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平事迹
崔述 （清代考古辨伪学家）
崔述 （清代考古辨伪学家）
崔述，字武承，号东壁，直隶大名府人。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举人。历任上杭罗源知县等。清朝著名的辨伪学者。著作由门人陈履和汇刻为《东壁遗书》，内以《考信录》三十二卷最令学者注目。他发愤自励，专心撰写《考信录》。嘉庆十九年（1814年），该书完稿。翌年，崔述不顾年老多疾，自己修订了全集88卷总目。9月22日，又将自己的书装为九函，并留下遗嘱。二十一年二月，崔述去世，享年77岁。
他出身书香门第。曾祖崔辑麟、父亲崔元森都是明道经世的儒家学者。他天资聪颖，勤奋好学。父亲崔元森对儿子崔述寄予厚望，家教严格。他牙牙学语时，父亲就教他识字，每每见到门联匾额、药橱菜谱， 父亲都指指画画，认真教儿子认读，并形象地讲解字义。他刚懂事，父亲就随读随讲，教他学习《三字经》、《神童诗》等启蒙课本。在父亲的教导下，他从五岁起，就开始攻读儒家经典“四书五经”。父亲教导有方，每讲授完一遍课文，就让他诵读百遍，自觉了解文义。正是在父亲的严加管束和悉心教导下，他才孜孜求学，熟读经书，学业有成。
求学入仕，正是当时学子们的追求目标。乾隆十九年（1754年），他到大名府应童子试，名列第一，受到知府朱煐的赏识。朱煐把他召到府内晚香堂，延请名师执教，与他儿子士琬一块学习。他在晚香堂求学八年，学业大有长进，填词赋诗，著文应对，出口成章，下笔成文，风发泉涌，才华横溢，被称为“当世奇才”。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他与弟弟崔迈应顺天府乡试，双双中举，一时传为科举佳话。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他奔赴陕西邠州迎娶大名才女成静兰。他们夫妻次年回归家乡。这时，恰逢家乡闹水灾，崔述一家流离失所，居无定处。大名知县秦学溥非常器重崔氏兄弟，特意在礼贤台畔购房置屋，供他们一家居住。他怀才不遇，此后五次到北京参加会试，都名落孙山。他屡试不第，心灰意冷，再也无意仕进。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为了生计，他在武安设馆，走上了教书的道路。他先后在武安、魏县、邯郸、大名、彰德等地教学。
嘉庆元年（1796年），吏部从会试落第举人中选拔官吏，他在五十七岁时才得已充任福建罗源知县。他为官期间，尽心尽职，兴利除弊，利公济民，受到百姓的爱戴和拥护，但他嫉恶如仇，为政清廉，秉公执法，受到了当地达官显贵的忌恨和陷害。官场的险恶、虚伪、冷酷，使他的雄心抱负破灭了。他在福建罗源、上杭仅做了六年县官，就乞老还乡,专心著述。嘉庆二十年（1816年），他病逝家中，享年77岁。
著述立说
清朝中期，清政府大兴文字狱，强化思想文化控制，致使研究社会现实问题的学术风气受到压制，而以考经证史为务的新风气——考据学蔚然兴起。因以汉代学风相标榜，考据学又称为“汉学”。这一考据复古风气在乾（乾隆）嘉（嘉庆）时期“灿然中天”，鼎盛一时，故又称“乾嘉学派”。在当世学术思潮的影响下，崔述一边教学，一边研治经史，著书立说。他承继家父明道经世之遗志，不以训诂考据为能事，而是专以辨虚实为要务。他在三十岁时，愈发觉得“经传多异”、“传经失误”，群经后世传注多与原文本义不同。他重新认识儒家经典及后世传注，由怀疑而转入辨伪、考信，由治经转而治史，“穷心经史”，正本清源，去伪存真，留传真经，保存信史，以维护儒家正统的权威性。