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世界格局的变化，清廷也开始向西方派驻外交使团，但这些外交官们是不被当时的国人理解的。1876年，郭嵩焘出任第一任驻英公使时，有人专门写了一副对联儿嘲笑他，出乎其类反而呼其萃，不见如尧舜之事；未能侍人焉能侍鬼，何必去父母之邦？湖南长沙准备乡试的考生们扬言要捣毁他的住宅，开除他的湖南籍？
当时的驻俄使节回国后，衣着起居都有了一些欧洲风气，全家老少也跟着效仿。对此，朝中大臣们深恶痛绝。说他父亲曾国藩以道学闻名于世，儿子需要用遗俗改变国家，简直是大逆不道，一时物议沸腾，几乎要鸣鼓而攻之啦！这也不变那也不变变的，变的便只有尊严了。
1898年夏，清廷派黄遵宪出使日本，总理衙门撰写国书，开头为大日本国皇帝云云，光绪皇帝字斟句酌，又提笔在大日本国皇帝上加了同洲同种同文最亲爱九个字，当其时，大清朝曾经的冷漠和高傲已荡然无存，只剩下战战兢兢、唯唯诺诺的可怜与可恨了。
清朝官员既不熟悉外交事务，也不了解外国风俗，中国的驻外使节们，也由此遭遇了许多尴尬。每年的樱花节，日本天皇都要宴请百官，各国使节也会应邀参加。宴会采用的是西方礼仪，饭菜并不端上桌，而是放在大盆里，有点类似现在的自助餐。于是便出现了下面的状况：
占了座位的没有饭吃，去取餐时座位又被别人占了，清朝时穿的衣服都很宽大，袖子也很长，不利于使用餐具，每每行动迟缓，而宴会的时间又很短，使臣们往往刚取来食物还没有来得及吃，宴会就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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