄了廣東，直接北上打下了浙江的定海。可是12天后，道光皇帝收到的奏報還是6月中旬林則徐在廣東給他寫的。林則徐在奏報裡說，皇上你放心，我們這兒準備得萬無一失。一直到八月初，道光皇帝才模模糊糊知道，浙江出事了。清政府對戰局信息的統籌，最快也要一個月時間，這場戰爭怎麼打。
當然，這件事表面上也可以把它理解為技術問題，快馬加鞭當然反應慢，如果我們和英國人一樣有了電報、鐵路，這個問題是不是就能解決了？當時清政府的真正缺陷在於整個官僚制度，它有一個解決不了的內在矛盾，就是皇帝和官僚系統之間的那種永遠也化解不了的恩仇。
皇帝高坐在金鑾殿的頂端，他對他自己親手構建起來的這個官僚組織永遠是不信任的，因為他能看到的只有紫禁城，只有官員們呈上來的奏報。皇帝不是傻子，他知道全天下還有很多事他不知道，說白了皇帝知道自己一定會被官員矇騙。甚至他還會疑心，是不是有人要奪他的位置。所以中國古代的皇帝為什麼總是寵信太監？因為太監是他的家奴，太監所有權力都只能依附於皇帝，本身不可以篡位。
在鴉片戰爭中，道光一開始派過去的是林則徐，後來林則徐倒臺，又派過去一個能臣叫琦善。琦善去了之後，就開始推動和平協定，但因為他私下把香港許給英國人，後來又撤職。撤職之後，道光皇帝就嚴重不信任琦善，居然直接把他的家給抄了，但理由不是他沒把事辦好，而是懷疑他貪汙受賄。
琦善
不信任是互相的，皇帝不信任臣子，臣子也不信任皇帝。雖然他們表面上都說臣肝腦塗地。但實際上，臣子的本能就是推卸責任，這任務交給我了，我想的不是怎麼幹好，而是怎樣不出錯。
所以後來在1841年的時候，皇帝又新派奕山去和英國人作戰。按理來說，救兵如救火，應該火速進軍。但奕山卻一路磨磨蹭蹭，走了將近兩個月。為什麼要這樣？因為奕山不願意承擔責任，想靜以待變，如果前方有利，就日夜兼程往前線趕。如果前方出點問題，那就能拖就拖，反正我沒到前線，責任就不在我。
就連林則徐也是這麼幹的，他總是跟道光皇帝說我這兒沒問題，英國人只會打水戰，一上岸膝蓋不能打彎。要知道他雖然是睜眼看世界之第一人，但也是文官系統的一員，免不了因為追求安穩而糊弄皇帝。再比如說琦善，他就跟道光講，英國人之所以會北上，是因為在廣州受了林則徐的氣，沒辦法只好跑到北京來伸冤。皇帝一聽，他們既然是受了林則徐的氣，那把林則徐給辦了不就行了嗎？結果林則徐就被髮配新疆了。
官僚系統的這種殘酷性就在這裡，雖然你沒犯什麼錯，可是一旦出現外部性危機的時候，你就有可能直接被當作替罪羊，這種事情在鴉片戰爭當中發生了很多。那官員們怎麼辦呢？很簡單，騙！你看，當時在廣州前線，沒好下場的就是兩個人，一個是林則徐，一個是琦善，因為兩個人相對比較實在，還不敢跟皇上瞪眼說白話。
可是第三任主帥奕山就聰明瞭。他到了廣州之後，知道打不過英軍，就一方面和英國人求和，許給英國人600萬兩賠款，一方面有換一套說辭矇騙道光，說英國人已經恭順天朝，乾脆賞他們600萬銀子吧。結果皇帝一高興，不僅讓奕山加官晉爵，連帶著五百多個人都升官。
奕山
所以，鴉片戰爭有一個特別奇怪的現象。這麼大規模的戰爭，敗得那麼慘，可是真正因為戰敗，而被處斬的只有一個人。剩下的什麼林則徐、琦善、奕山、耆英、奕經，沒有一個是被處斬的。琦善雖然被抄了家，判了斬監侯，最後也是不了了之，甚至官復原職。