他传承和发扬中国儒学批判与疑辨的精神传统，按照以经证史的的原则，以细于推求、长于考信的治学方法，对三皇五帝、夏商周三代、乃至孔孟二圣的古书古事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辨伪考信，批驳了先秦诸子的种种谬误之处，纠正秦汉以后千百年来群经注疏的诸多缪传与伪说。他回归儒家原典，“考信于六艺”，对于注文相符部分，给予肯定；对于注文不合部分，一一辨明；而对于无证无考的部分，宁缺存疑，也绝不妄言惑世。
他以儒家经书为准，遵造“考古必确、析理必精，考而后信”的治学原则，对于战国秦汉以后关于上古史的种种说法，一概溯其根源，细加考察，一件一件辨其真伪，澄清了其中诸多曲解附会之说，提出了不少独到而精当的见解。他在《唐虞考信录》中，考证三皇根本不存在，唐虞以前的帝位，既无禅让，也无继承；在《洙泗考信录》中，他指出了《史记·孔子世家》的种种不实之处，批驳了《孔子家语》的诬罔之说，甚至对《论语》的谬论也有所指责，清除了汉儒美化、乃至神化孔子的虚妄、夸大之词，还原了一个历史上真实的孔子；《古文尚书》唐宋以来，长期被奉为儒家经典。他在《古文尚书辨伪》一书中，从《古文尚书》的著述源流、文体形式、语言风格入手，以“六证”、“六驳”的论述方式，考辨二十五篇经文之伪，成为明清以来考证《古文尚书》之伪的力作。
他辛勤笔耕，潜心著述，历经40多年，终于写出了史学考辨名著《考信录》。该书三十六卷，包括《考古提要》二卷、《上古考信录》（考证开辟之初，三皇五帝之史实）二卷、《唐虞考信录》（考证尧舜之事）四卷、《夏考信录》（考证大禹及其以后事）二卷、《商考信录》（考证成汤前后事）二卷、《丰镐考信录》（考证西周史事）八卷、《洙泗考信录》（考证孔子及其弟子事迹）四卷、《孟子事实录》（考证孟子之事）二卷、《考古续说》二卷、《别录》三卷、《余录》三卷、《附录》二卷。
此外，他还擅长诗文，造诣颇深，著有《无闻集》、《知非集》、《小草集》等文集16卷。他的诗以五言、七言为主。回文诗《春日》观赏景物细致，耐人寻味。他在诗中写道：“细雨春濡柳，轻风晚落花。砌幽生草碧，城古带斜烟。”《蓼花》诗表达了对故土美景的留恋，而《负薪行》、《秋夜独坐》等诗，则把他的内心世界写得淋漓尽致。
崔述的一生著书立说，忙忙碌碌，与写作结下了不解之缘。他把写作当作人生最大的乐趣，他在《自吟》一诗中写道：“家贫身病两相牵，不望寒儒到木天。花怜寂寞秋犹放，月伴凄凉夜不眠。独有文章缘未绝，愁时开卷即欣然”。
学术贡献和影响
崔述作为我国对先秦古史做系统考证的第一人，其“考而后信”的治学态度、史学理论和方法论，对后世史学界的疑古之风和后来的“考信学派”或“古史学辨派”的出现产生了直接而重大的影响，由此也奠定了他在中国史学史上的重要地位。他的《考信录》一书，考辨范围广，考证精深，体例严密，学术贡献尤为突出，成为近代疑古学派的奠基之作，开山之著，被后世誉为“探索科学古史体系的先导名著”。崔述在当时考古研究还没开展的情况下，敢于疑古辨伪，超越了乾嘉学派训诂考据的藩篱，其学术成就“高出笃信汉学的经学家之上”。然而，由于他的治学之道不合乎当时考据学常规，始终无法进入学术主流，故不为世人所看重。在他过世的近百年间，其人其书无声无息沉沦，几乎被人遗忘。
