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放了“海禁”、“銀禁”的皇帝與大臣們發現，世界似乎有些不一樣了。
異邦商人手裡突然有了取之不竭的白銀，對中國產品購買的也更加瘋狂。這些人彷彿專門為了“錢荒”的大明帝國送銀而來。困擾明朝百年的缺錢問題突然就這麼解決了，中國人自此開始了不缺白銀的生活。
這些銀子從何而來？從美洲進口。自從西班牙發現了美洲之後，西班牙的船隊從美洲運回了大量金銀。這就好像冥冥中有一隻手，把西班牙人在美洲發現的白銀，與同時代明朝的貨幣問題聯繫起來了。
白銀從此成了聯結整個世界貿易的紐帶：歐洲人渴望獲得中國的絲綢、陶瓷和茶葉，但是本身沒有任何可以被中國看中並願意與之交易的產品。如今，靠著白銀，歐洲終於獲得了加入以中國為中心的世界貿易體系的資格。
據估計，在1545-1800年裡，世界的白銀產量約為13.7萬噸。而這13.7萬噸白銀，至少有6萬噸通過茶葉、瓷器、絲綢等貿易進入中國。這也是中國為什麼從明朝後期能夠採用銀子作為貨幣的最根本原因。
由於白銀從全世界不斷流入，使中國真正成為一個超級“用銀之國”。但這對歐洲來說，則是銀荒的轉嫁。
西方挖出來的白銀都被運到了中國，到了1800年以後，美洲的白銀產量大幅度降低，西方人沒有了白銀可供交換中國的瓷器、茶葉和絲綢，乾脆幹起販賣鴉片賺白銀的勾當，這最終導致了1840年的戰爭。某種程度上可以說，鴉片戰爭本該叫做“白銀戰爭”。當然，這是後話。
大量白銀的流入，使得明朝經濟快速地興旺繁榮起來。此時的明朝，已經變成一個世界貿易中心。它物產豐富，商品齊全，各國都樂於跟明朝進行貿易。
然而詭異的是，這場本該在世界各國間不斷流轉的白銀，卻在中國止步了。也就是說，不管流入多少白銀進入中國，都再也沒有流出來。並且按理說，白銀大量流入中國，應該會像濫發的紙幣一樣造成通貨膨脹現象，但當時的情況是銀價並沒有隨著白銀的增多而降低，反而出現了白銀騰貴的現象。
這種令人費解的現象，其實說起來很簡單。我們以中國史上對金銀最為痴迷的萬曆皇帝為例一窺全豹。
萬曆有一個很特別的愛好——愛攢私房錢。為了斂財，他想盡各種名目徵稅，比如你想養只雞，先交稅吧。大臣工作幹得好不好，要看進貢金銀有多少。在他的影響下，崇禎時期的官員阮大鋮對貪汙賦予了一種全新的意義：“想當官的人，只要拿錢，就能當官；犯法的人，只要拿錢，就放了他。執法的可以公開索賄，自己留一部分，其餘全上繳國庫，這樣一來，國庫就充足了。”
要說這麼辛苦搜刮來的白銀，放在國庫裡幹些正事，也是件好事。可白銀一旦入了萬曆的荷包，不管以什麼名目，讓他吐出來都是極其困難的。
萬曆年間，邊境發生戰事，大臣們哀求萬曆拿點銀子出來發軍餉，他考慮再三隻願拿出了一點零頭以示心意。而那些被他視若珍寶的白銀此時正在庫房裡慢慢變黑髮黴。上有皇帝“帶頭”藏銀而不用，更別說大臣和百姓們競相把銀子埋在地下了。
“藏銀地下”成了明朝的一種社會常態。這種囤積白銀的偏好，導致市場上流通的白銀逐漸減少，從而使得西方廉價的白銀在持續流入中國的情況下，購買力依然居高不下。
在那個沒有匯率的年代，這導致了中國的商品被歐洲各國的廉價白銀大量洗劫。同樣，大量的出口導致了大量的貿易順差，貨幣的大量湧入，也使得明朝經濟空前繁榮，財政收入空前擴張。
到了明後期已經成了一個“消費社會”。百姓們多年來由於缺錢而被壓抑的消費慾望，被大大激發起來，這使得明朝的手工業、商業得到迅猛發展。工商業既然成了能掙大錢的行業，勢必導致大量的務農者更願意進城做小買賣。
另外，手工業的發展也帶動了原材料的上漲，種糧食不如改種經濟作物，這使得明後期糧食產物相當匱乏。這種在國家還沒有能建立起金融秩序時，就提早的、過度的市場化，使得明朝大部分地區無法應對災荒或糧食的短缺。
果然，1610年後，流入中國的白銀逐漸減少。過於依賴世界市場的明朝，出口一旦受阻，國內立即陷入經濟危機。憂患意識極強的國人又開始慣性地“藏銀地下”，進一步加劇了貨幣的萎縮。於是，非食品價格通貨緊縮，而食品價格大幅上漲。
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在一個沒有確立匯率、國際貿易準則的年代，明朝政府過早地把一切交給市場，盲目依賴貨幣進口，而忽略了貨幣金融的安全和糧食生產的安全。於是明末那場空前的糧食危機成了壓垮大明王朝的最後一根稻草。
表面上看，李自成滅了明朝。但實際上，明朝覆亡於它的經濟崩潰。而導致明朝經濟崩潰的就是白銀短缺。可以說是白銀毀了大明帝國。現如今來看，一個白銀產量稀缺的國家，竟然會選擇別國富藏的白銀作為自己的貨幣，這無異於把自己的金融命脈委於他人，非常諷刺與荒唐。
在這個意義上，美國曆史學家彭慕蘭甚至把明亡的教訓，視為國家在財政、經濟上的“缺位”，而將一切放任給“市場”的典型案例，並將其作為觀察隨後數百年中國的一個重大視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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