也就是說，國家喪權辱國，割地賠款，但卻幾乎沒有人為這個事兒負責。不但沒人負責，從皇帝到百官，大家還喜氣洋洋各得其所。所以，對清廷君臣而言，他們對自己面對的這種體系衝突一無所知。在皇帝和官員們眼中，1840年的戰爭只是一場被放大了的局部爭鬥。他們無法得知，西方文明體系的威脅將在此後不斷延續、擴大，並且愈演愈烈。正因為如此，才又有了後面的第二次鴉片戰爭。
總之，清朝皇帝和官員的互相不信任，這種內在矛盾造成了整個鴉片戰爭的戰略混亂。
清政府在“鴉片戰爭”中失敗之後，英國就逼著清政府簽訂了《南京條約》。一說到《南京條約》，我們的第一個反應就是，它是一個不平等條約。比方說2100萬銀元的戰爭賠款，還有割讓香港，再比如治外法權和協定關稅。大面上看當然是這樣，但是一旦深入到歷史的細節，就有意思了。
割地和賠款是《南京條約》，協定關稅和治外法權是《虎門條約》。那哪一份算是不平等條約呢？嚴格意義上講，《南京條約》其實不能算是不平等條約。臺灣歷史學家李定一先生就說過，自古以來戰敗國都是這個待遇，從羅馬帝國到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戰，打敗了的一方要割地和賠款，這有什麼可說的。
所以，如果嚴格地按國際法來說，《南京條約》其實是一個平等條約，雖然我割地賠款，但我們的關係還是對等的。開放通商口岸也是，我只是讓你來貿易而已，而且規定你只有這五個地方可以，別的地方都不行，做生意也都是平等的。真正讓中國和英國之間地位不平等的，是後來補充簽訂的《虎門條約》。有意思的事來了，主動推進《虎門條約》簽訂的，不是英國，而是清政府。這是怎麼回事呢？
《虎門條約》
《南京條約》簽訂之後，英國人既然得了賠款，又得了香港，最主要的是打開了中國的五個通商口岸，還有其他的一些優惠，目的基本上達成了，比較滿意。但清政府這邊的小心思就多了，簡單來說，就覺得英國人是強盜，《南京條約》滿足不了他們，他們一定會得寸進尺。其實，按照西方的國際規則，兩國簽訂條約後，都必須遵照執行，該賠款的賠款，該撤軍的撤軍，誰違反了就是單方面毀約。不但條約作廢，而且要受到國際譴責。
但是，鴉片戰爭的時候沒人知道這個事情，他們還是按照以前的思維來看待這個事，覺得所謂條約就是暫時的停戰協議，隨便找個藉口就能撕毀重來。所以，在簽訂《南京條約》之後，有一位大臣就寫了一個《十可慮》，就是有十件必須要考慮的善後大事，或者說十件值得憂慮的事。
說是大事，實際上不過是兩國之間一些雞毛蒜皮的小事。比如，在鴉片戰爭過程中，英國曾經以佔領天津為目標，很明顯，英國人對天津有興趣啊。可是在《南京條約》裡開放的通商口岸中，又沒有天津，那英國打的是什麼主意？再比如，戰爭之後，中國的沿海各省肯定要修築海防工事，萬一引起英國的猜疑，進而阻撓怎麼辦？
表面上看，好像每件事都很具體，但實際上都是杞人憂天，說白了就是沒有契約意識。問題是，在當時不止這位大臣這麼想，包括皇帝在內的所有人都這麼想。所以到最後，道光皇帝乾脆給耆英——也就是負責《南京條約》簽訂的滿族大臣——下了一道聖旨，讓他在《南京條約》簽訂之後，繼續談“一切要緊事件”。
耆英
但究竟什麼是要緊事件，道光皇帝也沒說，耆英只能按照自己的理解主動去找英國人交涉。於是，耆英就按照自己的想法，主動要求要給《南京條約》做“添注”，也就是補充條約。結果，就是這個補充條約奠定了中英關係不平等的基礎。
耆英提出的交涉意見一共有十二條，比較複雜，我們只說最關鍵的兩點，就是治外法權和協定關稅。