直到清末民初，随着史学近代化的展开，打破传统偶像的疑古风气逐渐兴起，崔氏之学才得已被学界关注和重视。日本学者首先发现了崔氏之学的学术价值。1903年，近代汉学家那珂通世校订刊行了《崔东壁遗书》。其中，《考信录》以精辟的识见和缜密的考证，震动了日本史学界，赢得了极高的声誉。那珂通世认为：“其议论精确，超越支那古今之儒家流”。国内最早重视崔氏之学的是刘师培。1905年，他在《东方杂志》发表了《崔东壁学术发微》、率先宣扬崔氏之学。他赞扬崔述能从理论高度来总结治史方法，能“自标界说”。“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同当时反传统思潮相适应，顾颉刚、胡适、钱玄同等史学专家开始对古书和古史真伪问题进行探索，他们重新评价了崔述的学术地位，对他推崇备至，赞誉他是“疑古辨伪学的伟大先驱”。顾颉刚高度赞扬了崔述的《考信录》，称该书“ 是一部极伟大又极细致的著作”。胡适将崔述称为“二千年来的一个了不得的疑古大家”。钱玄同对崔述的疑古儒学更为服膺。他不仅认为崔述在辨伪方面有独到的见识，而且还把他与朱熹、颜元、章学诚并称为“宋代以来的四大学者之一”。蔡元培为《考信录》题词说“其推陷廓清之精神，迄今犹不朽也。”梁启超对《考信录》评价也很高，说：“此书考证三代史事最谨严，宜一阅览，以为治史之标准。”正是在这些著名学人的倡导和弘扬下，崔述的《崔东壁遗书》在1936年得已重新校订出版，崔氏之学才彰显于世，声名日振。
崔述的疑古儒学恰逢其时地被学界重新发现，成为刺激、推进中国史学近代化的重要动力和契机。顾颉刚潜心研究崔述治学之道，进而发展崔氏之学，提出了“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并领导发起了声势浩大的“古史辨”运动，把中国儒学史上的疑辨传统推向极致，从思想的最深处动摇甚至颠覆了两千多年的古史观念。
1983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再版了顾颉刚编订的《崔东壁遗书》。2001年，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吴量恺经过数十年研究，历尽心血，精心编写了全面而详尽介绍崔述及其学术成就的专著《崔述评传》。
崔述在日本备受推崇和重视。他被日本学界评为“中国历史上200文化名人之一”。20世纪晚期，《崔东壁遗书》再度引起了日本汉学家的浓厚兴趣。由此可见，崔述的研究成果已成为世界汉学研究的重要文化财富。
其著书大旨，谓不以传注杂於经，不以诸子百家杂於传注。以经为主，传注之合於经者著之，不合者辨之，异说不经之言，则辟其谬而削之。如谓《易传》仅溯至伏羲，《春秋传》仅溯至黄帝，不应后人所知反多於古人。凡《纬书》所言十纪，《史》所云天皇、地皇、人皇，皆妄也。谓战国杨、墨横议，常非尧、舜，薄汤、武，以快其私。毁尧则讬诸许由，毁禹则讬诸子高，毁孔子则讬诸老聃，毁武王则讬诸伯夷。太史公尊黄、老，故好采异端杂说，学者但当信《论》、《孟》，不当信《史记》。谓夏、商、周末有号为某公者，公亶父相连成文，犹所谓公刘也。“古公亶父”，犹言“昔公亶父”也。谓匡为宋邑，似畏匡、过宋本一事，“匡人其如予何”、“桓魋其如予何”，似一时一事之言，记者小异耳。其说皆为有见。
述之为学，考据详明如汉儒，而未尝墨守旧说而不求其心之安；辨析精其微如宋儒，而未尝空谈虚理而不核乎事之实。然勇於自信，任意轩轾者亦多。他著有《易卦图说》一卷，《五服异同汇考》三卷，《大名水道考》一卷，《闻见杂记》四卷，《知味录》二卷，《知非集》三卷，《无闻集》五卷，《小草集》五卷。嘉庆二十一年，卒。年七十七。
