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7.10 毛澤東一生喜讀《史記》

《史記》是漢代傑出的史學家司馬遷撰寫的我國第一部紀傳體的通史，也是一部優秀的傳記文學作品，它記載了上自黃帝，下至漢武帝徵和三年3000多年的歷史。它是人們公認的與司馬光的《資治通鑑》、班固的《漢書》鼎足而立的三部大書，位列《二十四史》第一史，被魯迅先生譽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毛澤東一生喜讀《史記》，他不僅研讀《史記》的視角獨特，見解獨具，而且善於從歷史人物的人生軌跡中以史鑑今，探討社會發展的規律，用於指導波瀾壯闊的革命和建設實踐，確實是空谷足音，不同凡響。

尊重史實，客觀辯證論紂王

商紂王，我國商代最後的一個王，稱帝辛，名受。《史記·殷本紀》載：帝紂 “知（智）足以拒諫，言足以飾非”，以為天下人都不如己；“好酒淫樂，嬖於婦人”；橫徵暴斂，大興土木；甚至以酒為池，懸肉為林，使男女裸逐其間，“為長夜之飲”。他設置種種酷刑，殺害賢臣，囚禁西伯姬昌，最後搞得眾叛親離。周武王乘機率諸侯伐紂，大戰於牧野。紂兵陣前倒戈，紂敗走，登鹿臺，衣其寶玉衣，自焚而死。因《史記》的赫赫權威性，其對商紂王的評價早已成為“鐵案”，千百年來，代代相傳，商紂王成了荒淫亂政、拒諫賊賢的暴君“典範”。

直到上世紀40年代末至50年代初，毛澤東基本沿襲了傳統史學對商紂王的評價。1949年8月18日，毛澤東發表《別了，司徒雷登》一文，批評韓愈寫的《伯夷頌》，認為它“頌的是一個對自己國家的人民不負責任、開小差逃跑、又反對武王領導的當時的人民解放戰爭、頗有些‘民主個人主義’思想的伯夷，那是頌錯了”。毛澤東認為，武王伐紂是推翻暴政的正義之舉，無可厚非。1952年11月1日，他參觀河南安陽殷墟，興致勃勃地談起盤庚遷殷後商紂王主政的歷史：“紂王濫用職權，為自己享樂，在修建重樓重閣和金碧輝煌的鹿臺中，不知道耗費了勞動人民多少金錢和血汗。那些酒池肉林、折脛之說，證明了他的放蕩、荒淫和殘暴。”但是，隨著郭沫若《青銅時代》一書在1954年和1957年兩次再版，毛澤東對商紂王的評價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郭沫若的史學論集《青銅時代》，於1945年在重慶出版。該書強調：“像殷紂王這個人對於我們民族發展上的功勞倒是不可淹沒的。殷代末年有一個很宏大的歷史事件，便是經營東南。這幾乎完全為周以來的史家所抹殺了。這件事，在我看來，比較起周人的剪滅殷室，於我們民族的貢獻更要偉大。這件事，由近年的殷墟卜辭的探討，才漸漸地見了天日。”他還以《尚書·泰誓》中的記載為據，證明紂王征服東夷所獲俘虜甚多，而殷商的士兵損耗必不少，只能用俘虜來補充，從而導致了周武王乘虛而入時，紂王的俘虜兵陣前“倒戈”的悲劇。他進而判斷，紂王名聲不好，周人的宣傳起了很大作用，《尚書》中《牧誓》《泰誓》把紂王說得一無是處，對後世影響深遠，周以後的人“深受了周人的宣傳的毒”。

顯然，《青銅時代》1945年出版時，毛澤東正忙於統籌指揮軍事鬥爭，無暇顧及歷史學術問題。當此書兩次再版後，毛澤東便不僅讀過了，而且印象極深。毛澤東看待歷史人物，一貫運用兩點論、二分法，尊重史實，修正謬說，以歷史唯物主義觀點，知人論世。郭沫若首倡為商紂王翻案，毛澤東大力支持。1958年11月，他在一次談話中說：“其實紂王是個很有本事、能文能武的人。他經營東南，把東夷和中原的統一鞏固起來，在歷史上是有功的。紂王伐徐州之夷，打了勝仗，但損失很大，俘虜太多，消化不了，周武王乘虛進攻，大批俘虜倒戈，結果使商朝亡了國。”

