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平事蹟
崔述 （清代考古辨偽學家）
崔述 （清代考古辨偽學家）
崔述，字武承，號東壁，直隸大名府人。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舉人。歷任上杭羅源知縣等。清朝著名的辨偽學者。著作由門人陳履和匯刻為《東壁遺書》，內以《考信錄》三十二卷最令學者注目。他發憤自勵，專心撰寫《考信錄》。嘉慶十九年（1814年），該書完稿。翌年，崔述不顧年老多疾，自己修訂了全集88卷總目。9月22日，又將自己的書裝為九函，並留下遺囑。二十一年二月，崔述去世，享年77歲。
他出身書香門第。曾祖崔輯麟、父親崔元森都是明道經世的儒家學者。他天資聰穎，勤奮好學。父親崔元森對兒子崔述寄予厚望，家教嚴格。他牙牙學語時，父親就教他識字，每每見到門聯匾額、藥櫥菜譜， 父親都指指畫畫，認真教兒子認讀，並形象地講解字義。他剛懂事，父親就隨讀隨講，教他學習《三字經》、《神童詩》等啟蒙課本。在父親的教導下，他從五歲起，就開始攻讀儒家經典“四書五經”。父親教導有方，每講授完一遍課文，就讓他誦讀百遍，自覺瞭解文義。正是在父親的嚴加管束和悉心教導下，他才孜孜求學，熟讀經書，學業有成。
求學入仕，正是當時學子們的追求目標。乾隆十九年（1754年），他到大名府應童子試，名列第一，受到知府朱煐的賞識。朱煐把他召到府內晚香堂，延請名師執教，與他兒子士琬一塊學習。他在晚香堂求學八年，學業大有長進，填詞賦詩，著文應對，出口成章，下筆成文，風發泉湧，才華橫溢，被稱為“當世奇才”。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他與弟弟崔邁應順天府鄉試，雙雙中舉，一時傳為科舉佳話。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他奔赴陝西邠州迎娶大名才女成靜蘭。他們夫妻次年迴歸家鄉。這時，恰逢家鄉鬧水災，崔述一家流離失所，居無定處。大名知縣秦學溥非常器重崔氏兄弟，特意在禮賢臺畔購房置屋，供他們一家居住。他懷才不遇，此後五次到北京參加會試，都名落孫山。他屢試不第，心灰意冷，再也無意仕進。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為了生計，他在武安設館，走上了教書的道路。他先後在武安、魏縣、邯鄲、大名、彰德等地教學。
嘉慶元年（1796年），吏部從會試落第舉人中選拔官吏，他在五十七歲時才得已充任福建羅源知縣。他為官期間，盡心盡職，興利除弊，利公濟民，受到百姓的愛戴和擁護，但他嫉惡如仇，為政清廉，秉公執法，受到了當地達官顯貴的忌恨和陷害。官場的險惡、虛偽、冷酷，使他的雄心抱負破滅了。他在福建羅源、上杭僅做了六年縣官，就乞老還鄉,專心著述。嘉慶二十年（1816年），他病逝家中，享年77歲。
著述立說
清朝中期，清政府大興文字獄，強化思想文化控制，致使研究社會現實問題的學術風氣受到壓制，而以考經證史為務的新風氣——考據學蔚然興起。因以漢代學風相標榜，考據學又稱為“漢學”。這一考據復古風氣在乾（乾隆）嘉（嘉慶）時期“燦然中天”，鼎盛一時，故又稱“乾嘉學派”。在當世學術思潮的影響下，崔述一邊教學，一邊研治經史，著書立說。他承繼家父明道經世之遺志，不以訓詁考據為能事，而是專以辨虛實為要務。他在三十歲時，愈發覺得“經傳多異”、“傳經失誤”，群經後世傳注多與原文本義不同。