父元森，治朱子之学。先生幼承父学，父语之曰：“尔知吾名汝之故乎？吾素有志于明道经世，欲尔述吾志耳！”年十四，即泛览群书，里人惊为奇才。时漳决城环，转徙流连，衣敝粮罄，诵读不辍。乾隆壬午举于乡，嘉庆初，选授福建罗源县知县。武弁多藉海寇邀功，诬商船为盗，先生屡平反之；于是奸徒控其擅释巨盗；台使者故知先生，得免议。旋调署上杭县，县饶关税，宦闽者视为利薮，先生则以关税所余数千金，解充缉盗公费，日食蔬饮粥。继复反任罗源，邑人迎者万余人；乃革弊俗，修文庙，课堵土讲学，日昃不遑。嘉庆六年，老病乞休。既归。往来河北，以著述自娱。
先生之学，考据详明如汉儒，而未尝墨守旧说而不求其心之安；辨析精微如宋儒，而未尝空谈虚理而不核乎事之实。其所著书有《考古提要》二卷，《上古考信录》二卷，《唐虞考信录》四卷，《夏商考信录》各二卷，《丰镐考信录》八卷，《别录》三卷，《洙泗考信录》四卷，《余录》三卷，《孟子事实录》二卷，《考古续说》二卷，《附录》二卷，是为《崔氏考信录》。其自叙曰：“述自读书以来，奉先人之教，不以传注杂于经，不以诸子百家杂于经传。久之，始觉传注所言，有不尽合于经者；百家所言，往往有与经相背者；于是历考其事，汇而编之，以经为主，传注之与经合者则著之，不合者则辨之；而异端小说不经之言，则辟其谬而删削之。题曰《考信录》。”其与《考信录》相辅者，别有《王政三大典考》三卷，《读风偶识》四卷，《尚书辨伪》二卷，《论语馀说》一卷，《读经馀论》二卷，《五服异同汇考》三卷，《易卦图说》一卷，《与翼录》十二卷，惟《春秋类编》四卷未成。
先生尝自述其著书之旨曰：“古人之学贵精，后人之学贵博，故世益古则取舍益慎，世益晚则采择益淆。而文人学士又好议论古人是非，而不复考其事之虚实，不知虚实既明，则得失是非昭然不爽。故今为《考信录》，专以辨其虚实为先务。凡无从考证者，辄以不知置之，宁缺所疑，不敢妄言以惑世。若摘发古人之误，则必抉其致误之由，使经传之文不致终晦。”至其书之凡例，则见于《考古提要》中，其言曰：“汉初传经，各有师承，传闻异词，不归于一，于战国处士说客之言，难于检核，流传既久，学者习熟见闻，不复考其所本，但以为汉儒近古，其言必有所本。近世诸儒，类多掇拾陈言，盛谈心性，以为道学，而于唐虞三代之事罕所究心；复参以禅学，自谓明心见性，反以经传为肤末；而向来所沿之误，遂莫复过问。而浅学之士，一语一言，必据秦汉之书；见有驳其失者，则攘臂而争，但殉其名，莫穷其实；故舛误乖剌，罔可诘穷。”又谓：“凡人多所见则少所误，少所见则多所误。而凡人之情，好以己度人，以今度古，以不肖度圣贤；至于贫富贵贱，南北水陆，通都僻壤，亦莫不在相度；往往径庭悬隔，而其人终不自知，故以战国秦汉之人，言唐虞三代之事，有移甲为乙者，有以今度古者。加以战国之时，说客辩土往往借物以寓意，后世以虚言为实事，笃信不疑，故有古有是语未必有是事者，如《列女传》采漆室之女是也。亦有古有是语而相沿失其真解者，如以羲和日驭为御车之御是也。非惟秦汉之事多误也，即近代之书，述近代之事，其误者亦复甚多。举是以推，则古书所纪圣贤之事，其有年世不符者，均不可尽凭。又非惟汉儒多信战国策士寓言也，即前人所言，本系实事，而递传既久，因以致误。举是以推则古史既亡，若仅据传记，古人之受诬者岂可胜道？盖传记之文，有传闻异词而致误者，有记忆失真而致误者，有两人分言而不能悉符者，有数人递传而失其本意者，又有因传闻异传遂误而两载者。后人之书，又往往因前人小失，巧为曲全，互相附会，以致大谬于事理。学者不察其致误之由，遂信其说为固然，不敢少异，良可叹也！”又谓：“二帝三王，去今甚远，言语不同，名物各别；且易竹而纸，易篆而隶，递相传写，岂能一一得其真？故汉人说经，多出于意度；汉代以后，兼从事于作伪，致帝王圣贤之行事为异说所诬淆；虽有聪明俊伟之才，亦俯首帖耳，莫敢异词。故辨异端于战国之时易，辨异端于两汉之世难，辨异端于唐宋之世尤难中之难。盖人之信伪也久矣，但震其名而不复察其是非。此考信所由难也。”复谓：“经传之文，贤哲之语，亦往往过其实；学者惟当求其意旨所在，不必泥词而害意。况传虽美不可合于经，记虽美不可齐于经；后世废经而崇记，故古制杂乱不可考，本末颠倒，于斯而极。”——此皆阐前人所未发。