毛澤東一再為商紂王說好話，絕不是一時心血來潮，更不是單為“標新立異”。《荀子·非相篇》記載：紂王“長巨姣美，天下之傑也；筋力超勁，百人之敵也”。既然紂王能文能武，卻把他描繪成一無是處的混世惡魔，顯然有失公允。

其實，毛澤東力主為“臭名昭著”的商紂王翻案，主要依據有兩條：第一，評判歷史人物堅持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看他在推進歷史進程中的實際作為和貢獻。對於帝王，就要看他在開疆拓土、促進統一方面究竟是進步還是退步？毛澤東認為，商紂王征服東夷，鞏固了東夷與中原的統一，促進了長江流域、淮河流域經濟和文化的開發，這是了不起的功勞，值得充分肯定。第二，堅持辯證發展的觀點，一切以新發現的史料為評價人和事物的標準。絕不能漠視新史料、新發現，要隨著考古新發現，與時俱進，及時修正過時的觀點。即便對於自己心血結晶的著作，他也採取了同樣態度。1965年1月9日，毛澤東會見老朋友斯諾，斯諾說他相信毛澤東著作的影響，將遠遠超過我們這一代和下一代。毛澤東的回答既幽默又出人意外：“我不能駁你，也不可能贊成。這要看後人，幾十年後怎麼看”，“現在我的這些東西，還有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東西，在一千年以後看來可能是可笑的了。”

探本溯源，陳勝失敗因“二誤”

陳勝，字涉，陽城（今河南登封東南）人。出身僱農，年輕時即有推翻秦王朝的“鴻鵠之志”，雖為僱工，卻發出“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的感嘆。秦二世元年（前209年），陳勝被徵與吳廣等900人謫戍漁陽（今北京市密雲西南）。他們屯駐大澤鄉時，因遇雨失期，按秦法當斬，遂與吳廣發動了我國曆史上第一次大規模農民起義。起義軍迅速發展到數萬人，並在陳縣（今河南淮陽）建立張楚政權。他被推為王，旋即派兵攻取趙魏之地，又派周文率主力軍進攻關中。後周文戰敗，秦將章邯以優勢兵力反撲，圍攻陳縣。他率軍英勇奮戰，失利後，被叛徒莊賈殺害。作為開天闢地的革命家，毛澤東不但盛讚 “陳王奮起揮黃鉞”、首義滅秦之功，更重視吸取他失敗的教訓，避免重蹈其覆轍。他用紅黑兩種顏色，在《史記·陳涉世家》中做過不少圈劃。司馬遷認為，陳勝的失敗原因有二：一是功成忘本。陳勝當年為人耕田，曾對夥伴許諾：“苟富貴，毋相忘”！他稱王后，開始還能踐行前言，熱情招待一位來找他的窮夥伴。但後來經不住別人挑撥，說這個舊相識出入宮廷，盡談論他貧窮潦倒的往事，有損威信，陳勝便把那人殺了。這一來，大家都躲得遠遠的，沒有人再敢接近他。“諸陳王故人皆自引去，由是無親陳王者。”毛澤東在此句文字的天頭，批寫“一誤”兩個大字，又用粗重的紅鉛筆在文中劃了著重線。二是用人失當。《史記·陳涉世家》記載，陳勝任命朱房、胡武為人事和監察官員，主管文武官員的考績升遷和黜退刑殺。兩人專擅朝政，胡作非為，順我者昌，逆我者亡。而陳勝對其不僅不查辦，反而加官進爵，倍加信任。這樣，陳勝派出去的將官就不敢再親附他，有了地盤和實力就各自獨立，這是陳勝失敗的又一原因。司馬遷為此痛惜地寫道：“諸將以其故不親附，此其所以敗也。”毛澤東贊同司馬遷的點睛之筆，在這段文字的天頭，又批寫“二誤”兩個大字，並用同樣粗重的紅鉛筆劃了著重線。

