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超先生被譽為“中國知識分子第一人”，翻閱歷史，你會看到對他的評價是這樣的：中國近代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史學家、教育家、文學家，以史學研究成績最顯著，是近現代歷史上一位百科全書式的人物。
因為他的身份，我一直覺得他在家應該是那種不苟言笑、嚴謹刻板的家長。最近讀《梁啟超家書》，看他與子女的交流，徹底顛覆了我對他的形象定位。原來，他竟然是一位感情豐富、嚴慈相濟的父親！
梁啟超一生養育了九個子女，依次為：思順、思成、思永、思忠、思莊、思達、思懿、思寧、思禮。其中，思順、思成、思莊為原配夫人李蕙仙所生，思永、思忠、思達、思懿、思寧、思禮為第二個夫人王桂荃所生。
他的九個子女都各有成就：長女思順是詩詞研究專家；長子思成、次子思永及最小的兒子思禮分別在建築學、考古學、火箭系統控制方面成就斐然，成為中國科學院院士；其他子女有著名的圖書館學家、經濟學家、社會活動家、軍人，每個孩子都找到了自己人生的方向，並終其一生為事業而奮鬥。
《梁啟超家書》收錄了梁啟超寫給子女的一百多封信，在這些信中，他雖然也會對兒女進行教育、指導，但更多時候是像朋友一樣的交流、傾訴。
讓我感觸最深的是他跟孩子們之間的親密關係，女兒思順成年成家了，他還口口聲聲稱呼“寶貝思順”，對待其他孩子也是如此，“小莊莊”、“老白鼻（baby）”、“司馬懿”、“六六”都是他日常對孩子們的暱稱。
有父可愛如此，孩子該多麼幸運！
愛女如命 人盡皆知
有人說“女兒是父親前世的情人”，梁啟超對女兒的愛恰是這句話最好的證明，尤其是對長女梁思順。
思順對梁啟超來說，既是女兒，又是朋友，還是工作上的助手，他的大部分家書都是寫給思順的。
思順在國外讀書，因學業緊張，拼命用功，梁啟超接連不斷寫信勸慰，唯恐女兒因學習影響身體健康。
1912年12月16日致思順書：
“來復日（星期天）必須休息，且須多遊戲運動。……汝必須順承我意，若固欲速以致病是大不孝也。汝須知汝乃吾之命根。吾斷不許汝病也。”
1912年12月18日致梁思順書：
“吾愛女之名舉國皆知，故交相見者，無不問汝，卻無人問思成以下。……汝求學不必太急，每來複十四小時總嫌太多，多留兩三月，絕不關緊要。”
梁啟超生病時格外思念思順，想讓她知道，又怕她知道後擔心，矛盾之情溢出筆端。
1913年4月18日致梁思順書：
“吾每不適，則呼汝名，聊以自慰，吾本不欲告汝，但寫信亦略解吾煩憂也。惟汝斷不許緣憂我之故而荒學或致病，果爾，是重吾憂也。”
梁啟超歸來和家人團聚，可是思順在國外，仍然不得相見，想念變得更加濃烈。
1923年1月15日致思順書：
“寶貝思順，我現在就上車回家了，明天晚上就和你媽媽弟弟妹妹在一塊了，現在很想起你。……幾個月沒有飲酒了，回家兩天就是你媽媽生日，我想破戒飲一回，你答應不答應？”
1923年8月1日致思順書：
“寶貝思順，得覆電，大慰。我因久不得汝信，神經作用無端疑汝有病耳。……我和思莊說，明年姐姐回來，我帶你們姐妹去逛地方，不帶男孩子了。”
思順帶妹妹思莊出國讀書，父親對女兒的牽掛頓時翻倍。
1925年4月17日致思順、思莊書：