先生卒于嘉庆二十一年，年七十有七。弟子陈履和刻其遗书。日本人那珂通世复刊其遗书。
人物影响
崔述的疑古思想因在当时无益于科举，固难流行，传入日本后，对日本汉学和东洋史学影响重大。日本名史家三宅米吉于《文学博士那珂通世君传》中记载，那珂通世从汉学家狩野直喜那里得到《崔东壁遗书》，给以高度评价。那珂通世将全书校订标点，1903年由日本史学会丛书出版。他又撰写《考信录解题》一文，在日本《史学杂志》发表。在日本的刘师培将这些讯息传回中国，引起胡适、钱玄同、洪业等人的兴趣。 [1] 正如留日前辈黄现璠回忆说：“日本学者对于《考信录》则五体投地的信服。” [2] 可以毫不夸张地这样说，日本现代东洋史学和东京文献学派的疑古思潮和传统，来源于崔述的疑古思想和德国兰克史学的双重影响。
崔述疑古儒学
崔述尝指责当世汉学家“但以为汉儒近古，其言必有所传，非妄撰者”，又斥其“但据后人之训诂，遂不复考前人之记载。”（1）在他看来，汉儒虽近古，但其说毕竟与圣人之意并不相类，故而不足信据，故其力主取证于经书无须通过汉人的注疏。他的“考信于六艺”之说，颇富有“回归原典”（retum to sources）的意蕴。他的这一见解及由之引发而出的疑古思想，虽然“高出当时笃信汉学的经学家之上”（2），但在当世的汉学家看来却属于旁门外道而绝非正宗的经学，这使崔述之学始终无法进入清代学术的主流。代表着当时正统汉学的《皇清经解》和《皇清经解续编》均将崔述的《考信录》摒斥在外，有的汉学家如张澍甚至斥责崔述“陋儒无识”（3）。
在《考信录提要》中，崔述批评清代汉学家“竭才于章句之末务”，同书中又斥责宋儒“殚精于心性之空谈，而不复考古帝王之事”。对于当时儒学内部的汉、宋之争，崔述很不以为然，在其《丰镐考信录》中说：
今世之士，醇谨者多恪遵宋儒，高明者多推汉儒以与宋儒角，此不过因幼时读宋儒注日久，故厌常喜新耳。其实宋儒之说多不始于宋儒；宋儒果非，汉儒安得尽是？理但论是非耳，不必胸中存汉、宋之见也。
这样的文化心态和治学理数，即使他备受清代汉学家的责难，而恪守正统程朱之学的清代理学家亦对他横加指责，如刘鸿翱谓：“甚矣，《考信录》之诞且妄也！”（4）谢庭兰更说崔述“务别创异解”，“不可为训也”。（5）
在当世被摒斥于学术主流之外，又备受汉、宋两派学者责难的崔述，自晚清民初以来，随着打破传统偶像的疑古风气开始出现而逐渐受到激进知识分子的密切注视，如·照于1905年在《东方杂志》卷二第七期上发表《崔东壁学术发微》、刘师培于1907年在《国粹学报》卷三第9期上发表《崔述传》，率先宣扬崔氏之学。“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同当时反传统思潮相适应，开始对古书和古史真伪问题进行探索的胡适、顾颉刚对崔述之学更为重视。1920年月，胡适寻得“畿辅丛书”本《崔东壁遗书》后，甫读此书便深感其对于疑古辨伪运动的价值，大有“得见恨晚”之感。他在给顾颉刚的信中盛赞崔氏“《考信录》在清代要算一大奇书，……古今来没有第二个人比他的大胆和辣手了。”（6）至于顾颉刚早在十几岁时即已通过《国朝先正事略》得知崔述整理古代史实、刊落百家谬妄的事迹，但一直未有机缘得读崔氏著作。直到1921年1月中旬，他才经过胡适的送介而得读到崔述著作后，十分兴奋，立即致信胡适说：“《考信录》已读两册，大快。他[崔述]虽但疑史传杂说而仍信经，令人不满，但经到底少，史传杂说则很多，他把难的地方已经做过一番功夫，教我们知道各种传说的所由始了，由此加功，正是不难。”（7）顾先生不仅对崔氏《考信录》评价很高，说：