他重新認識儒家經典及後世傳注，由懷疑而轉入辨偽、考信，由治經轉而治史，“窮心經史”，正本清源，去偽存真，留傳真經，保存信史，以維護儒家正統的權威性。他傳承和發揚中國儒學批判與疑辨的精神傳統，按照以經證史的的原則，以細於推求、長於考信的治學方法，對三皇五帝、夏商周三代、乃至孔孟二聖的古書古事進行了較為系統的辨偽考信，批駁了先秦諸子的種種謬誤之處，糾正秦漢以後千百年來群經註疏的諸多繆傳與偽說。他迴歸儒家原典，“考信於六藝”，對於註文相符部分，給予肯定；對於註文不合部分，一一辨明；而對於無證無考的部分，寧缺存疑，也絕不妄言惑世。
他以儒家經書為準，遵造“考古必確、析理必精，考而後信”的治學原則，對於戰國秦漢以後關於上古史的種種說法，一概溯其根源，細加考察，一件一件辨其真偽，澄清了其中諸多曲解附會之說，提出了不少獨到而精當的見解。他在《唐虞考信錄》中，考證三皇根本不存在，唐虞以前的帝位，既無禪讓，也無繼承；在《洙泗考信錄》中，他指出了《史記·孔子世家》的種種不實之處，批駁了《孔子家語》的誣罔之說，甚至對《論語》的謬論也有所指責，清除了漢儒美化、乃至神化孔子的虛妄、誇大之詞，還原了一個歷史上真實的孔子；《古文尚書》唐宋以來，長期被奉為儒家經典。他在《古文尚書辨偽》一書中，從《古文尚書》的著述源流、文體形式、語言風格入手，以“六證”、“六駁”的論述方式，考辨二十五篇經文之偽，成為明清以來考證《古文尚書》之偽的力作。
他辛勤筆耕，潛心著述，歷經40多年，終於寫出了史學考辨名著《考信錄》。該書三十六卷，包括《考古提要》二卷、《上古考信錄》（考證開闢之初，三皇五帝之史實）二卷、《唐虞考信錄》（考證堯舜之事）四卷、《夏考信錄》（考證大禹及其以後事）二卷、《商考信錄》（考證成湯前後事）二卷、《豐鎬考信錄》（考證西周史事）八卷、《洙泗考信錄》（考證孔子及其弟子事蹟）四卷、《孟子事實錄》（考證孟子之事）二卷、《考古續說》二卷、《別錄》三卷、《餘錄》三卷、《附錄》二卷。
此外，他還擅長詩文，造詣頗深，著有《無聞集》、《知非集》、《小草集》等文集16卷。他的詩以五言、七言為主。迴文詩《春日》觀賞景物細緻，耐人尋味。他在詩中寫道：“細雨春濡柳，輕風晚落花。砌幽生草碧，城古帶斜煙。”《蓼花》詩表達了對故土美景的留戀，而《負薪行》、《秋夜獨坐》等詩，則把他的內心世界寫得淋漓盡致。
崔述的一生著書立說，忙忙碌碌，與寫作結下了不解之緣。他把寫作當作人生最大的樂趣，他在《自吟》一詩中寫道：“家貧身病兩相牽，不望寒儒到木天。花憐寂寞秋猶放，月伴淒涼夜不眠。獨有文章緣未絕，愁時開卷即欣然”。
學術貢獻和影響
崔述作為我國對先秦古史做系統考證的第一人，其“考而後信”的治學態度、史學理論和方法論，對後世史學界的疑古之風和後來的“考信學派”或“古史學辨派”的出現產生了直接而重大的影響，由此也奠定了他在中國史學史上的重要地位。他的《考信錄》一書，考辨範圍廣，考證精深，體例嚴密，學術貢獻尤為突出，成為近代疑古學派的奠基之作，開山之著，被後世譽為“探索科學古史體系的先導名著”。崔述在當時考古研究還沒開展的情況下，敢於疑古辨偽，超越了乾嘉學派訓詁考據的藩籬，其學術成就“高出篤信漢學的經學家之上”。然而，由於他的治學之道不合乎當時考據學常規，始終無法進入學術主流，故不為世人所看重。在他過世的近百年間，其人其書無聲無息沉淪，幾乎被人遺忘。