先說治外法權。簡單來說，就是英國人在中國犯了罪，中國政府無權審判，必須將罪犯帶回英國才能定罪。也就是說，無論英國人在中國犯了什麼罪，都有正當的理由逃避中國的司法審判。至於英國怎麼判，跟中國就沒有關係了，這不是典型的不平等關係嗎？
而最開始提出這種想法的，不是英國人，是耆英。耆英的初衷也不是故意要把審判權送人，他的初衷是為了避免麻煩。萬一英國人在中國犯罪之後，英國政府要庇護怎麼辦，沒準又成了英國人挑釁和發動戰爭的藉口。
就算不成為藉口，但對於中國官員來說還是個很麻煩的事，至少要向上批示吧，還有得跟英國交代清楚吧。所以，乾脆就不要這個麻煩，你英國人在中國人犯了罪，你們自己帶回去處理。如果其中有中國人參與，就由中國司法來審判。
說白了，耆英的本意就是，咱別那麼麻煩了，乾脆“你的歸你，我的歸我”，但實際卻是把中國的獨立司法權拱手想讓，最後落在條約中，就變成了白紙黑字的“治外法權”。
另外一件事，協定關稅問題，則是在《南京條約》中有過討論的。英國人本來的意思是，你們清朝的關稅制度太混亂了，每個省都不一樣，沿海和內陸也不一樣，現在開的通商口岸又不在一個省，所以你們自己商量一下，把關稅統一就行了。你看，英國人只是要求統一關稅，至於定多少你們自己說了算，別太高就行，沒有不平等的意思。
但是，在耆英商談補充條約的時候，自己把這一條否決了。初衷也可能是覺得，由我們自己定關稅太麻煩，萬一英國人覺得不合適又節外生枝，所以還是按照以前廣東的辦法，咱們商量著來。
這個心思一經提出，英國人當然巴不得，立即和耆英等人把160餘種貨物的關稅定了下來。然後英國人再在文本上偷樑換柱，關稅由《南京條約》的“自主統一”變成了“關稅的變更，中國需和英國商量。”別看“商量”這個詞好像很和氣，但是從此以後，中國就喪失了單方面變更關稅的權利。
這些事情經過重新協商之後，就變成了《虎門條約》，這才是在國家關係上讓中國和英國不平等的根源。表面看，是英國人在玩把戲，利用耆英對西方國際規則的無知，哄騙出許多額外權利，讓中國逐漸喪失主權。這種說法當然也不錯，但是細看當時的具體過程，未嘗不是清政府自找的結果。
道光皇帝也好，大臣耆英也好，他們的初衷都是在《南京條約》簽訂的情況下，要儘量免除後患。這些人的初衷是爭取一點利益，佔一點便宜，但最終的結果卻更嚴重了。這才是，鴉片戰爭中“不平等條約”簽訂的真相。
當這些細節被攤開來看之後，我們就會發現，鴉片戰爭，乃至於整個中國近代的挫折，其實都是國家體系，甚至是文明體系的所造成的。比如我們前面說的三個部分，軍事技術、官僚體制和外交認識，其實都不是清政府所獨有的。在《萬曆十五年》這本書中，作者黃仁宇就說，早在明朝的時候，中國就有完成軍事現代化的組織，也就是全面進入熱武器時代。但為什麼沒有成功呢？理由和今天說的一樣，因為社會組織和生產方式不支持。而皇帝和大臣互相不信任的現象，就更是自古以來的問題了。至於外交認識，早在幾百年前，宋、遼、金三朝之間，就頻繁地簽訂和撕毀條約，只不過延續到清朝而已。所以，中國近代的種種危機，歸根結底，都是國家體系和文明體系的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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