“寶貝思順、小寶貝莊莊，你們走後，我很寂寞。……思順離開我多次了，所以倒不覺怎樣，莊莊這幾個月來天天挨著我，一旦遠行，我心裡著實有點難過。但為你成就學業起見，不能不忍耐這幾年。”
看梁啟超寫給女兒的信，覺得他真的特別會表達情感，作為父親，實屬難得。中國自古以來，“父親”這個詞自帶威嚴，父親愛孩子常常是隱性的。孩子幼年時或可與父親玩鬧嬉戲，很少有父親與成年的子女特別親暱，梁啟超顯然是個例外。他毫不吝嗇的表達自己對女兒的疼愛和思念，以至於“愛女之名舉國皆知。”
梁思莊
正是因為得到了父親那麼多的愛，梁啟超的孩子們個個堅韌，尤其是思順。長姐如母，父母去世後，她成為年幼弟妹們堅實的依靠。後來，她的丈夫早逝，她又獨自撫養四個孩子，其中艱苦可想而知。
有人說從小被父母寵愛的孩子會比較自私，沒有愛心，這是錯理解了“寵愛”。“寵愛”不是“溺愛”，父母愛孩子，給多少愛都不為過，所有愛的行為和語言，都會慢慢滲透進孩子的血液裡，讓他們變得溫暖而強大。
言傳身教 細心呵護
三字經中有言“養不教，父之過”，父親在孩子的教育上擔當著重要的角色。梁啟超身為父親，在大事小情上對孩子們悉心指導，為他們的成長保駕護航。
對於社會責任，他這樣告誡思順：
1919年12月2日致思順書：
“得十月二十一日稟，甚喜，總要在社會上常常盡力，才不愧為我之愛兒。人生在世，常要思報社會之恩，因自己地位做的一分是一分，便人人都有事可做了。”
1923年11月5日致思順書：
“我常說天下事業無所謂大小，士大夫究極天下和農夫善治其十畝之田所成就一樣。只要在自己責任內，儘自己力量做去，便是第一等人物。”
梁啟超雖然總把女兒莊莊捧在手心裡，卻不許她有依賴之心，對她的學習和生活都還是有要求的。該寬則寬，該嚴則嚴，因他有明確的標準，孩子的行為便有據可依。
1925年7月10日給孩子們書：
“我說你（思莊）‘別要孩子氣’，就是叫你對於正事——如做功課，以及料理自己本身各事等，自己要拿主意，不要依賴人。至於做人帶幾分孩子氣，原是好的。你看爹爹有時還有‘童心’呢。……至於未能立進大學，這有什麼要緊，‘求學問不是求文憑’，總要把牆基越築得厚越好。”
1927年2月6日-16日給孩子們書：
“我有點捨不得你（思莊）獨自一人在那邊，好在你已經長成了大孩子了，我一切都放心，你去年的錢用得很省檢，也足見你十分謹慎。但是我不願意你們太過刻苦，你們既已都是很規矩的孩子，不會亂花錢，那麼便不必太苦，反變得寒酸。你趕緊把你預算開來罷，一切不妨預備鬆動些。”
思順母親去世後，因幾個大孩子都在國外，喪葬事宜都由思順二叔籌備，為此，梁啟超給孩子們寫了下面的話，教育他們要懂得感恩圖報。這也是在教孩子做人的道理。
1925年9月13日給孩子們書：
“這等事本來是成、永們該做的，現在都在遠，忠忠又為校課所迫，不能效一點勞，倘若沒有這位慈愛的叔叔，真不知如何辦得下去。我打算到下葬後，叫忠忠們向二叔磕幾頭叩謝。你們雖在遠，也要各個寫一封信，懇切陳謝（莊莊也該寫），諒來成、永寫信給二叔更少。這種子弟之禮，是要常常在意的，才算我們家的乖孩子。”
梁啟超九個孩子個個成才，終究與他的教育方式和教育理念分不開，當梁思成苦惱於自己所學的專業實用性不強時，他給了思成這樣的解釋：
1927年2月6日-16日給孩子們書：