◆陳勝吳廣起義。

陳勝以一介農夫，揭竿而起，所向無敵。但是，一旦他功成忘本，重用壞人，原本銳不可當的軍事優勢，便忽而煙消雲散，其如日中天的“張楚”政權，僅僅維持了六個月，便轟然倒塌。一誤，為忘本，即忘了初心;二誤，為用人不當，即失了公心。驗之於此後的歷次農民起義失敗的慘痛教訓，此俱為重蹈覆轍的悲劇之因。偉人洞察之深，振聾發聵，真是警鐘於今仍在耳啊！

血的教訓給予毛澤東的印象太深了。他牢牢記住陳勝的悲劇，終其一生，不忘艱苦樸素的革命傳統，在工作作風、家庭生活及子女教育等問題上，始終和工農群眾保持一致，成為國內外罕有的居元首之位仍一直保持農民本色的偉人。

◆毛澤東十分喜愛讀史，這是他閱讀《史記·高祖本紀》後的眉批。

1950年2月27日，毛澤東第一次訪蘇回國。專列到達滿洲里，毛澤東為中共松江省委題詞：“不要沾染官僚主義作風”。 3月1日，專列駛進瀋陽，毛澤東下榻遼寧賓館。而後，時任東北局書記的高崗請毛澤東、周恩來、胡志明吃飯。宴會太豐盛了，東北特產應有盡有。毛澤東一進餐廳，臉色頓時沉了下來。他禮節性地請胡志明多吃多喝，自己只象徵性地喝了幾口葡萄酒，吃了點飯，便放下筷子，吸起煙來。飯後，毛澤東來到會議室，當著大小領導的面嚴厲批評晚上的飯菜太多、太浪費。他說：“同志們，我們是人民的公僕，是為人民服務的。如果我們一層層仿效下去，這麼吃起來，在人民群眾中將會有什麼影響?你們應當重溫七屆二中全會精神。”次日，在東北局、遼寧省、瀋陽市領導幹部大會上，毛澤東又講到昨天那餐飯，嚴肅地說：“我在哈爾濱提過不要大吃大喝，到瀋陽一看比哈爾濱還厲害。我和恩來不是為了吃喝，搞那麼豐盛幹什麼？中央三令五申，要謙虛謹慎，戒驕戒躁，要艱苦奮鬥，你們應作表率嘛！”毛澤東越說越激動：“你們要做劉宗敏，我可不想當李自成啊！”毛澤東不僅這麼說，更身體力行，帶頭艱苦奮鬥。建國後，雖然他身為黨和國家的主席，但九年不做一件新衣服，線襪子補了又補。他粗茶淡飯，最好的營養菜不過是一碗紅燒肉。他對共患難的老同學、老同事、老朋友、警衛人員、服務人員等，凡是生活有困難的，都深切關懷，常常從自己的工資和稿費中，慷慨解囊資助，或在政策允許的範圍內，請當地政府儘量幫助解決。另一方面，毛澤東對建國後黨內滋生的腐敗現象極為警惕和痛恨，處理極為嚴厲。他說：“誰要是搞腐敗那一套，我毛澤東就割誰的腦袋。我毛澤東若是搞腐敗，人民就割我毛澤東的腦袋。”對此，老一輩革命家謝覺哉由衷讚歎：毛澤東是第一個與中國的“官國”傳統徹底決裂的領導人。

蒙哥馬利，英國陸軍元帥，二戰時盟軍最傑出的將領之一。1960年，他訪問中國。5月27日在上海文化俱樂部毛澤東會見了他，並共進晚餐。交談中，蒙說：“我衡量一個政治領袖的標準是看他是否會為了地位而犧牲他的原則。如果一個領袖為了取得很高的地位而犧牲他的原則，他就不是一個好人。”毛澤東說：“我的意見是這樣的，一個領袖應該是絕大多數人的代言人。”蒙說：“但是他也不能犧牲他的原則啊！”毛說：“這就是原則，他應該代表人民的願望。”可見，汲取歷史上“功成忘本”的教訓，不管居於多麼高的地位，永遠站在絕大多數人民的立場上想問題、辦事情，這就是毛澤東生前橫掃國內外一切對手、身後又廣受人民擁戴的力量源泉！

