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創始團隊：最初的神明（191）
李世民抓修史的事，算提前給自己作個小結。接下來，他又開始琢磨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
貞觀十七年（643年）七月，房玄齡呈上新修的《實錄》。九月，外交部接待了一位神色匆匆的訪客。
‘庚辰（九月四日），新羅遣使言百濟攻取其國四十餘城，復與高麗連兵，謀絕新羅入朝之路，乞兵救援。’
新羅是當時朝鮮半島上一個國家。半島的形勢是高句麗佔據北方，新羅和百濟分別在東南和西南。這三家爭鬥不斷，大概是個縮小版的三國演義。李世民從前就給他們調停過糾紛。現在新羅又派人來告狀，說那兩小子揹著唐朝在搞事，妄圖以武力改變地區現狀。老大你趕緊派兵，不然我以後恐怕連報信的機會都沒了！
半島三國
其實李世民關注東北方向很久了。前面介紹過，貞觀五年他就派人前往高句麗，收葬隋朝陣亡將士屍骨。貞觀十五年，又派國防部測繪局局長（兵部職方郎中，掌天下地圖）陳大德出使高句麗。這陳局長估計走之前領了鉅額的專項經費，每到一個地方就給當地領導送上厚禮，說：“我這人沒別的愛好，就喜歡遊山玩水。此地有何奇絕之處，麻煩找人帶我轉轉。”藉機觀察山川形勢，同時摸摸當地民情。這一路還聯絡上當年隋煬帝徵遼時，遺留當地的中國人，跟他們宣傳國內形勢：你們故鄉親人都很好，不用掛念。‘數日後，隋人望之而哭者，遍於郊野。’等於為唐朝培養一支第五縱隊。
陳局長回國後，估計帶著測繪局的同志們加班加點，繪製出一批軍用地圖。一比五萬、十萬的不一定有，五十萬、一百萬的應該沒問題。當然，這些機密事項史書裡是看不到的。但外交活動，派一個管地圖的國防部局長去幹什麼呢？還帶那麼些錢，不可能都陳局長自掏腰包吧。
史書只記下陳大德不痛不癢一句話，說他向李世民報告：“我軍殲滅高昌國，對高句麗震懾極大。這次我去，接待比平時明顯高了個檔次。”
李世民的回答就很有意思了，他說：“高句麗佔據的地盤，原先就是中國土地（漢武帝曾在朝鮮半島設樂浪、玄菟、真番、臨屯四郡）。我搞幾萬兵拿下它不難（此處具體談了一個水陸並進的作戰方案），只不過現在中原老百姓還未恢復元氣，不想讓他們太辛苦而已。”
你說李世民一天到晚不知有多少大事要忙，專門抽時間接見一個司局長的機會有多少？而且還跟他講這麼一大通，又是作戰計劃、又是（絕密的）戰略企圖。要說陳局長沒帶著特殊任務去、沒拿點象樣的東西彙報，真是打死都不信。
漢四郡
恰好，這時新羅主動上門救援。李世民估計也沒和底下人商量，直接擬了道詔書給高句麗：“新羅一向守規矩，你跟百濟趕緊的退兵。要不聽招呼，我明年可就發兵了哈！”（‘新羅委質國家，朝貢不乏，爾與百濟各宜戢兵。若更攻之，明年發兵擊爾國矣！’）
他發這個詔書也很有意思：挑頭打新羅的是百濟，他不找百濟找高句麗，怎麼看都有點找藉口的意思。
不過，出兵遼東在當時算是個禁區。隋朝滅亡，徵遼是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那地方多山嚴寒、易守難攻，經濟又不發達。就當時的情況而言，屬於多它不多、少它不少。對應中原王朝的態度，是有錢有閒就打一打、沒錢沒閒就拉一拉。
貞觀時期的唐朝，內外形勢相對穩定，算有點閒吧。有錢就完全談不上了，主要是人口太少。農耕社會，有勞動力才有產出。貞觀六年，馬週上報告說‘現在人口才隋朝時十分之一’；李世民去世後三年，財政部給高宗李治上個報告，說全國有戶三百八十萬、大概兩千來萬人，仍然不到隋朝的一半（近九百萬戶、四千六百多萬人）。
李世民那時候幾場對外戰爭勝利，國家勢力範圍急劇擴張。西邊搞到青海新疆，北邊管到內外蒙古。地打贏了當場就可以佔領，人口（及國力）的增長可沒辦法一天完成。靠這區區兩千萬人（勞動力人口還更少），那時候又沒有機械化設備，支撐下來已是捉襟見肘。要不然，李世民為什麼一聽說西突厥軍重返西域，就後悔派兵佔領高昌？這時候再到東北開闢新的戰場，搞不好就就有崩盤的危險。
其實不僅僅建國初期，整個唐代，怎麼支撐東西兩線作戰，始終是個老大難問題。由這個問題，甚至牽扯出一系列更嚴重的後果。當然這是後話，起碼貞觀時期，絕大多數人的意見是反對用兵的。李世民直接下詔書說要打，肯定沒經過中央班子的統一研究。
那麼，他為什麼對這個事如此起勁呢？
李世民做事，一向謀定而後動。處理國家大事，也一貫善於聽取群眾意見。尤其隋煬帝犯下那些錯，更是整天掛在嘴邊，說大家要吸取教訓，為什麼偏偏在這個最嚴重的問題上，鐵了心要走楊廣的老路？
前人對此有種種解釋，有的說好大喜功，有的說為子孫安邊，都有道理。但最根本的，應該和李世民性格有關。和所有偉大的領袖人物一樣，李世民的性格特點是積極進取、永不滿足。所謂‘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這是根植於中國文化深處、一種開拓進取的衝動。沒有這種衝動，單憑所謂的保守、中庸，是不可能造就出，一個屹立數千年文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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