直到清末民初，隨著史學近代化的展開，打破傳統偶像的疑古風氣逐漸興起，崔氏之學才得已被學界關注和重視。日本學者首先發現了崔氏之學的學術價值。1903年，近代漢學家那珂通世校訂刊行了《崔東壁遺書》。其中，《考信錄》以精闢的識見和縝密的考證，震動了日本史學界，贏得了極高的聲譽。那珂通世認為：“其議論精確，超越支那古今之儒家流”。國內最早重視崔氏之學的是劉師培。1905年，他在《東方雜誌》發表了《崔東壁學術發微》、率先宣揚崔氏之學。他讚揚崔述能從理論高度來總結治史方法，能“自標界說”。“五四”新文化運動期間，同當時反傳統思潮相適應，顧頡剛、胡適、錢玄同等史學專家開始對古書和古史真偽問題進行探索，他們重新評價了崔述的學術地位，對他推崇備至，讚譽他是“疑古辨偽學的偉大先驅”。顧頡剛高度讚揚了崔述的《考信錄》，稱該書“ 是一部極偉大又極細緻的著作”。胡適將崔述稱為“二千年來的一個了不得的疑古大家”。錢玄同對崔述的疑古儒學更為服膺。他不僅認為崔述在辨偽方面有獨到的見識，而且還把他與朱熹、顏元、章學誠並稱為“宋代以來的四大學者之一”。蔡元培為《考信錄》題詞說“其推陷廓清之精神，迄今猶不朽也。”梁啟超對《考信錄》評價也很高，說：“此書考證三代史事最謹嚴，宜一閱覽，以為治史之標準。”正是在這些著名學人的倡導和弘揚下，崔述的《崔東壁遺書》在1936年得已重新校訂出版，崔氏之學才彰顯於世，聲名日振。
崔述的疑古儒學恰逢其時地被學界重新發現，成為刺激、推進中國史學近代化的重要動力和契機。顧頡剛潛心研究崔述治學之道，進而發展崔氏之學，提出了“層累地造成的古史觀”，並領導發起了聲勢浩大的“古史辨”運動，把中國儒學史上的疑辨傳統推向極致，從思想的最深處動搖甚至顛覆了兩千多年的古史觀念。
1983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再版了顧頡剛編訂的《崔東壁遺書》。2001年，華中師範大學教授吳量愷經過數十年研究，歷盡心血，精心編寫了全面而詳盡介紹崔述及其學術成就的專著《崔述評傳》。
崔述在日本備受推崇和重視。他被日本學界評為“中國歷史上200文化名人之一”。20世紀晚期，《崔東壁遺書》再度引起了日本漢學家的濃厚興趣。由此可見，崔述的研究成果已成為世界漢學研究的重要文化財富。
其著書大旨，謂不以傳注雜於經，不以諸子百家雜於傳注。以經為主，傳注之合於經者著之，不合者辨之，異說不經之言，則闢其謬而削之。如謂《易傳》僅溯至伏羲，《春秋傳》僅溯至黃帝，不應後人所知反多於古人。凡《緯書》所言十紀，《史》所云天皇、地皇、人皇，皆妄也。謂戰國楊、墨橫議，常非堯、舜，薄湯、武，以快其私。毀堯則託諸許由，毀禹則託諸子高，毀孔子則託諸老聃，毀武王則託諸伯夷。太史公尊黃、老，故好採異端雜說，學者但當信《論》、《孟》，不當信《史記》。謂夏、商、週末有號為某公者，公亶父相連成文，猶所謂公劉也。“古公亶父”，猶言“昔公亶父”也。謂匡為宋邑，似畏匡、過宋本一事，“匡人其如予何”、“桓魋其如予何”，似一時一事之言，記者小異耳。其說皆為有見。
述之為學，考據詳明如漢儒，而未嘗墨守舊說而不求其心之安；辨析精其微如宋儒，而未嘗空談虛理而不核乎事之實。然勇於自信，任意軒輊者亦多。他著有《易卦圖說》一卷，《五服異同匯考》三卷，《大名水道考》一卷，《聞見雜記》四卷，《知味錄》二卷，《知非集》三卷，《無聞集》五卷，《小草集》五卷。嘉慶二十一年，卒。年七十七。