1916年，蓄意要辨论中国的古史，比崔述更进一步。崔述的《考信录》确是一部极伟大又极细致的著作，我是望尘莫及的。我自知要好好的读十几年书，才可追得上他。（8）
而且，他对崔氏其人其学在当世未得到普遍承认深表不满：“试观阮元（1764—1849）、王先谦（1842—1917）两刊清代经解，所收不为不多，零星笔记尚且入录，而东壁之著述未收入一种，则其受朴学之排斥非极显明事耶！”（9）
钱玄同很赞同胡适将崔述称为“二千年来的一个了不得的疑古大家”的意思（10），他不仅以为崔述在辨伪方面有特到的见识，而且还将之将朱熹、颜元、章学诚并称宋代以来的四大学者之一（11）。在论及崔述时，他着重指出：
我以为推倒汉人迂谬不通的经说，是宋儒；推倒秦汉以来传记中靠不住的事实，是崔述；推倒刘歆以来伪造的古文经，是康有为。……崔述推倒传记杂说，却又信《尚书》、《左传》之事实为实录。（12）
在读了《考信录》之后，钱玄同对崔氏疑古儒学更为服膺。为了表示自己承续、光大崔述疑古事业的决心，他甚至去自己姓而改姓“疑古”。由此可见其对崔氏其人其学的重视并不在胡适和顾颉刚之下。确实，正是因了胡、顾、钱三先生的鼓倡，崔述之学大显于世，诚如钱穆在为《崔东壁遗书》所作序中云：“东壁以百年前一老儒，声名暗淡，乃留遗此数十种书，得身后百年如[胡适、顾颉刚、钱玄同]三君者之推挹，一旦大显于天下。”
确实，胡适在重新发现崔述之后，除积极鼓励顾颉刚整理出版崔氏遗著外，还亲自撰写了崔述的年谱（13）。顾颉刚在1933年说：
十载而还，学人多称道东壁；然已大都收入拙编《古史辨》（14）。据初步统计，上世纪20—30年代已出版的研究和评介崔述其人其学的论文有五十篇左右，而崔述年谱就已有三种，即胡适和赵贞信合撰的《崔述的年谱》（15）、姚绍华的《崔东壁年谱》（16）以及刘汝霖的《崔东壁年谱》（17），崔氏之学的研究在当时确显蓬勃之势，此正如钱穆在《崔东壁遗书序》中所说：“东壁之学传矣而不广，存矣而不著，浮沉淹没于收海之底者又百年，乃迄今始大显。”
崔述的疑古儒学所以在百年之后受到学界普遍关注，绝不仅仅是胡适、顾颉刚、钱玄同诸先生个人学术兴趣使然，而是与晚清勃兴的今文经学中的疑古思潮、尤其是“五四”时期以民主与科学为主题的反传统运动有重要内在关联。清末民初以来，在反对正宗儒学思潮的激荡下，进步学者开始突破传统典范（paradigm）的限制，崔述其人其学不仅逢其时地被学界重新发现，而且顾颉刚更进而发展崔述之学，提出“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不仅将中国儒学史上的疑辨传统推向极致，从思想的最深处动摇甚至颠覆了两千多年的古史观念，而且还领导发起了著名的“古史辨”运动。而自1917年蔡元培先生执掌北京大学起，以迄1949年止，“疑古学派几乎笼罩了全中国的史学界……当日在各大学中的势力几乎全为疑古学派所把持”（18）。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崔述疑古儒学对近代史学乃至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国思想文化由传统走向近代的深刻影响。