鑑戒分明，慧眼獨具說劉項

《高祖本紀》《項羽本紀》，是《史記》中的精彩篇章。毛澤東傾心研讀，並結合現實，發表了許多切中要害的點評，值得深深品味。

劉邦，西漢王朝的開國皇帝。字季，秦朝泗水郡（今江蘇沛縣）人。劉邦以一平民，在秦末農民大起義的烽火中力壓群雄，提三尺劍開創幾百年的漢朝江山。這在夏、商、周以來的歷史上，可稱破天荒的第一人。項羽，同劉邦一樣，是秦末重要的反秦領袖，下相（今江蘇宿遷西南）人。名籍，字羽，出身貴族，世代將門，力能扛鼎，勇冠三軍。楚漢相爭，項羽垓下戰敗烏江自刎後，被劉邦以魯公禮葬於谷城。

項羽與劉邦相比，開始在軍事上佔有巨大優勢，但劉勝項敗，其原因何在？毛澤東在閱讀《史記·高祖本紀》時，提筆評點道：“項王非政治家，漢王則為一名高明的政治家。”而劉邦又究竟高明在哪裡？毛澤東高度概括道：“漢高祖劉邦比西楚霸王項羽強，他得天下一因決策對頭，二因用人得當。”

◆西楚霸王項羽。

決策對頭：1964年1月7日，毛澤東在談話中，列舉了劉邦虛心納諫做出的幾個重大戰略決策。一是聽張良勸說，封舉足輕重的韓信為齊王，此事詳載《留侯世家》；一是楚漢劃界鴻溝後，聽張良、陳平之勸，乘勝追擊引兵東向的項羽，此事詳載《項羽本紀》；一是劉邦稱帝后，欲建都洛陽，聽齊人劉敬建議，入都關中長安，此事詳載《劉敬列傳》。這幾大決策，均為決定楚漢戰爭勝敗及西漢王朝本固邦寧的大事，而劉邦都做對了。

用人得當：劉邦初登帝位，對群臣說：列侯諸將說說心裡話，我得天下的原因是什麼？項羽失天下的原因是什麼？高平、王陵答道：陛下對部下雖時有輕慢，但卻能“與天下同利”；項羽“嫉賢妒能，有功者害之，賢者疑之”，又不能與人共享戰果，所以他失掉了天下。劉邦搖搖頭，不以為然：“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運籌策帷帳之中，決勝於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饋餉，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軍，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此三者，皆人傑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為我擒也。”其實，軍事天才韓信與另一個與張良齊名的重要智囊陳平，原為項羽部下，皆因項羽對他們言不聽、計不用，不得已投奔了劉邦。正是這一文一武，一個戰場戰無不勝，一個幕後屢出奇計，最後要了他的命。相較於項羽，劉邦用人，“英雄不問出處”，凡是有用之才，他不論其出身、門第高低貴賤，不在乎別人的詬病，一律唯才是舉，使其各盡其才。難怪毛澤東評價：“漢朝的劉邦是封建皇帝裡邊最厲害的一個。”

“楚雖三戶，亡秦必楚”。 在滅秦戰爭中有“戰神”級表現的項羽最終敗於劉邦之手，毛澤東分析其原因，主要是項羽既不識人，不會用人，又聽不進不同意見，由此產生了一系列戰略失誤。這也是他判定“項王非政治家”的主要依據。1963年1月7日，毛澤東在談話中說到：“項羽有三個錯誤，如鴻門宴不聽范增的話，放跑了劉邦；（楚漢訂立）鴻溝協定，他認真了；建都徐州，那時叫彭城。”每逢大事不納諫，剛愎自用，最終鑄成了項羽的千古悲劇。