父元森，治朱子之學。先生幼承父學，父語之曰：“爾知吾名汝之故乎？吾素有志於明道經世，欲爾述吾志耳！”年十四，即泛覽群書，里人驚為奇才。時漳決城環，轉徙流連，衣敝糧罄，誦讀不輟。乾隆壬午舉於鄉，嘉慶初，選授福建羅源縣知縣。武弁多藉海寇邀功，誣商船為盜，先生屢平反之；於是奸徒控其擅釋巨盜；臺使者故知先生，得免議。旋調署上杭縣，縣饒關稅，宦閩者視為利藪，先生則以關稅所餘數千金，解充緝盜公費，日食蔬飲粥。繼復反任羅源，邑人迎者萬餘人；乃革弊俗，修文廟，課堵土講學，日昃不遑。嘉慶六年，老病乞休。既歸。往來河北，以著述自娛。
先生之學，考據詳明如漢儒，而未嘗墨守舊說而不求其心之安；辨析精微如宋儒，而未嘗空談虛理而不核乎事之實。其所著書有《考古提要》二卷，《上古考信錄》二卷，《唐虞考信錄》四卷，《夏商考信錄》各二卷，《豐鎬考信錄》八卷，《別錄》三卷，《洙泗考信錄》四卷，《餘錄》三卷，《孟子事實錄》二卷，《考古續說》二卷，《附錄》二卷，是為《崔氏考信錄》。其自敘曰：“述自讀書以來，奉先人之教，不以傳注雜於經，不以諸子百家雜於經傳。久之，始覺傳注所言，有不盡合於經者；百家所言，往往有與經相背者；於是歷考其事，匯而編之，以經為主，傳注之與經合者則著之，不合者則辨之；而異端小說不經之言，則闢其謬而刪削之。題曰《考信錄》。”其與《考信錄》相輔者，別有《王政三大典考》三卷，《讀風偶識》四卷，《尚書辨偽》二卷，《論語餘說》一卷，《讀經餘論》二卷，《五服異同匯考》三卷，《易卦圖說》一卷，《與翼錄》十二卷，惟《春秋類編》四卷未成。
先生嘗自述其著書之旨曰：“古人之學貴精，後人之學貴博，故世益古則取捨益慎，世益晚則採擇益淆。而文人學士又好議論古人是非，而不復考其事之虛實，不知虛實既明，則得失是非昭然不爽。故今為《考信錄》，專以辨其虛實為先務。凡無從考證者，輒以不知置之，寧缺所疑，不敢妄言以惑世。若摘發古人之誤，則必抉其致誤之由，使經傳之文不致終晦。”至其書之凡例，則見於《考古提要》中，其言曰：“漢初傳經，各有師承，傳聞異詞，不歸於一，於戰國處士說客之言，難於檢核，流傳既久，學者習熟見聞，不復考其所本，但以為漢儒近古，其言必有所本。近世諸儒，類多掇拾陳言，盛談心性，以為道學，而於唐虞三代之事罕所究心；復參以禪學，自謂明心見性，反以經傳為膚末；而向來所沿之誤，遂莫復過問。而淺學之士，一語一言，必據秦漢之書；見有駁其失者，則攘臂而爭，但殉其名，莫窮其實；故舛誤乖剌，罔可詰窮。”又謂：“凡人多所見則少所誤，少所見則多所誤。而凡人之情，好以己度人，以今度古，以不肖度聖賢；至於貧富貴賤，南北水陸，通都僻壤，亦莫不在相度；往往徑庭懸隔，而其人終不自知，故以戰國秦漢之人，言唐虞三代之事，有移甲為乙者，有以今度古者。加以戰國之時，說客辯土往往借物以寓意，後世以虛言為實事，篤信不疑，故有古有是語未必有是事者，如《列女傳》採漆室之女是也。亦有古有是語而相沿失其真解者，如以羲和日馭為御車之御是也。非惟秦漢之事多誤也，即近代之書，述近代之事，其誤者亦復甚多。舉是以推，則古書所紀聖賢之事，其有年世不符者，均不可盡憑。又非惟漢儒多信戰國策士寓言也，即前人所言，本系實事，而遞傳既久，因以致誤。舉是以推則古史既亡，若僅據傳記，古人之受誣者豈可勝道？蓋傳記之文，有傳聞異詞而致誤者，有記憶失真而致誤者，有兩人分言而不能悉符者，有數人遞傳而失其本意者，又有因傳聞異傳遂誤而兩載者。後人之書，又往往因前人小失，巧為曲全，互相附會，以致大謬於事理。學者不察其致誤之由，遂信其說為固然，不敢少異，良可嘆也！”又謂：“二帝三王，去今甚遠，言語不同，名物各別；且易竹而紙，易篆而隸，遞相傳寫，豈能一一得其真？故漢人說經，多出於意度；漢代以後，兼從事於作偽，致帝王聖賢之行事為異說所誣淆；雖有聰明俊偉之才，亦俯首帖耳，莫敢異詞。故辨異端於戰國之時易，辨異端於兩漢之世難，辨異端於唐宋之世尤難中之難。蓋人之信偽也久矣，但震其名而不復察其是非。此考信所由難也。”復謂：“經傳之文，賢哲之語，亦往往過其實；學者惟當求其意旨所在，不必泥詞而害意。況傳雖美不可合於經，記雖美不可齊於經；後世廢經而崇記，故古制雜亂不可考，本末顛倒，於斯而極。”——此皆闡前人所未發。
