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諶旭彬
甲午戰前，日本當局對清廷內部軍事、政治及民情等狀況的調查，已相當細緻，對其戰力有相當客觀的評估。清廷對日軍戰力的瞭解，則可謂一塌糊塗，充滿了“日嚇尿”、“清必贏”的盲目自信。
細緻的《征討清國策案》
日本參謀本部第二局長(管西局)小川又次，1879年曾被派往中國大陸，從事諜報偵查。明治二十年(1887)，小川又次向當局提交了《征討清國策案》。該《策案》對清國內部弊端和具體實力，有很準確的判斷。
《策案》開篇謂，“敦厚信義、避免干戈”這類見解很荒謬，現今世界乃“優勝劣敗弱肉強食之時”，希望日本當局能夠“自本年開始，以五年為期進行準備，時機到來，則（對清國）加以攻擊。”
對清廷的陸軍實力，《策案》的評估是：
“八旗兵大約三十萬人；綠營兵大約四十七萬人。此兩者之內，練軍約十萬人。蒙古兵大約十萬人。勇兵大約三十萬人。合計大約一百一十七萬人。”
其中，防勇、練軍四十萬人，戰鬥力較強，但也存在很多問題。
比如，部隊“由各省總督、巡撫分而轄之”，“教育之法各不相同”，雖然多聘請外國教練，但“並非舉而全然委任於外國教師，而是採用半洋、半清式之戰術”，這種非驢非馬的訓練模式，徒增混亂。將領方面的素質也不樂觀，“將校為文官，雖有武官，但也一概不知兵學為何物，皆是惟有利己之謀。”
再如，部隊分佈於各省，而清廷交通建設非常落後，“以此四十萬之兵員，佈於我十倍之土地面積，特別是道路粗糙惡劣，交通甚為不便，故而假令一方有事，也難以直接調遣鄰省之兵。”
餘下的七十七萬軍隊——朝廷之八旗，地方鎮臺之綠營，在小川又次看來，皆是“攜帶家眷之兵”，薪餉本極有限，“長髮賊大亂以來，……又減少官兵俸祿錢糧”，已到了“不從事賤業，則不足以餬口”的程度，“今查清國軍備金額，大約七千五百餘萬圓”，數額雖大，“但用於八旗、綠營者，恰如救助貧民”，僅算勉強養活，至於軍備訓練，完全無從談起，“實乃有名無實之兵員”。
小川又次還提到，中法戰爭後，因見地方勇兵坐大，清廷為維護其滿人統治，曾命地方“減少防勇人數，每年節省二三十萬兩，以充作訓練八旗兵之費用”。小 川認為，這種以弱易強的做法，反使清廷的軍事實力“又有幾分退步”。
圖：小川又次《征討清國策案》原文(部分)
對清廷的海軍實力，《策案》的評估是：
近年雖有進步，且時常“喚起世人矚目”，但“就其真正實力而論”，不過“虛勢眩惑”。
這個結論，是對比了中、日兩國海軍的硬件與軟件之後作出的。
關於硬件，小川又次的總結是：
“清國海軍數十隻軍艦中，能夠用於海戰者，不過只有北洋之五隻，南洋之四隻。以此九隻軍艦之威力，與本邦軍艦威力相比，雖然北洋之五隻軍艦與我浪速、高千穗、筑紫、扶桑、金剛五艦；南洋之四隻軍艦與我比睿、海門、天城、盤程四艦相同。”
他認為中、日兩國海軍的實力差距，主要存在於軟件層面。
比如，清廷海軍始終未能培養出自己的人才：
“清國之海軍，從艦長至士官人員，概為乏於學術”，故仰賴洋人甚多。
再如，清廷海軍分屬不同利益集團，號令不一，關鍵時刻也無法一致對外：
“清國水師所轄不同，經常相互不能應援，(法國）炮擊福州之際，有其他水師救助者乎？後來再三督責，也僅從南洋出動五隻軍艦，且在途中空為躊躇，最終招致石浦之恥。”
