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軍中身著的“用草紙染成鐵色後裱糊製成”的紙甲，其實也不是如一般想象的那樣， “自然並不是真正有效的防禦裝備，或許是封建統治者愚弄士兵為其利益賣命的一種手段”，而是實在可用的防禦性兵器。
紙甲在歷史上出現的同樣很早，可能是唐末懿宗（860-874年）時代的徐商所首創。徐商是武則天時期的名臣徐有功的五世孫，唐懿宗時官拜河中節度使。為了抵禦“突厥殘種”，徐商為部下製作了紙甲，其做法是將桑樹紙做軟後，多層疊在一起，然後在方寸之間布以4個釘孔，釘牢後做成紙甲，據稱，其堅固異常，其強度甚至可以抵擋強弓硬弩的射擊，“如遇水雨浸溼，銃箭難透”。五代時期，後周渡過淮河，進攻南唐。結果當地百姓不堪其擾，紛紛起義，“操農器為兵，積紙為甲，時人謂之‘白甲軍’。”這是史籍上出現紙甲的第二次記載。到了宋代，正如《武經總要前集》名氣指出，甲鎧分“鐵、皮、紙三等”，而康定元年四月，宋仁宗更曾經“詔江南、淮南州軍造紙甲三萬，給陝西防城弓手”，一次性製造和分發三萬件紙甲，可見這種裝備己經是當時的制式裝備了，如果這是愚弄士兵的手段的話，恐怕兵卒早就造反了。
明代的情況就更是如此了。人稱“下帷學者、上馬將軍”的明末儒將茅元儀的記載表明，紙甲比鐵甲皮甲更適合於步兵，所謂，“甲為用命之本，當鋒鏑而立於不敗之地者此也。……步馳難以負重；天雨地溼，鐵甲易生鏽爛，必不可用矣。”且在抗倭戰爭中，由於日軍普遍裝備“鐵炮”（一種火繩槍），“銃子可及，非堅不能御”；紙甲更是明軍步兵的主要護身兵器，“倭夷、土賊率用火銃神器，而甲有藤有角，皆可著用；但鉛子俱能洞入，且身重難久。今擇其利者，步兵惟有緝甲，用絹布不等。若紙棉俱薄，則箭亦可入，無論鉛子！今須厚一寸，用棉密緝，可長至膝，太長則田泥不便，太短則不能蔽身。惟舟中可用重甲，蓋不行路，不蹈泥田”。由此觀之，紙甲還是頗受士兵歡迎的武器，決不是裝潢修飾的“樣子貨”。
因此，隨著火器的使用在明軍中越來越普遍（戚家軍步兵營2700人中鳥銃手達1080人之多，佔編制總數高達40%，直到近兩百年後，清軍的火器比例才回復到這一水平），用處不大的舊式鎧甲也就越來越不受重視，從明代後期開始，棉甲和紙甲已經代替鋼鐵鎧甲成為明軍的主要裝備——畢竟綿甲和紙甲的重量比鐵甲低，穿著它的戰士機動性比穿鐵甲的戰士強。再者，這兩種甲的製造比鐵甲容易得多，成本也低，適合大量裝備。故而，薩爾滸之戰的明軍身著棉甲或是紙甲，以及協同參戰的朝鮮鳥槍手“積紙為甲”，其實都是有其實戰用處的。只可惜，這兩種甲多是用來防禦遠程射擊的火器，而不是用來防近戰的刀劍——偏偏在薩爾滸之戰中，歷史開了一個殘酷的玩笑，明軍遇到的敵人不是裝備先進火繩槍的日軍，而是仍然使用著落後冷兵器的滿洲八旗……
頗為諷刺的是，明軍的這套防身裝備，日後卻也被定鼎中原的清軍所繼承。清代發展到用綢、布、棉花和鐵葉、銅釘等合制而成的綿甲，無疑要比明代以前的鎧甲輕便得多，較適於火器時代的戰鬥要求。譬如八旗士兵大多裝備綿甲，在甲上釘有成排的金屬圓釘，以增強防護效能，並起到裝飾作用。不言而喻，如果明軍的綿甲（和紙甲）真的是一無是處的話，難以想象作為戰勝者的清軍為何卻會加以效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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