先生卒於嘉慶二十一年，年七十有七。弟子陳履和刻其遺書。日本人那珂通世復刊其遺書。
人物影響
崔述的疑古思想因在當時無益於科舉，固難流行，傳入日本後，對日本漢學和東洋史學影響重大。日本名史家三宅米吉於《文學博士那珂通世君傳》中記載，那珂通世從漢學家狩野直喜那裡得到《崔東壁遺書》，給以高度評價。那珂通世將全書校訂標點，1903年由日本史學會叢書出版。他又撰寫《考信錄解題》一文，在日本《史學雜誌》發表。在日本的劉師培將這些訊息傳回中國，引起胡適、錢玄同、洪業等人的興趣。 [1] 正如留日前輩黃現璠回憶說：“日本學者對於《考信錄》則五體投地的信服。” [2] 可以毫不誇張地這樣說，日本現代東洋史學和東京文獻學派的疑古思潮和傳統，來源於崔述的疑古思想和德國蘭克史學的雙重影響。
崔述疑古儒學
崔述嘗指責當世漢學家“但以為漢儒近古，其言必有所傳，非妄撰者”，又斥其“但據後人之訓詁，遂不復考前人之記載。”（1）在他看來，漢儒雖近古，但其說畢竟與聖人之意並不相類，故而不足信據，故其力主取證於經書無須通過漢人的註疏。他的“考信於六藝”之說，頗富有“迴歸原典”（retum to sources）的意蘊。他的這一見解及由之引發而出的疑古思想，雖然“高出當時篤信漢學的經學家之上”（2），但在當世的漢學家看來卻屬於旁門外道而絕非正宗的經學，這使崔述之學始終無法進入清代學術的主流。代表著當時正統漢學的《皇清經解》和《皇清經解續編》均將崔述的《考信錄》摒斥在外，有的漢學家如張澍甚至斥責崔述“陋儒無識”（3）。
在《考信錄提要》中，崔述批評清代漢學家“竭才於章句之末務”，同書中又斥責宋儒“殫精於心性之空談，而不復考古帝王之事”。對於當時儒學內部的漢、宋之爭，崔述很不以為然，在其《豐鎬考信錄》中說：
今世之士，醇謹者多恪遵宋儒，高明者多推漢儒以與宋儒角，此不過因幼時讀宋儒注日久，故厭常喜新耳。其實宋儒之說多不始於宋儒；宋儒果非，漢儒安得盡是？理但論是非耳，不必胸中存漢、宋之見也。
這樣的文化心態和治學理數，即使他備受清代漢學家的責難，而恪守正統程朱之學的清代理學家亦對他橫加指責，如劉鴻翱謂：“甚矣，《考信錄》之誕且妄也！”（4）謝庭蘭更說崔述“務別創異解”，“不可為訓也”。（5）
在當世被摒斥於學術主流之外，又備受漢、宋兩派學者責難的崔述，自晚清民初以來，隨著打破傳統偶像的疑古風氣開始出現而逐漸受到激進知識分子的密切注視，如·照於1905年在《東方雜誌》卷二第七期上發表《崔東壁學術發微》、劉師培於1907年在《國粹學報》卷三第9期上發表《崔述傳》，率先宣揚崔氏之學。“五四”新文化運動期間，同當時反傳統思潮相適應，開始對古書和古史真偽問題進行探索的胡適、顧頡剛對崔述之學更為重視。1920年月，胡適尋得“畿輔叢書”本《崔東壁遺書》後，甫讀此書便深感其對於疑古辨偽運動的價值，大有“得見恨晚”之感。他在給顧頡剛的信中盛讚崔氏“《考信錄》在清代要算一大奇書，……古今來沒有第二個人比他的大膽和辣手了。”（6）至於顧頡剛早在十幾歲時即已通過《國朝先正事略》得知崔述整理古代史實、刊落百家謬妄的事蹟，但一直未有機緣得讀崔氏著作。直到1921年1月中旬，他才經過胡適的送介而得讀到崔述著作後，十分興奮，立即致信胡適說：“《考信錄》已讀兩冊，大快。他[崔述]雖但疑史傳雜說而仍信經，令人不滿，但經到底少，史傳雜說則很多，他把難的地方已經做過一番功夫，教我們知道各種傳說的所由始了，由此加功，正是不難。”（7）顧先生不僅對崔氏《考信錄》評價很高，說：