對清廷的整體軍事實力，《策案》的總結是：
“近來雖然虛張聲勢，頻繁謀求擴張軍備。但尚未達到杜絕百弊之源、佈設鐵路、採用義務兵役之日，決不能稱作真正之強國。”
換言之，清廷的軍事力量，在硬件（佈設鐵路）與軟件（義務兵役）兩個層面，皆尚未能實現近代化。
《策案》還注意到，這種“未近代化”的弊病，遍佈清廷的方方面面。比如財政，“清國歲入總計一億二千五百萬圓有餘。……擁有本邦十倍面積、人口之大國，其歲入不足本邦一倍，其財政困難可想而知。”
當然，最要命的是清廷缺乏近代國家必備的立國精神。《策案》稱：“國之基本，不只兵器精良和國內富饒。最為必要者，在於忠君愛國之熱情如何。”“忠君”一節，乃是日人“天皇”體制下的自詡之辭，與近代化並無關係，小川又次對此也明白：“清國若為純然之共和政治，即便缺乏忠君精神，但有富於愛國精神之義勇，在一朝有事之際，人心亦可以奮然於此”，可惜的是，
“今日清國之人民，……乃無智愚昧之人民”，“不知愛國為何物”。上述評估，並非小川又次的泛泛而談，是基於相當細緻的調查。《策案》所提供的清廷防勇、練軍的具體兵力數據表，顯示其調查具體到了清廷的每一省份，最終總計得出431400人的兵力總數。這是一份清廷自己也未曾掌握的軍力數據。
值得一提的是，《征討清國策案》，不過是日軍發動甲午戰爭前諸多調查報告與建策方案中，較突出的一份而已。這份《策案》出爐於甲午戰爭之前七年，卻仍能與甲午年清廷的狀況大體契合，亦可見清廷的止步不前。
圖：《征討清國策案》作者小川又次，曾親身參與甲午之戰
清廷內部的荒唐自信
當日清廷最高決策層，可大致分為三個梯次：最頂端者，乃垂簾已久的慈禧太后與親政日淺的光緒皇帝；其次者，乃帝黨、清流魁首翁同龢與北洋領袖李鴻章；再次者，則是舉足輕重的地方疆臣如兩江總督劉坤一、湖廣總督張之洞等人。
上述諸人中，對日本情狀瞭解最深者，莫過於李鴻章。
早在1864年任江蘇巡撫時，李鴻章即注意到了日本對中國的潛在威脅，曾致信恭親王等人：日本正派遣宗室、大臣子弟出洋考察西學，已漸見成效，該國“距西國遠而距中國近，我有以自立，則將附麗於我，窺伺西人之短；我無以自強，則將效尤於彼，分西人之利藪。”②
李還曾一度主張聯絡日本，共拒西方列強。1870年，他以“籠絡之或為我用，拒絕之則必為我仇”為理由，建議清廷與日本訂立平等通商條約，不可以傳統天朝觀念待之，正是出於這種考量。③但李的建議，既在清廷內部遭到批評，也不合日人心意——1870年日本派人來華要求訂約通商，旨在按西方列強與中國所訂之不平等條約模式，求取片面最惠國待遇、領事裁判權及協定關稅等不平等權利——李鴻章所主張的“平等待之”，在日人看來卻是一種恥辱。
此番風波後，李即密切留意日本的動態。但他並無可靠的情報來源，只得過度依賴駐日官員的觀察彙報。這些人缺乏情報蒐集能力，往往誤導視聽，其子李經方也不例外。
1891年，李經方擔任駐日公使。同年，北洋艦隊訪日。在給總理衙門的反饋中，李經方寫道：中國水師“兵威之盛，雄視東方”，故日人“特有意修好”，“同洲之國情誼可恃”。④而事實是：日本政府深受刺激，隨後出臺了一系列專門針對北洋艦隊的軍備擴張措施。
總體而言，李鴻章對日本軍事實力的認知，尚算客觀。甲午前夕，其奏摺稱：