◆楚漢相爭鴻門宴。

毛澤東歷來提倡學歷史古為今用。針對一些地方的第一書記工作作風不民主、大事獨斷專行問題，毛澤東在1962年1月30日召開的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以古喻今，指出：“有這樣的情況：一切事情，第一書記一個人說了就算數。這是很錯誤的。哪有一個人說了就算數的道理呢？我這是指的大事，不是指有了決議之後的日常工作……從前有個項羽，叫作西楚霸王，他就不愛聽別人的不同意見。他那裡有個范增，給他出過些主意，可是項羽不聽范增的話……我們現在有些第一書記，連封建時代的劉邦都不如，倒有點像項羽。這些同志如果不改，最後要垮臺的。不是有一齣戲叫《霸王別姬》嗎? 這些同志如果總是不改，難免有一天要‘別姬’就是了。”毛澤東強烈期望黨的各級主要領導幹部，以古為鑑，吸取項羽不納諫導致失敗的教訓，當好黨的民主集中制的“班長”，殷殷之情，溢於言表。

在毛澤東看來，項羽不能納諫、不會用人的背後，和他主觀上的一個致命弱點“沽名”有關。“沽名”與“釣譽”相連，即故意做作或用某種手段謀取名譽。項羽經苦戰消滅了秦軍主力，入關後與先入關中的劉邦軍隊發生矛盾，可他“為人不忍”，為避免負“不義”之名，沒有以40萬對10萬的軍事優勢去消滅劉邦；鴻門宴上優柔寡斷，阻止部下誅殺劉邦，演繹了一個現代版的“農夫與蛇”的故事。項羽“沽名”，換來的不是“虛譽”，而是掉腦袋。

1949年三大戰役結束，國民黨軍主力已被消滅，風雨飄搖的國民黨政府派出和談代表，提出劃江而治的方案，國際上也有人鼓動我黨同意這個方案。但毛澤東斷然予以拒絕，決心打過長江去，解放全中國。1949年4月，毛澤東揮筆寫下《七律·人民解放軍佔領南京》，其中 “宜將剩勇追窮寇，不可沽名學霸王”的名句，就飽含了毛澤東讀《項羽本紀》的深切感悟：對狡猾兇殘的敵人決不能優柔寡斷，寬容姑息。一日縱敵，千古遺患。對已成“落水狗”的敵人，只有窮追猛打，才能避免功敗垂成，才能將革命進行到底。

逆境烈火，更能淬鍊出精鋼

司馬遷，字子長，左馮翊夏陽（今陝西韓城西南）人。其父司馬談任漢武帝時的太史令。就在他繼承父親遺志，專心寫作史書時，發生了李陵戰敗投降匈奴事件。司馬遷認為李陵投降匈奴，事出有因，就為其辯護，想不到觸了漢武帝的逆鱗，被捕入獄，遭受殘酷的腐刑。後獲釋出獄，任中書令。面對天降大禍，志向高遠的司馬遷包羞忍恥，歷經十餘年努力，終於在53歲時，完成了《史記》的撰寫。《史記·報任安書》，是司馬遷寫給朋友任安的一封回信。信中，他向任安敞開心扉：“人固有一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自己之所以接受腐刑、隱忍苟活，不是貪生怕死，捨棄名節，而是追尋前賢“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的足跡，處逆境而發奮，“述往事，思來者”，完成一部“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大著作。