1916年，蓄意要辨論中國的古史，比崔述更進一步。崔述的《考信錄》確是一部極偉大又極細緻的著作，我是望塵莫及的。我自知要好好的讀十幾年書，才可追得上他。（8）
而且，他對崔氏其人其學在當世未得到普遍承認深表不滿：“試觀阮元（1764—1849）、王先謙（1842—1917）兩刊清代經解，所收不為不多，零星筆記尚且入錄，而東壁之著述未收入一種，則其受樸學之排斥非極顯明事耶！”（9）
錢玄同很贊同胡適將崔述稱為“二千年來的一個了不得的疑古大家”的意思（10），他不僅以為崔述在辨偽方面有特到的見識，而且還將之將朱熹、顏元、章學誠並稱宋代以來的四大學者之一（11）。在論及崔述時，他著重指出：
我以為推倒漢人迂謬不通的經說，是宋儒；推倒秦漢以來傳記中靠不住的事實，是崔述；推倒劉歆以來偽造的古文經，是康有為。……崔述推倒傳記雜說，卻又信《尚書》、《左傳》之事實為實錄。（12）
在讀了《考信錄》之後，錢玄同對崔氏疑古儒學更為服膺。為了表示自己承續、光大崔述疑古事業的決心，他甚至去自己姓而改姓“疑古”。由此可見其對崔氏其人其學的重視並不在胡適和顧頡剛之下。確實，正是因了胡、顧、錢三先生的鼓倡，崔述之學大顯於世，誠如錢穆在為《崔東壁遺書》所作序中雲：“東壁以百年前一老儒，聲名暗淡，乃留遺此數十種書，得身後百年如[胡適、顧頡剛、錢玄同]三君者之推挹，一旦大顯於天下。”
確實，胡適在重新發現崔述之後，除積極鼓勵顧頡剛整理出版崔氏遺著外，還親自撰寫了崔述的年譜（13）。顧頡剛在1933年說：
十載而還，學人多稱道東壁；然已大都收入拙編《古史辨》（14）。據初步統計，上世紀20—30年代已出版的研究和評介崔述其人其學的論文有五十篇左右，而崔述年譜就已有三種，即胡適和趙貞信合撰的《崔述的年譜》（15）、姚紹華的《崔東壁年譜》（16）以及劉汝霖的《崔東壁年譜》（17），崔氏之學的研究在當時確顯蓬勃之勢，此正如錢穆在《崔東壁遺書序》中所說：“東壁之學傳矣而不廣，存矣而不著，浮沉淹沒於收海之底者又百年，乃迄今始大顯。”
崔述的疑古儒學所以在百年之後受到學界普遍關注，絕不僅僅是胡適、顧頡剛、錢玄同諸先生個人學術興趣使然，而是與晚清勃興的今文經學中的疑古思潮、尤其是“五四”時期以民主與科學為主題的反傳統運動有重要內在關聯。清末民初以來，在反對正宗儒學思潮的激盪下，進步學者開始突破傳統典範（paradigm）的限制，崔述其人其學不僅逢其時地被學界重新發現，而且顧頡剛更進而發展崔述之學，提出“層累地造成的古史觀”，不僅將中國儒學史上的疑辨傳統推向極致，從思想的最深處動搖甚至顛覆了兩千多年的古史觀念，而且還領導發起了著名的“古史辨”運動。而自1917年蔡元培先生執掌北京大學起，以迄1949年止，“疑古學派幾乎籠罩了全中國的史學界……當日在各大學中的勢力幾乎全為疑古學派所把持”（18）。這從一個側面反映出崔述疑古儒學對近代史學乃至以儒學為主體的中國思想文化由傳統走向近代的深刻影響。