“詳考各國刊行海軍冊籍內載，日本新舊快船推為可用者共二十一艘，中有九艘自光緒十五年後分年購造，最快者每點鐘行二十三海里，次亦二十海里上下。”
這些描述，大致是符合事實的。
不過，李鴻章在甲午年遲遲不願對日言戰，就現有材料觀之，非在於其對日軍戰力有多少了解，而在於其對北洋海軍的實情洞悉極深，如其末年自我總結：
“我辦了一輩子的事，練兵也，海軍也，都是紙糊的老虎，何嘗能實在放手辦理，不過勉強塗飾，虛有其表 。”⑤
相較李鴻章，清廷其餘高層之人，對日本的瞭解，就只剩下“日嚇尿”、“清必贏”的盲目自信了。
比如，身為帝師及清流領袖的翁同龢，對日本素無研究，他身邊的清流人物餘聯沅，曾上奏獻策，認為日本軍力薄弱，建議清廷派遣海軍直取東京。
翰林院侍讀學士準良，在奏摺裡聲稱：
“倭人所恃鐵甲戰艦，僅有大小二艘”。
翰林院編修曾廣鈞的信心更足：
“彼國只有鐵甲一艘，名曰扶桑，……(速度)並不算快。此艦尚不足畏，其餘各艦悉系同治年間所造木質舊船，更不足數，……
若以交戰大洋，直同兒戲。”江南道監察御史鍾德祥，也認為日本只有一些破木船，完全不是大清鐵甲的對手：
“日本傾國兵數不當中國之一，又弱不經戰，雖有甲船，而能與吾定遠、鎮遠較堅厚，僅有名速力者一艘差可強顏耳，諸下者或不及向時船政之木船。”⑥
及至開戰，以上種種關於日本軍事實力的描述，均被證明是胡說八道。
清流陣營如此。素有老成謀國之譽的疆臣劉坤一、張之洞等人，也好不到哪裡去。
身為湘軍領袖，劉坤一初時將甲午之戰視作李鴻章淮軍之事，袖手旁觀，且認為日本絕非中國對手，故身為兩江總督，卻對江蘇沿海一帶的防務卻遲遲未作規劃。
張之洞則素來認為，日本乃海權國家，中國乃陸權國家，彼此不存在利害衝突，不妨結盟共同對付俄國。戰事爆發後，張也極為樂觀，認為只要中國閉關絕市，就可使以迫使日本屈服。他對日軍的戰略和戰力，可謂毫無瞭解。⑦
劉、張二人尚且如此，其餘疆臣可想而知。
至於光緒與慈禧，前者見識淺陋，唯深受翁同龢影響，亟欲借對日戰爭鞏固自身地位；後者秉政雖久，但對國際局勢知之甚少，正汲汲於操辦自己的六十大壽，且認為兵兇不詳，既不願帝黨因戰事勝利而崛起，也不願因戰事波及個人壽典，故立場始終模稜兩可。
既不知己，又不知彼，清廷甲午之敗，不亦宜乎。
圖：西方國家報刊所繪製之“慈禧與光緒”註釋
①小川又次：《征討清國策案》，米慶餘/譯，收錄於《日藏甲午戰爭秘錄》，(澳門)中華出版社2007。該《策案》是小川又次在兩次秘密赴華偵查及聽取諸多諜報人員彙報後，於1887年2月完成。其“攻擊策案”分“彼我形勢”、“作戰計劃”、“善後處理”三大部分。有學者評價稱：甲午戰爭“基本上是按照這個戰略方案進行的”。②李鴻章：《代李伯相上總署論製造火器書》。③李鴻章：《遵議日本通商事宜片》。④李經方：《偕丁禹廷提督進謁日君情形》。⑤吳永：《庚子西狩紀實》。⑥戚其章主編：《中國史料叢刊續編·中日戰爭》第一冊，中華書局1996，P26、94、99。⑦(臺)李國祈：《清末國人對中日甲午戰爭及日本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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