1950年，由于大量考古资料的发现，引发了对古史与经学研究的新热潮，有些学者甚至提出“走出疑古时代”的口号。这自有其学术价值，并且，从学术史角度来考量，不仅崔述有崇经信圣之谬，而且受崔氏之学影响的顾颉刚先生为主帅的近代“古史辨运动”也有疑古过勇之弊。这些都完全可以作学术上的深入探究。但无论如何，无论是崔述疑古儒学在中国儒学发展史上的地位，还是“古史辨派”在中国近代史学、乃至中国思想文化近现代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都是不容轻忽的。 [3]
主要贡献
崔述所著《考信录》，主要包括《考古提要》、《夏考信录》、《商考信录》、《丰镐考信录》、《洙泗考信录》、《孟子事实录》等，共46卷。除以上考经辨史类著作外，还有《无闻集》、《知非集》、《小草集》等文集16卷。
崔述的著作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但由于无裨于科举，因而淹没了近百年。20世纪初，日本人将《考信录》加上标点排印出来，使崔述的学术思想，在日本产生重大影响。不久，学者胡适自海外归来，倡导新文化运动，作长传《科学的考古家崔述》。同时，还引起著名学者钱玄同、顾颉刚等的关注，将其著作重新编校出版。从此，崔述之学昌明于世。
崔东壁（述）的《考信录》，虽非为辨伪而作，但他对于先秦的书，除《诗》《书》《易》《论语》外，几乎都怀疑，连《论语》也有一部分不相信。他的勇气真可佩服。此外诸家笔记文集中辨伪的著作不少，不能尽录。
相关记载
（1）《考古续说》，上书第446页。
（2）齐思和：《中国史探研·晚清史学的发展》，中华书局，1981年版。
（3）《辟崔氏说》，《遗书》第1073页。
（4）《〈帝王考信录〉辨》，上书第1066页。
（5）《书崔东壁〈考信录〉后》，上书第1075页。
（6）《自述古史观书》，见《古史辨》第一册，第22页。
（7）《论伪史例书》，上书第28页。
（8）《与钱玄同论古史书》，上书第59页。
（9）《关于本书的评论目·按》，《遗书》第1041页。
（10）《玄同先生与适之先生书》，见《古史辨》第一册，第59页。
（11）《论〈诗〉说及群经辨伪书》，上书第52页。
（12）《玄同先生与适之先生书》，上书第27页。
（13）1923年4月，胡适在北京大学《国学季刊》第一卷第二期上发表的《科学的古史家崔述》，包括引言、崔述家世和年谱的上半部（迄止1783年，崔述44岁时），《崔述年谱》后业由赵贞信（1902—1990）续写完下半部。
（14）《关于本书的评论目·按》，《遗书》第1041页。
（15）此部年谱作于1923—1931年间，现收入《遗书》第950—1019页。
（16）此书于1930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17）此书有1928年文化学社的油印本。
（18）徐旭生（炳昶）先生语，引自王学典、孙延杰《顾颉刚和他的弟子们·小引》，山东画报出版社2000年版。
历史评价
蔡尚思先生的《中国文化史要论(人物 图书)》“历史学与地理学上的代表人物和主要图书”一节论崔述与《考信录》说：
“是古代史学上疑古派的一个代表，但还不足称为集古代疑古派之大成。因为他不仅不敢疑经，而且以经为其他一切的标准，这种疑古，还是一种信孔尊经的疑古，连王充、刘知几、李贽等也不如了。梁启超以崔述‘经书以外只字不信’为‘豪杰之士’，荒谬！”
在孔夫子旧书网，现有众多崔述著作
閱讀更多 大名信息港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