1950年，由於大量考古資料的發現，引發了對古史與經學研究的新熱潮，有些學者甚至提出“走出疑古時代”的口號。這自有其學術價值，並且，從學術史角度來考量，不僅崔述有崇經信聖之謬，而且受崔氏之學影響的顧頡剛先生為主帥的近代“古史辨運動”也有疑古過勇之弊。這些都完全可以作學術上的深入探究。但無論如何，無論是崔述疑古儒學在中國儒學發展史上的地位，還是“古史辨派”在中國近代史學、乃至中國思想文化近現代過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都是不容輕忽的。 [3]
主要貢獻
崔述所著《考信錄》，主要包括《考古提要》、《夏考信錄》、《商考信錄》、《豐鎬考信錄》、《洙泗考信錄》、《孟子事實錄》等，共46卷。除以上考經辨史類著作外，還有《無聞集》、《知非集》、《小草集》等文集16卷。
崔述的著作具有非常重要的學術價值，但由於無裨於科舉，因而淹沒了近百年。20世紀初，日本人將《考信錄》加上標點排印出來，使崔述的學術思想，在日本產生重大影響。不久，學者胡適自海外歸來，倡導新文化運動，作長傳《科學的考古家崔述》。同時，還引起著名學者錢玄同、顧頡剛等的關注，將其著作重新編校出版。從此，崔述之學昌明於世。
崔東壁（述）的《考信錄》，雖非為辨偽而作，但他對於先秦的書，除《詩》《書》《易》《論語》外，幾乎都懷疑，連《論語》也有一部分不相信。他的勇氣真可佩服。此外諸家筆記文集中辨偽的著作不少，不能盡錄。
相關記載
（1）《考古續說》，上書第446頁。
（2）齊思和：《中國史探研·晚清史學的發展》，中華書局，1981年版。
（3）《闢崔氏說》，《遺書》第1073頁。
（4）《〈帝王考信錄〉辨》，上書第1066頁。
（5）《書崔東壁〈考信錄〉後》，上書第1075頁。
（6）《自述古史觀書》，見《古史辨》第一冊，第22頁。
（7）《論偽史例書》，上書第28頁。
（8）《與錢玄同論古史書》，上書第59頁。
（9）《關於本書的評論目·按》，《遺書》第1041頁。
（10）《玄同先生與適之先生書》，見《古史辨》第一冊，第59頁。
（11）《論〈詩〉說及群經辨偽書》，上書第52頁。
（12）《玄同先生與適之先生書》，上書第27頁。
（13）1923年4月，胡適在北京大學《國學季刊》第一卷第二期上發表的《科學的古史家崔述》，包括引言、崔述家世和年譜的上半部（迄止1783年，崔述44歲時），《崔述年譜》後業由趙貞信（1902—1990）續寫完下半部。
（14）《關於本書的評論目·按》，《遺書》第1041頁。
（15）此部年譜作於1923—1931年間，現收入《遺書》第950—1019頁。
（16）此書於1930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
（17）此書有1928年文化學社的油印本。
（18）徐旭生（炳昶）先生語，引自王學典、孫延傑《顧頡剛和他的弟子們·小引》，山東畫報出版社2000年版。
歷史評價
蔡尚思先生的《中國文化史要論(人物 圖書)》“歷史學與地理學上的代表人物和主要圖書”一節論崔述與《考信錄》說：
“是古代史學上疑古派的一個代表，但還不足稱為集古代疑古派之大成。因為他不僅不敢疑經，而且以經為其他一切的標準，這種疑古，還是一種信孔尊經的疑古，連王充、劉知幾、李贄等也不如了。梁啟超以崔述‘經書以外隻字不信’為‘豪傑之士’，荒謬！”
在孔夫子舊書網，現有眾多崔述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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