“思成來信問有用無用之別，這個問題很容易解答，試問唐開元、天寶間李白、杜甫與姚崇、宋璟比較，其貢獻於國家者孰多？為中國文化史和全人類文化史起見，姚、宋之有無，算不得什麼事，若沒有了李、杜，試問歷史減色多少呢？……我生平最服膺曾文正兩句話：‘莫問收穫，但問耕耘’。將來成就如何，現在想他作甚？著急他作甚？一面不可驕盈自慢，一面又不可怯懦自餒，儘自己能力去做，做到哪裡是哪裡，如此則可以無入而不自得，而於社會亦總有多少貢獻。我一生學問得力專在此一點，我盼望你們都能應用我這點精神。”
孩子在外遇到困境時，梁啟超就是他們堅強的精神支撐。“莫問收穫，但問耕耘”,他以此為座右銘，也以此勸慰兒女，激勵他們砥礪前行。
1927年1月27日給孩子們書
“順兒著急和愁悶是不對的……凡著急愁悶無濟於事者，便值不得急它愁它，我向來對於個人境遇都是如此看法……現在處這種困難境遇正是磨練身心最好機會，在你全生涯中不容易碰到的，你要多謝上帝玉成的厚意，在這個當口兒做到‘不改其樂’的工夫才不愧為爹爹最心愛的孩子哩。”
1927年5月5日給孩子們書
“爹爹雖然是摯愛你們，卻從不肯姑息溺愛，常常盼望你們在苦困危險中把人格能磨練出來……我自己常常感覺我要拿出自己做青年的人格模範，最少也要不愧做你們姊妹兄弟的模範。我又很相信我的孩子們，個個都會受我這種遺傳和教訓，不會因為環境的困苦或舒服而墮落的。”
助子成材 傾盡所有
梁啟超為子女成材用心良苦，他寧肯別的地方節省，也絕不讓孩子在教育上有所虧欠。
為使二兒子思永在考古學上有所進益，梁啟超親自為他聯繫自費參加著名考古學家李濟在山西的考古發掘，還和瑞典考古學家斯文赫定聯繫，讓梁思永自費參加他的考古活動。1927年4月，連續三封長信跟思永商量行程。
1927年4月21日致思永書
“我想為你的學問計，這是千載難逢的機會，若錯過了，以後想自己跑新疆沙漠一趟，千難萬難。因此要求把你加入去，自備資斧——因為犯不著和那些北京團體分那點錢（錢少的可憐）——今日正派人去和哈丁接洽，明後日可以回信，大約十之八九可望成功的。”
為了幫助梁思成了解西洋美術及建築，梁啟超專門籌集了五千美金，讓畢業新婚的梁思成、林徽因取道歐洲回國，兼度蜜月和考察。
1927年12月18日致思成書
“我替你們打算，到英國後折往瑞典、挪威一行，因北歐極有特色，市政亦極嚴整有新意，必須一往……由是入德國，除幾個古都市外，萊茵河畔著名堡壘最好能觀一二，回頭折入瑞士看些天然之美，再入意大利，多耽擱些日子，把文藝復興時代的美，徹底研究瞭解。最後便回到法國，在馬賽上船，到西班牙也好，劉子楷在那裡當公使，招待極方便，中世及近世初期的歐洲文化以西班牙為中心。中間最好能騰出點時間和金錢到土耳其一行，看看回教的建築和美術，附帶著看看土耳其革命後政治（替我）。”
要知道，這番張羅是在梁啟超去世前僅一年，當時他身患重病，時常便血，極為痛苦，且家境已不富裕。在關注孩子的教育和前途上，梁啟超可謂竭盡全力。
看完《梁啟超家書》，我明白了梁啟超的子女都能有成就絕不僅僅是基因的強大，而是取決於他與子女相處的方式。現在有一種說法叫“對孩子而言，好的關係比好的教育更重要”，梁啟超與子女之間親密的關係為他們後來的成就奠定了基礎。
梁啟超憂國憂民，一生為國家興亡奔忙，但他仍然以自己獨特的教育方法將自己的學識和感悟潤澤在兒女身上，使九個子女各有成就，堪稱中國家庭教育的楷模。
閱讀更多 讀史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