◆司馬遷。

毛澤東一生尤其是早期歷盡磨難，他對司馬遷的處境和情感，心有靈犀，十分讚佩。在1962年1月30日召開的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毛澤東引用《史記·報任安書》中的內容，並加以發揮：“司馬遷說過：‘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聖賢發憤之所為作也。’……司馬遷講的這些事情，除左丘失明一例以外，都是指當時上級領導者對他們作了錯誤處理的。我們過去也錯誤地處理過一些幹部，對這些人不論是全部處理錯了的，或者是部分處理錯了的，都應當按照具體情況，加以甄別和平反。但是，一般地說，這種錯誤處理，讓他們下降，或者調動工作，對他們的革命意志總是一種鍛鍊，而且可以從人民群眾中吸取許多新知識。我在這裡申明，我不是提倡對幹部，對同志，對任何人，可以不分青紅皂白，做出錯誤處理，像古代人拘文王，厄孔子，放逐屈原，去掉孫臏的膝蓋骨那樣。我不是提倡這樣做，而是反對這樣做的。我是說，人類社會的各個歷史階段，總是有這樣處理錯誤的事實。在階級社會，這樣的事實多得很。在社會主義社會，也在所難免。不論在正確路線領導的時期，還是在錯誤路線領導的時期，都在所難免。不過有一個區別。在正確路線領導的時期，一經發現有錯誤處理的，就能甄別、平反，向他們賠禮道歉，使他們心情舒暢，重新抬起頭來。”

1975年，病中的毛澤東同身邊工作人員又談到“逆境”“挫折”對人的鍛鍊。他說：“中國有兩部大書，一曰《史記》，一曰《資治通鑑》，都是有才氣的人在政治上不得志的境遇中編寫的。看來，人受點打擊，遇點困難，未嘗不是好事。當然，這是指那些有才氣，又有志向的人說的。沒有這兩條，打擊一來，不是消沉，便是胡來，甚至去自殺，那便是另當別論。”

《史記·張儀列傳》，也是毛澤東喜愛的名篇。戰國後期，“戰國七雄”之間的政治鬥爭策略主要圍繞兩方面展開：或是關東六國採取合縱（聯合）的辦法共同抗秦；或是秦用連橫的策略，打破六國間的統一戰線，對六國各個擊破。於是許多政治說客，便分別用合縱和連橫這兩種策略遊說各國國君，被稱為縱橫家，其代表人物就是蘇秦和張儀。

蘇秦，洛陽人，字季子。他遊說諸國，獻合縱之策，獲得成功，趙國封其為武安君，直至身佩六國相印。張儀，魏國安邑(今山西萬榮)人，魏國貴族後裔，主張連橫之說。蘇秦和張儀都是鬼谷子的學生。蘇秦當了趙國宰相，張儀卻只在楚國當小官，因楚相失玉疑張儀所竊，遭痛打。落魄的張儀只好投奔權勢正盛（下轉61頁）（上接37頁）的蘇秦。蘇秦深知張儀之才，他明白，如張儀到秦國去，必有大成。憑他和張儀的關係，這必將有利於三晉尤其是趙國的利益。在接見張儀的宴會上，他便故意對遠道而來求助的老同學百般羞辱。此後，蘇秦暗派親信找到張儀，鼓動他西入秦國謀出路。到秦國後，這名親信又交給張儀大量錢財，張儀靠“辯才”和走門路，先任客卿，最終登上相位。臨辭別，蘇秦的親信這才一一道出原委：你得到的一切都是由蘇秦一手策劃的。張儀如夢方醒，大為感動，當即表示，只要蘇秦活著，他就絕不讓秦進攻趙國。

1962年12月26日，毛澤東69歲生日，他同部分親屬和工作人員聚餐時，用十分幽默風趣的語言講了蘇秦和張儀的這段故事，最後說道：“蘇秦知道張儀是個人才，能做大事，如果在趙國依靠蘇秦，他也只是當個‘科長’什麼的就算到頂了。”“你們看，蘇秦對張儀是好意還是惡意？我們之間，進行批評幫助都是好意。就是明明知道某些批評是惡意也要聽下去，不要緊嘛！人就是要壓的，像榨油一樣，你不壓，是出不了油的。人沒有壓力是不會進步的。”

毛澤東的點評道出了一個亙古不變的真理：逆境出人才，烈火更能淬精鋼。任何人的成長髮展都與各種“逆境”“挫折”和“壓力”結伴而行。對於懦弱者，“逆境”“挫折”是深淵，是地獄；但對於真正的強者而言，則會變磨難、不公、委屈為煉獄，烈火淬鋼，成為更堅定、更成熟、更無畏的戰士。這也是毛澤東點評這兩個《史記》名篇，帶給我們的寶貴人生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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